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弗兰茨： 25 岁的军政委

马利·弗兰茨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他写作的《邓小平》传一书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在读者当中的声誉。

继我们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邓小平同志又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这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舞台上首次独立扮演重大的角色，他为发展红军队伍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领导武装起义，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和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年仅 25 岁。

下面一段文字迭自弗兰茨的《邓小平传》，作者对邓小平领导上述两次武装起义，作了生动的记述。

1927 年以后，由于党既无军事上的优势，又无后撤的地方，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决定，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把田地分给佃户。共产主义者打算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推行这个战略方面走在前面，他在江西省交通闭塞的井冈山建立了“他的” 据点。

在上海的党中央认为，南边相距 1800 公里远的边界省份广西省——今天的广西壮族昏台区——正适合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抢劫财产的国民党士兵追捕共产主义者时，他们常常问在田里的农民：“你见过苏维埃吗？” 农民们害怕地摇摇头。

在靠近印度支那边界的省份建立红色根据地，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首先，在那里定居的壮族提供了充足的造反人员的来源。数巨年来，这群今天有 1200 万人的壮族受到汉族的驱逐。壮族曾经和其他民族一起，分布在华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他们却不断被挤向南部喜玛拉雅山脉的终点。生活在左江和右江富饶的河谷中的壮族特别勇敢和具有反抗精神。他们的领袖韦拔群，即使在其他省份也被看作是令人可怕的造反分子。在他及他的原始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者可以发展自己的军队，正如在 1927 年广州起义失败的同志的基础上建立军队一样。第二十理由是，两个地方军阀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未遂政变，使一名共产主义者掌上了省政府主席的舵。

这两个因素促使了这位在党中央办公室的干部首次到遥远的地方去独立执行党的任务：邓小平受命到右江和左江的山谷里建立两个“苏维埃”根据地。

在巴黎时，邓小平已掌握了一名地下战士所用的手段：进行隐蔽的宣传，摆脱暗探的监视，启用已废弃的信箱。然而，与他庄上海的造反活动相比，在巴黎的活动只像是一种捉迷藏的游戏。与在沙皇俄国的革命斗争相比，在经济危机年头的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更具有危险性，检查身份证、盯梢、逮捕——邓小平必须时常想到他会暴露身份。

像他这样一名干部，要是离开了上海迷宫一样的街道将是非常危险的。他应当怎样到达广西呢？难道乘火车穿过“白区”去广州？再乘船沿江而上去南宁？太危险了！那么应当怎么去呢？邓小平善于去寻找帮助。他拜访了在巴黎结识的一位老熟人，同样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胡志明，他给邓小平

出了个起决定作用的好主意。这位越南共产主义者建议他走海路，并给了他一个在香港的联系地址。现在，邓小平可以旅行了：在树木成荫的江边，他打扮成一名商人，登上了去英国皇家殖民他的轮船。

从英国管辖的九龙出发，越南地下战士领着他继续海上航行，因为对他这位已知名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沿水路穿过广州、梧州去南宁显然是下明智的。结果，这位党代表只能绕道印度支那边界。邓小平乘船去北部湾的海湾。

多亏他的法语知识，他顺利地乘火车到达了河内。这里离中国边界只有约 200 公里。他在凭祥偷越国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商业边境城镇龙州。从这里出发，他得以乘旅行帆船顺江而下去南宁。

在省会作了首次调查之后，他让后卫人员跟随在后。他的部下很善于瓦解敌方，在他到达后不久，就成功地争取了南宁警察局的局长。起初，“苏维埃”的“火种”们都在门卫那里碰头。当这一碰头地点变得危险起来以后，共产主义者就在中山北路 96 号租了一个小店。只有知情人才知道，在这个租来后修理煤气灯罩的店铺里，上海来的代表、政治委员邓小平接待来访者，并传达指示给两大河谷的联系人。

俞作豫同志是这个封闭省省长的弟弟，利用这个关系，共产主义者很快就瓦解了省政府机构。一个月以后，有 300 名隐瞒了身份的干部被安插到了军队里，并接管了军官训练团。

邓小平到达 3 个月以后，局势迅速发生变化：省政府主席和他的亲信突然转向左倾，转而支持国民党中无势力的可怜的一方，并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宣战。邓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丝毫不感兴趣，他与省政府主席及其下属建立关系只是为举行革命起义做准备。这次孤立的、仓促的反抗蒋介石的行动很快就失败了。省政府主席逃到上海躲藏起来，他的亲信则投向共产主义者一边。

在此期间，邓小平又发挥了政治委员的作用，邓觉得，蒋的胆大的对手受挫，正好是发动进攻的时机。他发出紧急命令，袭击南宁卫戍部队。他把投奔过来的士兵进行整编，并把充足的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包括 6000 支各类枪械和炮、步话机以及大量的子弹，都装上了船。

当军长张云逸率领两旅改编过来的士兵沿右江向上游推进时，政治委员邓小平正保卫着装在一艘没收的帆船里的武器弹药。1929 年 10 月，这两位军政领导人按照预定计划，在右江上游的小镇百色会合了。

与此同时，前省政府主席的弟弟也离开了省会，和红五军一起，沿左边的一条江左江向龙州方向开进。

到达百色以后，邓住进了这座有 1 万居民的城镇外的一户农家家里。为了不致引起大多人的注意，他租了一位广东入的房子。

直到今天，百色仍为众人所知，因为百色是连接广西——云南一一贵州三省的要塞，该城建在风景秀丽的山上。数百年来，连接广州和云南省会昆明以及老挝、缅甸的贸易线就经过这里，谁要控制了位于右江上游的这个城镇，谁就控制了整个广西西部。这个地区有 270440 平方公里，只比罗马尼亚的领土小一点点。

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看中了这块地盘，选定百色为起义的地点。11 月初，信使送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对邓小平计划的指示，同意，地点合适，时机也有利，国民党领导们正陷入内部的权力争斗之中，所以分不出精力。

尚无经验的政治委员和他的军卜以惊人的自信心，把在左江的军队改编成红军第八军，把在右江的军队改编成了红军第七军。现在，反抗反动的卫戊部队和地主们的起义可以沿两岸发动。邓选择 12 月 11 日作为起义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广州工人起义失败了。

一位当时的指挥员回忆道：“在 12 月 11 日的清早，天气很冷，云层很

低，下着蒙蒙细雨，还不到 8 点钟，我们让士兵、居民们到广场上集会。集会开始了，会场上悬挂着有镰刀和斧头的旗帜。邓小平讲话以后，张云逸也简短他讲了话。并宣布建立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宣布各负责人的名字。”

真正的斗争现在开始了，即“推翻国民党，消灭贪官污吏和残暴的地主，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斗争。集合平静地结束以后，革命者们在百色张贴了布告，布告上简要地概括了两个讲话的内容。就在同一天，在下游 50 公里远的平马城（今田东）的墙上，也见到了同样内容的布告。布告上署名的是邓斌和张云逸。张云逸我们已知道了。那么邓斌是谁呢？难道是一名新的干部吗？实际上，邓斌就是政治委员邓小平。

建立百色苏维埃政权以后，邓小平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及组织武装力量。他把第六军分成 3 个师。起初共有乓力 5000 人，后来发展

到 3 万人。反政府的武装力量的司令部就设在他住宿的地方。壮族领袖韦拔群被任命力第三师师长。

邓小平从百色出发采取军事行动，他的联络中心设在右边一条江的岸边，他偶尔去左边那条江的山谷中进行调查。

1930 年 2 月 1 日，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左江苏区，并把 3000 名士兵改

编成红八军，这样， 25 岁的政治委员邓小平便指挥了一支有 8000 人的军

队，除此以外，他还领导了在右江的 11 个、左江的 6 个苏维埃政权机构。尽管靠近左江的据点又小又弱，但意义极大，因为法国在龙州镇派驻有

代表机构，这个机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被共产主义者占领了。在印度支那边境内约 30 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天都有越南游击队的活动。

1930 年 2 月 9 日，在中国同志们的支持下，越南革命者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吉的起义，1936 年，邓小平对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龙州苏维埃政权和 1930 年发动工农起义的越南人有着关系。法国飞机轰炸了龙州，我们打下了一架飞机。”法国人在数月以后对此进行了报复。

当革命军人和农民们在河谷收割庄稼的时候，邓匿名前往上海汇报。经过近 2 个月的旅行，他正好赶上了政治局召开的名声不好的整风会议，所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发挥了他关于“极端革命形势”的论点。但是，那是十足的荒谬的理论！李立三认为，在中国以至在全世界，革命已全面展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只需要进攻几个大城市，这样，其他地区就像撞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轻易攻下。他要求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武汉。根据他的指示，所有的红军都应向这个长江中游的大城市进军，并沿途解放其他城市。后来，在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党的领导也宣布了这个自杀性的行动计划。所有来自各苏区的 94 名代表都没有提出反对。

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以后，邓小平又乘上了去香港的轮船。两个半月以后，邓带着新的指示返回了右江苏区。

此时，反革命开始嚣张了，法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左江苏区，消灭了红八军。在危急的情况下，邓小平立即召集他的指挥员，并且宣布：红

七军转移出左江苏区，接着进攻广西省第二大城市柳州，然后朝东向邻省广东进军，攻击广州。根据极“左”路线，党交给邓的第一个任务是：解放华南。带回的党中央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抗议。邓的指挥员们把这份“左”倾激进的人在办公桌上杜撰出来的计划说成是让人升天的命令。受人尊重的那位壮族领袖请求会议别把剩下的右江苏区作为牺牲品。在邓还在沉默时，其他人都赞成向西、向邻省贵州进军。在那里可以继续开创苏区，危险也少。静听了一段时间以后，邓仅仅承认反对者的一个意见是正确的：向西进

军问题要少些。但是，他在伺时又强调，向东进军将有更大的革命意义。结果就这样定了，政治委员的话最有权威性。干部们最后一致决定，壮族领袖留下来，率领 1 万名士兵保卫百色苏区。

然而，保卫苏区的斗争只持续了 6 个月，然后就如裂开的大堤一样朗溃了。上千名勇敢的壮族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右江河水，反革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1931 年：月，继左江苏区之后，右江苏区也被摧毁。两块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

1930 年夏未，在邓小平的率领下，2 万名战士开始执行一项自杀性的命

令：第一旅和第二旅从平马开始运动。第三旅则开始厂近 2000 公里的长途行军，指向在北部的小镇东兰和风山。10 月初，这里山区的夜晚已相当寒冷。此时，第七军在百色以北 400 公里的河池会合了。领导者们在这里把军队结

构最后定了下来，把 3 个旅扩编成 3 个师，邓斌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李明瑞为参谋长。

一位同志在 1978 年回忆道：“我们离开了右江根据地，从河池和怀远出发向柳州挺进，沿途，我们进攻了村镇四把和长安。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的战士打得十分英勇。侦察队发现，敌人派增援部队去柳州，以加强防守。我们的党委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下去进攻柳州，而由长安转向湖南方向。我们决定，去江西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师。”

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之后，邓小平意识到，国民党“白狐狸”的军队在军事上远远地占有优势，即使红军攻占了柳州，几天以后的结局也会与南昌一样。

至迟在这个时候，对邓小平来说已明确了：他的军队不可能沿途再攻占任何一个大城市了，对中央交给他的“解放”华南的任务，他开始沉默，这样，邓命令避开柳州，实际上是违反了党的纪律。

然而，即使不与“白狐狸”发生战斗，在继续行进中也受到追兵的袭击。每一次散兵战，每一次小战斗，都消耗了军人，更严重的是牺牲了战士。邓小平的部队越来越小，在沿湖南边境的撒离中，第七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委员把他的军队编成了第 55 和第 58 团。

当军队抵达三省（广西、湖南、广东）交界的连江时，冬天已来临，气候又潮又冷，隘口成了滑雪道，淌水处成了冰冷的过道。国民党军队又时常突然出现，比这更糟糕的是行军路上的山峰、森林和江河难以越过。

在广东，乐昌江（今天称为武水）洪水暴涨。从南方来的人进入江西必须在这条江的上游处横渡过去。这里，从 2000 米高的山中泻下的江水奔腾汹涌。一位指挥员写道：“东昌江又深又急。翻起的波浪溅起浪花，若要涉水过江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陡峭的对岸，我们发现了两只小舟，这使得我们有了唯一的横渡的机会。政治委员邓斌登上了一个山岗观察地形。他和张云逸军长一起决定，第 55 团在他的率领下首先渡江。第 58 团在张云逸的领导下，

和后勤队一起随后过江，下午 3 点钟，邓和他的部队渡了过去，并占领了对岸，没有遇上敌军。5 点左右，第 58 团的大部已到达对岸。等待渡江的还有一个警卫连，两个步兵连，一个带有战地医院的卫生队和后勤队——约 600 人。突然，响起了枪声，当船回转开过来时，我们已知道，敌人沿韶广公路向我们追来。”

岸边的战斗异常激烈，张云逸和他还剩下的 600 名战士不得不撤离阵地，后来在另一处地方横渡了乐昌江。邓小平和剩下的部队则独自向江西进军。

在损失惨重的江边战役的两个月后，在江西省的小城崇义，两支队伍的红军又会合了。幸福和悲痛的泪水融合在一起，因为 2 万名战士只剩下 6000 人。政治委员让精疲力尽的士兵们首先休息，他则带上几个随从出发到村镇界坝，与驻扎在附近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军取得联系。在回程的路上，邓小平的侦察员突然听到距离不远的崇义传来交火声。不久就确定了，邓的团受到敌人自背面的进攻。

邓小平要来一张纸条，他在上面写道，他估计遇上了袭击，因此无法回去，军队应当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继续向毛泽东的井冈山前进。他把纸条交给一名通信员，然后动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他的悲壮的使命。

邓斌独自一人经过庙下关口，长途跋涉进入沿海的广东省。在南雄，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上游去的客轮。像以前一样，这位受过训练的干部进行了化装：在登上去广州的轮船时，他又装扮成了一名商人。4 月中旬，他悄悄地越过了英国殖民地的边界，从香港再乘船回到了上海。

他想通过报告在上海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他要提出放弃心然导致灭亡的李立三路线？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已晚来上海好几个月，因为在 1930 年 9 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结束厂激进的“左”倾冒险。当邓小平乘船进入这座海港城市时，布尔什维克人已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他们的掌权时间整整持续了 4 年，造成的损失远比李立三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

邓小平在广西的使命，以上千人的牺牲而告终。如果党给他的第一个任务给他带来了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有了终身都要吸取的教训，在广西的使向给他带来了力量，使他在后来能对付战争年代的挑战和克服物资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