震惊文坛的《草原》

1886年以后，契诃夫的作品不断地在著名的《新时代》发表，同时，在葛里高乐维奇、苏沃林以及普列谢耶夫等文学大师的关注下，很快契诃夫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了。

秋天，契诃夫一家人从巴勃基诺出来之后，又搬到了库德林花园街的一幢小楼房里，这套房子虽然房租贵得吓人，但是各个房间设计合理，又靠近市中心，而且环境优美，所以大家也很满意。契诃夫还给这幢楼房起了个名字叫“五斗橱”。

晚上总有兄妹们的朋友来聚会，尼古拉弹钢琴，然后大合唱，接着是一片欢声笑语。每逢重大节日，家里就会格外热闹，尤其是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

有一天，老作家葛里高乐维奇从圣彼得堡来到莫斯科，晚上去探望契诃夫。契诃夫在楼下的书房里与这位慈父般温暖的老前辈热烈拥抱。

正巧，楼上的客厅里聚集着一大群年轻人，包括契诃夫的兄弟、同学以及妹妹的女友们。笑声、音乐声、说笑声响成一片。

葛里高乐维奇一边与契诃夫交谈，一边不时向楼上张望。后来他干脆上到楼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年轻人的嬉戏中去了。事后老人感叹道：“你们哪儿知道，契诃夫闹成什么样子！那才是真正的狂欢节！”

列维坦、柯罗连科、格鲁津斯基、谢格洛夫更是“五斗橱”的常客。契诃夫非常敬佩柯罗连科，与他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柯罗连科蓄着大胡子，从大学时代就接近革命人士，阅读禁书，后来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逐出莫斯科。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他又第三次被逮捕并放逐。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死后，柯罗连科拒绝以政治犯的身份向沙皇做效忠宣誓。因此又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但他在多次的苦难折磨中，始终以强者的姿态，写下了大量小说。1885年获释后，警察仍然密切监视他。

契诃夫不但喜欢柯罗连科的作品，更敬重他的为人，他曾表示：“柯罗连科是个很好的人，不但跟这个汉子并排走是一件快活的事，就是跟在他后面走也是一件快活的事。”

由于这些优秀人物的光临，“五斗橱”四壁增辉。

但是，契诃夫毕竟还要赡养一个大家庭呀，虽然他也非常愿意与朋友们一块玩耍，但在刊物催稿的情况下，只好抽时间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工作。

一次，柯罗连科询问契诃夫的写作情况：“在这种门庭若市的情况下，你是怎么编故事的呢？”

契诃夫随手拿一个烟灰缸放到柯罗连科面前，说：“明天，它就是个故事！题目就叫：烟灰缸。”

令契诃夫欣慰的是，大哥亚历山大从麻木不仁中走出来了，变成了一个明理的人。契诃夫替他在《新时代》找了个记者兼校对的工作，因此他住到圣彼得堡去了。

亚历山大也成了弟弟在首都的代理人。经常到报社索取弟弟的稿酬，替契诃夫向出版社和同事转递信件，同时注意契诃夫著作的销售情况。

1887年3月初，契诃夫得知大哥染上了伤寒病，于是立即动身前往圣彼得堡。到达那时，却发现亚历山大身体很好。他对弟弟说：“我最近情绪不好，心里很害怕，于是就给你发了电报。”

但恰巧，亚历山大的妻子却真的染上了伤寒，契诃夫竭尽全力帮助治疗，终于使她恢复了健康。

在这次逗留中，苏沃林提出将出版一部契诃夫的小说选集，并付给他预支稿费300卢布。

契诃夫欣喜地带着这笔意外的收入，不顾感冒返回莫斯科，赶紧处理日常事务，匆忙写了《伤寒》《生活的烦恼》《迷》等几篇小说，并立刻寄给了苏沃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怀着幸福的心情，只身一人返回了故乡塔干罗格。

离开故乡八年了，然而，这次塔干罗格的一切都使他感到不快和烦恼。已经习惯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繁华大城市的生活了，契诃夫感到这里的人们行动迟缓，空气污浊，人们似乎停留在另一世界里。

他问自己：“我为什么魂牵梦萦地要回到这里来，我为什么要长途跋涉要回到这里来？”

在返回莫斯科之前，契诃夫一定再去看一看故乡的草原，看一看哺育他成长的大自然。契诃夫是在草原上长大的，但是从中学之后，他就与草原分别了。

那广阔无垠的旷野，那带着花草香气的阵阵薰风。他躺在一望无际的天穹之下，看着空中翱翔的鸟儿，盘旋的苍鹰。

见到这些自由的精灵，契诃夫又高兴又伤感，作为人，他的灵魂可以在天空翱翔，但身体却无法腾飞。

啊！大草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迷人的草原风光引起契诃夫美好的遐想：童年时代，母亲曾给他们讲述过，年轻时横跨草原、穿越森林去寻找外祖父的坟墓的情景；暑假的时候，曾经到祖父的庄园上去游玩，在那里的顿涅茨草原上疯闹；多年之后，我再次回到故乡，回到草原，却物是人非。

这时的契诃夫，正在思索一种艺术上的革新，他很想写一些诗情浓郁的作品。尝试运用更加广阔的中篇小说的样式进行创作。

柯罗连科曾一再鼓励自己写中篇，契诃夫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把童年时代最宝贵的印象与这次重返故乡作为素材，创作一部中篇小说，写一篇题材截然不同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将是“一部草原百科全书”，作品的题目就叫《草原》。

他躺在高高的垛满羊毛的车顶上，视野里只有草原、蓝天。他是惆怅的，也是欢欣和好奇的。快乐仅仅因为他还是个孩子，9岁，像青草一样幼绿，他还没有进入正式的生存竞争和搏杀之列，他身在圈外，生命尚未被套上货物和沉重的鞍子。除了童贞，他没有行李，那些沉重的羊毛属于成人世界。

《草原》本身并无复杂的结构，全文自始至终由“旅行”牢牢占据着，由一个9岁孩子的视觉和心理记录牢牢控制着……它不是用矛盾，不是借外部人物事件的冲突来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景色美和人的生存企求之间的对比、落差以呈现小说主题。作为生命容器的大自然是如此令人迷恋、陶醉，而这美丽器皿中盛放的竟是无数艰辛、酸楚、命运的粗暴与乖张。

在《草原》中，几乎没有任何人物间的对立，表面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命运的挣扎感、无力感、被掠夺感、控诉感、悲怆感，却像无处不在的阴雨和空气一样低低地笼罩着草原和草原上的流浪汉们，让人疼痛，让人凄然和震颤。

刚开始的时候，契诃夫感到，要叙述一个大草原的千姿百态而不让自己和读者生厌，实在不容易。故事没有任何情节，这就更难办了。他告诉柯罗连科：

这个题材是好的，我写得很愉快。但是我不习惯于写长篇，怕写过了头反而得到相反的结果。

每一页的内容都紧凑得像一个独立的短篇，各种画面相互重叠，相互挤压，并且由于相互抵消而损害了整体效果。

读者从中得到的只会是厌倦，从而唾弃它。需要用秀丽的容貌和别致的景色去代替情节的空谈，并让描写具有提示心理感受的价值。

随着写作的进展，契诃夫又恢复了信心。他承认，他写作《草原》，就像“一个美食家品尝一只山鹬”，津津有味而又不慌不忙。他写信告诉普列谢耶夫说：在写作时，我仿佛觉得周围散发着夏日草原的气味。

契诃夫的《草原》，笼罩着一股巨大而不朽的宗教苦难气息和命运神秘氛围。假如这苦难得不到足够的舒展和充盈，那它就始终是浑浊、磐重沉闷的，只能像顽石一样造成压抑，而不会诞生美。

契诃夫的成绩即在于赋添了这苦难以饱满的亮度和梦幻色彩，忧郁黑夜里突然奇迹地有了歌声，有了橘红的神明的篝火。严肃中分泌出了微笑，荆丛中爆绽出花朵。这亮度源自几个人物的出现，他们代表着恶劣命运中的另类，表现着苦难世界上的另一种活法，正是他们的莅临，给草原和主人公吹来了一股心灵惊喜和暖流。

草原充满诗意的景致与童话般富于变幻的生活场景的描绘，表明作家不仅对生活诗意具有敏锐的感受力，而且对祖国未来命运充满了自信心。另一方面，那酷暑下沉闷的草原，无疑又成了令人窒息的俄国社会生活的象征。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契诃夫就写完了草原的故事，他立即把它寄给了普列谢耶夫主持的《北方通讯》。并请他毫不客气地发表意见：

我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不要讲客套话，如果能是这样，就请告诉我，我的故事糟糕而令人生厌。我急切地渴望知道事实。

五天后，契诃夫收到了普列谢耶夫的来信，信中对《草原》赞不绝口：

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你的中篇小说。一开始阅读我就爱不释手了，柯罗连科的看法也和我一样。作品非常出色，妙笔生花，诗意盎然，而又具有深刻的意义。

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草原》会打开我们同代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有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美的宝藏，始终还没人碰过，因而对俄罗斯作家说来路子是不窄的。

你极有前途，有非常光明的前途。加尔申为之倾倒，波勃雷金对您五体投地，认为您是现时小说家中天分最高的一个。

普列谢耶夫信中提到的加尔申，是一位极有天才的青年作家，擅长写短篇小说，代表作《小红花》响誉文坛。加尔申与契诃夫是相识不久的青年朋友，但两个人一见如故，感情甚笃。

《草原》在《北方通讯》3月号上发表后，读者及评论界立即作出了极其热情的反应，引起强烈轰动。

《新时代》评论家布列宁说：

他新发现的草原，是足以同俄罗斯艺术的杰出成就相媲美的，他与果戈理、托尔斯泰可以相提并论。

托尔斯泰说：

他的才能比莫泊桑更精深。

高尔基一语定判：

非凡的文学天才！

而更让契诃夫惊喜交集的是，《北方通讯》编辑部竟然付给了1000卢布的稿酬！

自从发表《草原》后，当时刚刚25岁的契诃夫，已经跻身于第一流作家的行列，成为俄罗斯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