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深得民心

邓小平的果敢行动冒极大风险。削减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威胁到共产党机构中利用这种控制作为自己权力基础的人。改组中国武装力量则威胁着军界集团。玩弄西方自由经济概念可能会危险地激发中国人性格中固有的强烈排外情绪。这种情绪曾导致义和团暴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短暂统治。

然而，正如其他的伟大领袖们一样，邓小平对于未来的看法高于专家们，他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象的东西，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但是，从未做过的事决非是做不成的事。假如最后结果表明上述关于邓的改革的政治后果的推论错了，那只能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因：邓的改革途径行得通。姑且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

当邓在 1987 年被迫撤掉他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首脑胡耀邦时，西方的一些人惊恐地认为，中国发生的正是他们所预料的事。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更多的政治和学术自由，以适应新的经济自由。强硬路线分子指责胡，认为他在维护严厉的思想纪律方面有失误，邓本人表示要无情地回击那些纵容游行示威的人。

邓小平的态度引起西方报刊的尖锐批评：社论撰写者均表失望，认为他显然在走回头路，背离了有希望走向民主新中国的长征。这些批评家完全不理解邓小平的目标和困境。邓的权威的源泉是共产党。他需要这个权威以治理中国。邓知道，他的改革决不能过分挫伤党的权威，以免受到党内的反对而遭致命打击，或者更糟的是，使党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西方的某些超级鹰派人物希望中国最好再来一次革命痉孪，殊不知这要造成多少人死亡，并使中国和亚洲陷入混乱。

到 1985 年底，改革派重新年牢地掌握了控制权。显然，许多人低估了邓小平。他的改革对于政府内那些年迈的强硬派保守分子可能不中意，但却深得民心。许多人自革命胜利以来第一次有能力购买电视机和冰箱等高档消费品，这在毛时代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流通领域内金钱增多也造成了腐败现象和通货膨胀。由于工业部门不能生产足够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城乡矛盾加剧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扭转改革的总方向，永远不可逆转的是中国人民对未来的新期望。历史的不愉快教训之一是：从未体会过繁荣和自由的人，没有这些也能长期生活下去；然而人们一旦得到了它们，就不会善罢甘休地放弃它们。邓的改革所产生的政治混乱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假如北京的强硬派废弃了改革，那么政治动乱就不得了。

在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邓移交了中国政府的日常控制权。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一位共产党领袖体面和自愿让位，让精心选择出来的年轻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是极不寻常的。这些评论家没有认识到，这对于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府，都是极下寻常的。戴高乐不肯让位给他的显然的接班人乔治·蓬皮杜；丘吉尔不让位给艾登；阿登纳粗暴地拒绝他的能干的财政部长鲁德维格·艾哈德。当艾哈德对我谈到阿登纳对他的轻蔑态度时，眼泪夺眶而出。日本首相吉田茂是少有的例外。他仔细地准备了几个人（池田勇人、福田纠夫、佐藤荣作）作为他离开政治舞台后的接班人，从而使日本在约 1/4 世纪内一直遵循吉田茂的亲西方的保守路线。

这个问题下仅与政治体制，而且与领导人本身有关。以有条不紊地、庄严移交权力著称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可能使政策陷于一片混乱。在集权主义国家，有可能强迫领导人下台，但国家的基本政策却不变；例如，去年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被废黜，就是如此。邓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这样，他表现出了他的高超灵巧的政治奇技。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迟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一个尚未有答案的问题是，在邓小平最终离开舞台后，究竟准有代替邓小平的实力和远见卓识。在共产主义国家领袖只能有一个。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 20 世纪。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

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象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 10

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 16 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84 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 1/5 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 21 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