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玠然：

邓秘书长不但管事多，而且责任大

黄瑜然，浙江浦江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早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第二战区牺牲救国同盟总会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后任上川企业公司总务处长、办事处主任， 1945 年至 1949 年，任上川企业公司协理，建国后，任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处长、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1950 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 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常委，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顾问，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迁上海，黄玖然与邓小平同在中央机关工作。1929 年邓小平被派到广西后，黄玖然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有关邓小平的情况。他说：第一次认识邓小平是1928 年，那时在上海同罕路柏德里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于，那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当时由彭述之夫妻、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部交通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力中央办公厅。那时周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部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入、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等，周恩来同志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实际相当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我当时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恩来和小平同志。他们非常忙，请示工作的人很多， 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

1929 年小平同志要调往广西以前，我准备接他的工作，因此也参加一些政治局在熊老板（注：指熊瑾玎）那个机关的会议，有两三十月的时间，这时接触的时间就多了。政治局开会，由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的内容都是事先定好的，都是讨论专门的问题，如工人运动，国际形势，经济问题，全国和局部地区的形势、策略、对策、方针，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等等，都是大的问题。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和意见。发言不能时间大长，不能长篇大论。向忠发有时也很能发挥一通，但没有水平。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的问题多，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还常常写好发言提纲，特别是关于苏区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他发言最多。小平同志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涉及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份量，他虽然沉默寡言， 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处不但管的事多， 而且责任很大。

我们开完政治局会，有时在熊老板家吃饭，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又说又笑。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黄玠然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秘书处的组成和工作。自然，他是最了解邓小平在上海工作期间这段历史的了。他回忆，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除了列席和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要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上海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环境非常险恶，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一换，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他熟悉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弄，他都相当熟悉。为了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据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回忆，中央在五马路的清河坊机关楼下的一杂货铺，就是邓小平开的，卖香烟、肥皂、火柴等。可见当时环境的危险，开展工作之艰难。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敌人利用外国巡捕镇压。特务监视、叛徒告密等各种手段，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和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 3 年内， 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尽管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成立特科，除掉了一些奸贼，但终因叛徒出卖， 机关遭严重破坏，在上海站下住脚而于 1931 年下半年陆续转往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