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虽然必须用传统的因素来解释邓小平的杰出作用，但邓小平本人却非常重视法定一理性原则的完善，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和加强党的稳定性。如同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在分析毛泽东的随意行为时，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封建意识以及缺乏法治传统等方面。而且，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自己的一套准则，但中国官方对此的正式评价却是：“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邓小平极力主张必须把过去过分依赖于个人的情况转变为依赖制度和程序。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

其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已在某些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8 年，邓小平采取了几个重大的步骤来削弱人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那种类似于宗教式的崇拜。步骤之一，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命题。经过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到年底，对毛泽东和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就完全停止了。在随后的 4 年里，法治问题一再被强调并且得到了加强。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的体制同真正的法定一理性体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文化传统、政治斗争需要以及现行体制所固有的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邓小平的努力遇到了阻力，从对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的处理过程，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这三个主要问题是：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国新宪法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某些新规定。

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已经成为近年来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直到 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才最终产生。这个官方评价积极肯定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在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之后，决议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对华国锋接班的安排上。甚至还在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1980 年 9 月，就有人公开批评毛泽东的这种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封建式的。当时， 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华国锋在履行领袖职责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对他刚上任就搞个人崇拜进行批评。到了 11 月，政治局对华国锋的压力增大了，因此华国锋提出了辞呈，并建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这一职务。当时，邓小平虽然几乎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但他仍然主动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并提名他的长期下属胡耀邦担任。毫无疑问，邓小平选择胡耀邦是为了胡能继承他的事业。这一提议显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几天以后，“所有的人都最后同意了”。

邓小平是出于要选择一个忠实的接班人以便能够将他的路线贯彻到底这一目的而力王胡耀邦当选的，但高层领导们显然是很勉强地接受了胡耀邦。这既表明胡耀邦的政治力量还很薄弱，也引出了胡的合法性的问题。据报道， 一些高级领导人对胡耀邦当选持消极态度，不仅因为他们对华国锋同情，而且因为他们对胡耀邦的主张也有疑问。还有一些人暗自将胡耀邦的功绩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所立下的功绩相比较，并且他们担心邓小平在党内形成他自己的派系。邓小平不得不做大量工作说服政治局成员赞成他的提议。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的当选一方面有点像刘少奇，另一方面又有点像华国锋。就刘少奇的情况而言，他既是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也是高层领导们一致拥护并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接班人。考察一下高级将领对选举党中央新的主席所抱的态度，对人们的思路会很有启发。据报道，他们宁愿拥护邓小平做主席，原因是邓的资格老，而当初他们同意华国锋当主席是因为华同毛泽东的关系具有象征意义。然而，要是按传统观念行事会引起不安定后果的话，那么，他们终究会支持邓小平的选择。胡耀邦的当选是对一个领袖人物所作的特殊的让步，这位领袖人物具有公认的地位，并且他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毫无疑问，这里反映出的是邓小平的合法性，而不是邓小平后面的胡耀邦的合法性。

在改组高级领导层的同时，邓小平继续为完善党和政府的各种准则而努力，如前所述，这些努力的目标是要防止个人专断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各种职能机构的权限。

自从 1980 年邓小平提出应结束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以来，已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国务院己替换下年迈的高级干部，并且开始说服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放弃自己的职位，而进入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虽然邓小平的一些符合法定一理性原则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

设想毕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防止个人专断尽管还有，一些阻力，但已被官方反复地强调并且已深入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权力的正常更替问题——即怎样才能使领导人以及高级领导层的选举规则化、程序比。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最重要的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已不复存在，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地发号施令并让别人绝对服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