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

王稼祥，安徽注县人，曾去苏联学习， 1930 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译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1937 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 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1945 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列为“邓、毛、谢、古”之首，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的事情，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从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知道的。王稼祥是一个正直的中央领导干部，他对邓小平是了解的。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于，回国后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创立了红七军，卓有政治远见，又育指挥才能。他想：临时中央领导人怎么凭个人意气办事，把这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不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中央苏区战斗如此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这不是浪费人才吗？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夫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同志都认为王稼祥的意见很好，表示赞同。

王稼祥是 1931 年冬天从上海来瑞金的，开始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后来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年轻有为，善做政治工作，彼称为“红军政治工作之父”， 他才华横溢，重视人才，关心干部，为红军指战员所称赞。第四次反“围剿” 后，他和周恩来在乐安县谷岗村一座大庙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被敌机炸伤，这时正卧床养病，总政工作由贺昌一人承担。当时第五次反“围剿” 斗争工激烈，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指挥作战去了，后方机关几乎是空的。因此，他提议邓小平任总政代秘书长是深思熟虑的，是十分正确的。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说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十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工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大妥，我看邓小平同志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

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王稼祥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把电话筒一甩，用手捂着伤口，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王稼祥见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事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十分着急，于是从病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同志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接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 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 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一口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地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李维汉支持博古的意见，王稼祥这才会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