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为了准备我同邓小平的会谈，我对电视记者发表了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我在谈话中向中国人民强调了这个新关系对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和对全世界的价值。我告诉他们，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何等的高兴，并说，届时对邓小平副主席、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的热烈欢迎将会证明这种心情。我说，我的共和党前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以及以前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我们的新协定奠定了基础，这本身就表明，这次协定在我们两国领导人中间是得到广泛支持的（这个电视节目曾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在我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一见面就认出了我）。

邓小平的访问是我在任期内愉快的经历之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顺利，这位中国领导人看上去也同样高兴。

“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字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摘自 1979 年 1 月 29 日日记）

我们计划一起举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决定从分析两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开始，邓让我先谈，我根据一个简单的提纲谨慎他讲着，每讲完一个要点就停一停，以便译员向邓和其他官员复述我的话。我特别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东南亚经印度洋北部直到非洲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形势和一些外部强国想利用这种形势的倾向；另一个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我还谈到了指导我国同别国关系的信仰和价值标准。

我说，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强大和有益的影响是我的职责。我国同情全世界人民想改善生活、更多地参与政治、摆脱本国政府的迫害和不受任何外部强国控制的日益强烈的愿望。我们还认为，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将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相信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保护我们今后的安全。

邓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

当我们的话破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领导人有力地点点头。

然而我请邓谈谈他的看法。他谈了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指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有多少共同的利益。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战争危险，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这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它们的影响⋯⋯

他接着说，在过去 5 年里，他认为中东形势没有根本好转。在那个地区，一些因以色列的存在而拒绝和平努力的国家，长期以来同苏联接近，某些态度暧昧的国家己进一步向苏联靠拢。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色列这个实体，不否认以色列的存在。但是当我后来间他中国有无可能同以色列建立关系时，他回答：“没有，目前没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以色列如果退回到 1967 年边界，解决了约旦、约旦河西岸和让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园的问

题，就能得到 1 亿阿拉伯人的支持，否则中东问题很可能扩大到沙特阿拉伯等国⋯⋯

当我们在午餐后继续会谈时，我对他说，我也对苏联势力的扩大感到关切——但是我要他看到苏联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尼日利亚、几内亚、北朝鲜、日本、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索马里、中东和特别是在中国的倒霉经历。我说，在南部非洲，如果我们把目前倾向于苏联的国家如扎伊尔、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等置之度外，那将是严重的错误。甚至安哥拉现在也在审慎地接近西方。我讲述了我们为在纳米比亚实现多数人的统治而进行的工作，并对他说，中国人也可以在非洲进行同样的和平努力。

我扼要叙述了我们为中东实现和平所做的工作，强调了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关心。我说，关键是要实现全面的和平解决，而且从战略上说，需要沙特阿拉伯、约旦、苏丹、埃及、以色列、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样一些温和派国家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只要埃及仍然屯乓苏伊士运河东侧以对付以色列，只要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其他邻国仍然对以色列怒目相视，我们就不大可能制止苏联对该地区的进一步入侵，这个论点显然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听得很仔细，问了我几个有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的问题。

至于其他多事地区，我简要他讲了我们正在伊朗做些什么，并对他说，我们希望那里有一个根据伊朗宪法组成的稳定的、爱好和平的政府。我说，我们认为，对待越南这个侵略者的最好的办法，是使它在世界其他国家面前处于孤立地位；联合国里的发展中国家最近第一次在谴责苏联和古巴的同时也谴责了越南。我试图鼓励中国入利用他们在北朝鲜的影响帮助安排南北朝鲜政府当局之间的直接会谈。我不敢说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多大进展，但是至少邓明白了我的立场⋯⋯

然后，邓回答了我提出的请他利用中国对北朝鲜的影响来维持和平的要求。他说，许多人向他提出过北朝鲜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不可能同南朝鲜建立贸易关系或直接联系，但是他希望南朝鲜接受北朝鲜关于举行会谈和选举以达到合并的建议。他说、苏联和北朝鲜的关系从来不是很牢固，近来，苏联入试图影响北朝鲜政府的政策，两国关系已削弱了，如果中国试图对北朝鲜施加庄力，也会失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