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

仅仅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前，领导集团还尽量做出非常团结的样子。但没有几个北京人为这种表象所欺骗，尽管准也说不清楚谁将在这场继任斗争中获胜。与此同时，几百万人云集天安门广场，无言而又不安地默哀。一连几天，电台一直播送国歌和关于毛的讣告，讣告念得非常缓慢。

这时，邓小平在许世友将军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是对“四人帮”的公开进攻，我们决不能让党和国家“变质”，被“那四个人”毁灭。他和许世友要求他的支持者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他们斗争”，并说如果胜利了。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万一失败了，可以再拉到山里去，他最后说他们——务实派——至少有广州、福州和南京三个大军区作为后盾，并要求他们千万不要拖延，拖延会使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逮捕“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席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但是， 也许是性情宽厚，他没有看到与政权俱来的全部危险（尽管他知道政权会带来喜悦），因为他非常缺乏做党和政府领导工作的经验。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觉得，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显得沉着镇静，然而一旦听到不好的消息， 他就变得生硬、粗暴、不可接近。十分明显，他缺乏毛泽东那种超凡的魅力和周总理的风度与智慧。这位新主席永远也不会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像对毛主席那样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邓小平的支持者——务实派们，原指望逮捕“四人帮”后邓小平马上就能重新上台。可是，当他们听到华国锋号召群众“深揭狠批邓小平”时，都深感沮丧。这个号召没人理睬，到 1976 年 11 月——毛泽东去世两个月后， 反对邓小平的运动自然而然烟消云散了。许多党的干部说，华国锋将陷入无法克服的严重困难。因

为华当政治局委员只有 3 年之久，几乎毫无经验，而邓小平在政治局里

已干了 21 年。当时，华国锋的支持者都害怕这位个性坚强、经验丰富的人的影响。

大字报开始在北京街头出现，开始是表示对已故周总理的崇敬与怀念， 接着便开始呼吁邓小平复出。“我们要求华主席给邓小平同志一个工作”、“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大字报遍布全城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大学。

北京的 12 月，严寒彻骨。但仍有上千人继续书写大字报，成千上万的人冒着零下气温看这些大字报。大多数看大字报的人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党员，他们想从中得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这种消息从报纸和广播中是得不到的。这些人担心，如果不执行周总理提出的国家现代化的方针，如果不立即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国内就会出现令人担心的局面，这种局面会恶化为危机。“四人帮”的支持者们当然不吃香了，但工、农业生产仍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缺乏鼓励和刺激。尽管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们支持邓小平，但许多的年轻士兵却深受极“左”派政委们的影响，那些政委是张春桥任政治部主任时安插的。

不断有消息传出，说邓小平“下星期”或者“下个月”就会要恢复职务。这些消息是中央委员们同一些外国大使谈话时透露

出来的。但是，邓小平却依然没有露面。

1977 年 2 月初，显然是在“凡是派”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强调：“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必须照办；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必须坚持。”这使越来越多的邓小平的支持者深感震惊。特别是在广州，一批高级干部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委员会，要求“检讨、批评毛主席犯过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如果“继续掩饰毛主席的错误”，党就会失去人民的尊敬。

1977 年 3 月，华国锋主席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为中央工作会

议——译注），参加人员包括各大军区司令员和约 20 位各省的中央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邓小平的问题。会上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但总的来说都同意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权力。但邓小平将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形成决议。以国防部长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们最后同意让各省委领导同志知道，最终将恢复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也许（也是最重要的）， 还将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叶剑英和老将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放出邓小平复职的消息，到天安门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将会出现全国性的大乱。他们安慰“凡是派”说，无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同意邓小平复职之前，邓不会公开露面， 而且组织召开中央全会也至少需要 3 个月的时间。人们越来越急切地盼望邓小平的平反复职。3

月 30 日晚 8 点，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了邓小平复职的消息，顿时，整个北京城里，爆竹烟花直上云霄。第二天，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各省领导人也兴高采烈地欢呼邓复出。邓小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是观看一次足球比赛，当大喇叭宣布邓小平来到时，巨大的北京体育场里，8 万名观众起立欢呼，几乎没有人观看比赛，所有的眼睛都凝视着邓小平。但是，人群也注意到，陪同他的是以前曾公开批评他的北京市市长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