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说空话

1977 年 8 月召开的以 7 月中央全会决议为基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

上，邓小平只作了十分简短的发言，⋯⋯报告是华国锋作的，但主要内容是抨击“四人帮”，未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是宣告其“胜利”。华国锋仍试图既要让羊吃饱，又能保住白菜。他宣扬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赞同毛泽东和“四人帮”还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的报告长达 4 小时。而邓小平随后在大会讲台上宣称：中国“需要的是少说空话， 多做实事”，这大概不完全没有一点针对性。

大会巧妙地修改了十大通过的“左”的组织章程中关于党员“要敢于反潮流”，即提倡闹派性的提法，按照新的提法，要坚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 要光明正大三大原则。邓小平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未进入新的领导机构，其中大部分人是同“四人帮”一起垮台的。他们的位置首先是由“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职、后来被平反的老干部填补的。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 1966 年被撤职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在试图逃脱红卫兵的批斗时两腿被摔断）。政治局常委中，除华国锋和邓小平外，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他们 3 人都曾支持华国锋反对“四人帮”。

十一大是个妥协，邓小平之所以接受，是为下一步斗争，继续进行平反和逐步改变党内舆论争取更有利的地位。经济建设提到首要位置（1978 年 2

月通过了 80 年代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国家机构改革也更显突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8 年 3 月 5 日通过了新宪法），重新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

的干部和专家。为前几年，甚至为前 20 年受迫害的人平反的工作加快了步

伐。恢复严格的教育准则（如从 1977 年秋起重新严格大学招生工作），要求重新审查过去的教育方针。邓小平根据这些任务更加大胆地阐述了他的新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他在这年 9 月指出，“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他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强调，“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算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 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他多次指出，要让知识分子工作，让他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而不是背政治教材。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这样做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在当时还是危险的观点。 10 年来，“红”的人才吃香，真正的专家不吃香。埋头搞科研和生产的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专家”。

在那些岁月里，就需要这样重新发现世界，发现辩证唯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