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与背景

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制、偏好及自我表达方式上，可以看出象西方那样的近代科学技术很难在中国产生，那么，西方科学技术产生后，中国为什么没能象日本那样迅速引进而错过了历史机遇呢，这需要进一步从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去寻找答案。

政治方面。19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由于太平军、捻军及白莲教等农民起义相继被镇压下去，进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但是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已十分脆弱。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西方列强与日俱增的侵略野心， 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建议下，咸丰皇帝决心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 由此开始了以创办近代军需工业为开端的洋务运动。但是在清政府上层领导中，改革与保守势力间明争暗斗，使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即缺乏强力的政治纲领和目标。同治帝死后，慈禧进一步加紧对清廷的控制，反对改革，顽固维持其封建统治。虽然由于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及新办企业的努力，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整体看来，缺乏自上而下的统一动员，更没有形成近代技术得以成长的社会条件。清朝末期的政治结构主要是延续传统的依靠由学者（秀才、举人）官吏组成的上层社会， 他们大部分分布在乡村，血族关系乃至地方势力随着清末中央集权的衰落而逐渐占支配地位，而且，清朝统治者一直采取一种盲目的权威主义和排外的治世态度。“戊戌变法”（1898 年）是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变的一次极有希望的时机，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强大而以失败告终。1911 年的辛亥革命，从形式上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 加之清末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加强，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封建军阀的割据战之中，作为现代国家标志的统一的政权长期未能确立，对外来文化和技术的引进缺乏总体目标和规划。

经济方面。19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封建经济由于连年的内乱和外强的入侵，已达到崩溃的边缘。内地及农村的封建经济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 占有主要地位，沿海地区则主要是外国在华的殖民地经济，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 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晚清的传统产业仍

是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与 800 年前的宋朝相比无甚变化。清政府及尔后的民国及各地方政府，一直都将经济置于政治权益之下，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政治统治。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与经济具有相互制约与促进的作用，而中国社会却更多的是人为地去注重政权的巩固，结果却常是适得其反。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大都是开明的封建地主代表，一生固守于狭小的封建上层社会之中，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化装成平民远涉重洋去欧洲实地考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彻底性是令人怀疑的，中国近代经济最终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困苦境地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体制缺乏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与条件， “引进”是被动的，而不是本国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引进的西方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互相独立， “土”、 “洋”两张皮的现象十分严重。

文化教育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的权益，都推崇儒教。儒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和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不同，它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或模式，它左右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与秩序。维系儒教文化的教育制度是科举制，到 19 世纪中叶，科举制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科举制是为文官政权培养人才的，但上百万取得低级身份（生员、监生） 的人中，能取得中级身份（举人）的，不足 2％，取得高级身份（进士）的仅占 2O‰左右，而能人仕作官的就更少了。①大部分知识分子或成为地方上的士绅，或散居民间从事初等教育（私塾），这些人成为儒教文化的传播者和社会基础。视“圣贤”之书为圣旨的儒教文化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19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西文化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作为对待中西文化关系准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口号，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排外情绪，然而这一准则也仅限于少数沿海地区及文化中心城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初期，清政府在内困外扰之中才不得不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光绪皇帝在谕文中分析当时的弊病时指出：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②1905 年废科举创办新学堂， 并鼓励出国留学。然而，中学与西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争论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清政府倒台后，这种争论随着地方封建军阀的割据，助长了教育与文化的混乱，对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产生了恶劣影响。 “天不变道亦不变”、 “知足常乐”的传统思想，使社会变革、吸收外来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多余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

国际环境方面。19 世纪中叶，中国处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包围之中， 中国的“地大物博”及清政府的愚昧腐败，使中国很快成为西方，以及后来日本和沙俄的侵掠之地。19 世纪，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进逼之下，开始彻底崩溃和衰落。国门被强行开放，通商口岸从 1842 年的 5 个增加到 1911 年的 50 个，这些通商口岸的主权在丧失，近代型的文教卫生事业又大都为外国传教士所把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已处于西方列强及日本、沙俄的附庸国地位。辛亥革命后，各地方军阀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又分别投靠西方列强和日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一直是被动的、畸形发展的。特别是早期工业化资金不但十分短缺，还大量向侵华列强“赔款”，如广州和约（1841 年）向英国赔款 630 万银元；南京条约（1842 年）向英国赔款 2100

万银元；天津条约（1858 年）向英国赔白银 400 万两，向法国赔白银 200 万两；北京条约（1860 年）又增为向英法各赔白银 800 万两；马关条约（1895 年）向日本赔白银 20 000 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