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剧本创作

1887年，从塔干罗格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契诃夫又去了巴勃基诺。但是，在那里也已经找不到往日的欢乐和灵感了。他只感觉房间阴冷，天空低沉压抑，他的情绪也一天比一天坏。

契诃夫写信向莱金抱怨说：“好久以来，我没有写出任何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源泉已经枯竭。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心情忧郁，不愿迈出家门一步，手无握笔之力，总之，这是你所不相信的烦躁心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是绝对不能工作的。”

这一天，在一个小客店里，契诃夫恰巧遇到了小说家、剧作家谢格洛夫，他们两人彻夜畅谈戏剧创作，契诃夫创作剧本的愿望又一次被鼓动起来，他决心写一部多幕情节剧。

契诃夫在少年时代就热衷戏剧，塔干罗格剧院曾留下他多少憧憬。中学时还曾写过剧本，但还没有真正从事戏剧创作。

这个时期，俄国的戏剧界正处于停滞状态，剧院里充斥着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戏剧，或是外来品，或是改头换面的东西。

1886年春天，科尔什剧院的经理科尔什先生曾经两次请契诃夫写个剧本，当时契诃夫并没有太重视，他甚至对基斯列夫夫人说：“显然，我不会写剧本。我不会与剧院和观众打交道，让他们见鬼去吧。”

但是，当他与科尔什一次交谈中，两个人最后竟然打起赌来，契诃夫冲动地说：“我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完成一部大型剧本。”于是，当天夜里他也没有睡着，躺在床上想出了一个题材：

那些很有才华的朋友，他们都是天才，但却为社会所不容，自己又没有勇气，到头来闹了个可悲的下场。加尔申、帕尔明，还有自己的大哥、二哥。这个剧就写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精神崩溃和消沉堕落的命运，通过它唤起人们对这类人的同情，挽救他们，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本剧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概括性的形象，他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代表着一整批在现实要求面前破产了的知识分子活动家的典型。就定名为诺维奇·伊凡诺夫吧。要不干脆就叫伊凡诺夫还简单些。

契诃夫写给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中阐明了创作《伊凡诺夫》的动因：

现代剧作家一开笔，就专写天使、恶棍、小丑，可是你走遍全俄国去找一找这种人吧！不错，找是会找着的，然而他们的相貌绝不像剧作家们所需要的那么极端，我要与众不同。不描写一个坏蛋，也不描写一个天使，不斥责什么人，也不袒护什么人。

结果，契诃夫仅用了十天就写成了。他自己评价这个剧本说：

我不能判断这个戏有什么优点。它短得可怜。我让每一幕都和平安静地进行，情节复杂而不愚蠢。我头一回写戏，因此，错误是一定有的。不过我仍旧高兴，不管这个剧本怎么样，可是我创造了一个有文学意义的典型。

青年时代的伊凡诺夫对生活充满热情，敢于尝试一切的新鲜事物。政治、社会、爱情、经济，似乎一切的一切都难不倒他。不论是搞那些华而不实的农业管理改革，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跟一个犹太女人结婚都是他与生活的真切拥抱。

然而，这只是伊凡诺夫的过去，一个很美却不复回来的过去。正如剧中人萨莎所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惜您没有在两三年前认识他。现在他变得忧郁，不爱说话，什么也不干，可是以前他多么可爱啊。

如同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伊凡诺夫总觉得自己的现在永远比过去糟糕。契诃夫把这种感觉称为“俄罗斯人冲动的独特性质”。他说：

“俄罗斯人的冲动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它很快就被厌倦代替了。这种人刚离开学校的凳子，就莽撞地担起自己的力量所不能胜任的担子。”

这个对一大堆与他自身本不甚相关的议题深感兴趣并妄想扭转乾坤的年轻人终于反被那些乱糟糟的事情折磨得早衰了。在剧中，伊凡诺夫不止一次地说到“厌倦”这个词。他身心疲惫，可是不明白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出了什么差错。他对此感到害怕。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旁人都无法对此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伊凡诺夫的厌倦使得他变得几乎冷酷和麻木，妻子病重甚至可能夭亡的消息都无法让他觉得留恋和惋惜。他内心的变化违背了他的正义感。

他在外界寻找理由，没有找到。他就开始在自己内心寻找，却只找到一种模糊的犯罪感觉。契诃夫说：“这是俄罗斯才有的感觉。俄罗斯人碰到家里有人死了，或者害了病，或者他欠了别人的钱，或者他借给别人钱，总是觉得自己有罪。”

在厌倦、烦闷和犯罪感外还要添上一个敌人。这就是孤独感。伊凡诺夫似乎不缺少朋友。然而，那些已经将糊涂和麻木视为正常的酒徒、赌棍和财迷们都无法明白他内心的感情变化。漫长的夏天，漫长的傍晚，空旷的花园，空荡荡的房间，发牢骚的伯爵，生病的妻子，他无处逃遁亦无路解脱，只能不停地问着自己那个无解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即便出现了萨莎这样的“红颜知己”，伊凡诺夫依然难脱困境，甚至反而因为妻子尼娜的病重又套上了一副道德的枷锁。

剧终时，伊凡诺夫终于在婚礼上自杀了，这并非出于追求剧场效果而设置的惊悚场面，而是人历经幻灭、冷淡、神经脆弱和批发之后的必然趋向。

伊凡诺夫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俄罗斯的。这个被寒冷和空旷所充斥的国度里，人们用酒精和蠢话维系着空洞庸俗的生活。这些是让契诃夫深为痛心而且难以容忍的。他已经在《烦恼》等小说中呈现了这种大家司空见惯的“不正常”，《伊凡诺夫》正是这一主题的舞台化。契诃夫创作《伊凡诺夫》一剧时的良苦用心正在于此。

《伊凡诺夫》一剧的首要特征就是“俄罗斯的”。它恢复了俄罗斯戏剧的优良传统，将戏剧与所处的时代紧紧联系起来，让舞台上的人物真正地“讲俄语”，演俄罗斯人的生活。

伊凡诺夫这些共性是情绪性的，因此他就不止代表他自己。他的个人性格是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着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处境。

此外，《伊凡诺夫》的意义还在于重新提醒世人什么是剧作家对于舞台的真正作用。

在19世纪80年代，“戏剧作家”这个概念，实际上完全等于是第二流文人。当时的剧场已丧失了从前那种与文学的牢固联系：从奥斯特罗夫斯基逝世到契诃夫舞台艺术诞生以前的这一段期间，在俄罗斯剧作中是属于匠艺凯旋的时期。匠艺戏剧的规格是从未突破过的虚假的、千篇一律的描写。

粉碎旧传统，需要天才的文学大师，需要契诃夫和他所带到舞台上来的那种充满了诗意和生活的惊人的才能，这样才又使文学回到了剧场。

《伊凡诺夫》一剧重新拾起了戏剧与当代生活的紧密联系，在心灵的层面上唤起了俄罗斯人与戏剧艺术的关联，从价值层面上返回到了戏剧的民间传统。

剧本完稿后，契诃夫又抄了几份，一份寄给苏沃林，一份寄给谢格洛夫。

然后，他就拿着剧本跑到科尔什剧院洽谈演出事宜。

当契诃夫把剧本向演员们朗读了一遍之后，大家都听得入了迷。科尔什当即拍板：“我院接受该剧演出！如果轰动，我给你演出收入的百分之八。”

契诃夫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会有6000卢布的收入。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他又率领演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中。

不久，剧本在圣彼得堡已经争相传阅了，人们都盼着此剧能在首都演出。而有等不及的人已经驾车到莫斯科来了。

1887年11月19日，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伊凡诺夫》在科尔什剧院首次公演。

科尔什剧院的秩序一向非常混乱，通常在戏开演后又是鼓掌又是起哄，闹个不休。但是上演《伊凡诺夫》的时候，场内静悄悄的，观众专心致志地看戏，这种现象是空前的。契诃夫的剧第一次演出就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

《伊凡诺夫》演出后，受到部分观众不绝于耳的赞赏，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街头巷尾都在谈伊凡诺夫、萨莎和利沃夫。令所有人都很激动的是：观众领悟了剧中主人公的典型现实意义。

随后，契诃夫又把剧本作了很多针对性的修改，并推荐给了圣彼得堡皇家剧院亚历山德拉剧院。

1889年2月，《伊凡诺夫》被亚历山德拉剧院选为纪念该院老导演费道罗夫·尤尔阔夫斯基戏剧活动25周年的福利演出剧目。演员阵容强大，演出十分精彩，引起极大轰动，获得成功。

演出刚一结束，心跳加剧、双膝发软的契诃夫来到后台，向担任主角的俄罗斯著名的演员达维多夫及其他演员们祝贺，又在欢呼声中走到前台向观众致意。

演出第二天，契诃夫的一位狂热崇拜者为庆贺演出成功举行宴会，主人频频举杯向契诃夫祝贺。在祝词中，他郑重地把契诃夫比作是不朽的格里鲍耶陀夫。

契诃夫听后感到受宠若惊，事后他自嘲说：“莎士比亚也没有听到过像对我这样的赞美。”

作家列斯科夫在看完此剧后在日记中写道：一出富于智慧的戏剧，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