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中苏两党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就是对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共不同意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随即召开了一次有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作这个报告的第二天，苏共召集了一次有各国党的代表团参加的座谈会，把报告内容的要点通知了各国党。随后，又将报告的复印件（即苏方接待人员所说的“红皮本”）送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在波兰找到了一份这样的“红皮本”，并且公开发表，轰动了全世界。由此，各国反动派趁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苏反共高潮。为此，我党中央、毛泽东、邓小平等在肯定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有“揭开盖子”，“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了严肃的批判意见。当时的意见归纳在 3 点上：一是苏联采取这一严重地关系到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行动，事先根本不同各国共产党商量，这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二是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肃反扩大

化和破坏法制等严重错误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抹了黑，造成各国人民的严重思想混乱，长了反动派的志气，灭了各国革命人民的威风；三是事实上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集体一起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赫鲁晓夫没有作丝毫的自我批评，而把一切错误的责任推给斯大林，并且把它看成是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造成的。这不仅违背了事实，更重要的是因此而没有对产生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及个人高度集权等因素进行分析批判，从而排除了为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而必须采取的切实认真的改革措施。

廖盖隆在回忆这件事时说：

对于这件事，虽然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但是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不是代表团的组成成员，当时没有听到邓小平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对秘密报告的分析批判。然而，作为向来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看待问题的邓小平，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我们从 60 年代由邓小平直接参与而进行的中苏论战中完全可以看出，在《九评》中他有一篇专门讲斯大林问题的文章， 完全代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联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系列讲话，更可以看出正确全面、辩证地看待领袖人物是邓小平一贯的态度。这些讲话说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也没有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并进而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导致这些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体制上存在着个人高度集权的弊端，并且指出这是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自己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这样，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就找到了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正确方法。廖盖隆深有体会地说：“正因为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自我批评是郑重的、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井没有因为进行自我批评而丧失威信和瓦解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相反党的威信更加提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进行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的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路线 10 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