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回到韶山，把祖辈家业一朝抛散，家国融为一体。几年以后， 他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毛泽东彻底抛弃上屋场这个小家庭，是在父亲去世之后。1921 年春节， 毛泽东回到故乡，在父母坟上祭扫之后，他便将他父亲 33 年艰辛创下的家业散给了穷苦乡亲，把弟妹们全部带出了韶山。关于这次毛泽东回来的事情， 他的表弟文东仙后来回忆道：1921 年正月初，毛泽东同志到了唐家圫我家里拜年。他对我父亲讲：‘舅舅，我这次是到湘潭贴招生广告，顺便回来打一个转，看看您的，我还要到宁乡去贴广告，不能久住。’第二天，我和文南生同毛泽东同志一道到毛泽东同志家来了。正是初八，毛泽东同志母亲生日的这天晚上，炉火烧得通红，毛泽东同志、毛泽民、毛泽罩、毛泽建、王淑兰、文南生、文东仙等，一边烤火，一边吃东西，一边谈家常。毛泽东同志对毛泽民讲：‘这几年我不在家，泽罩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接着，毛泽民同志从民国六年讲起：“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了一次；八年死娘、死爹， 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二十亩田的谷只能糊口。钱从哪里来？就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毛泽东同志听到这里便问：‘是不是欠了别人一些钱呢？’泽民答复：‘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 我们欠人家的，就是义顺堂的几张票子。’泽民还说：‘牛，别人喂了；欠人家的票子总要钱兑。’‘能抵销的有些什么东西呢？’泽民说：‘能抵销的是家里有两头肉猪，仓里还有两担谷。’

王淑兰在旁边抱着小孩，有时插话帮腔。毛泽东同志听了弟弟、弟媳介绍的情况后说：

‘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强盗来抢东西，败兵来要东西，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而是天下大多数人有的灾难。叫做国乱民不安生。’

毛泽东同志稍停了一下又说：

‘这几年来，你们两口子在家受苦了，现在爹娘都死了， 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遭强盗败兵抢劫的事是免不了的，今后还会有。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俩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安生的地方，润莲细时在屋里搞劳动，冒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家里发出的票子，你就写一个广告贴在外面， 凡有义顺堂票子的，限定几天内来兑钱。你把栏里的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你如果向别人要钱，除非他把牛卖了才能给你。现在快要搞春耕生产了，不能逼人家去卖牛啊！别人欠了我们的帐就算了，仓里剩下的谷子就不要动用了，最好留到春耕的时候，平价祟给上下屋的人，要从那些最冒得的祟起。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去。’

毛泽东同志又说： ‘我不会住好久，请你们作好跟我走的准备。这就是我的意见，同你们

商量好不好？’

泽民听了哥哥的话之后说： ‘跟你出去，我同意，但准备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作好的呀，是不是请你

跟我作一个计划，你还多住几天，商量一下：田写给哪个作，房子给哪个住， 安排好了就一起走。’

毛泽东同志说： ‘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就让作田的住。你作主找人就

是了。家里的事你们安排一下，我不能久住了，还有公事要办。 ‘你们去长沙，不要带多了东西，只要带被盖和要穿的衣服。如果东西

带多了，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最后，毛泽东同志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从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去送给左右邻居，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出去请人来帮助作准备。晚上毛泽东同志又请来一些比他辈份和年纪大的客人吃晚饭，以表感谢之意。

初十那天，毛泽东同志吃过早饭后就走了。毛泽东同志走后，大约过了个把礼拜时间，毛泽民、王淑兰带着孩子去了长沙。” 至 1921 年初，毛泽东最后完成了他的杰作：家与国的融合。此前，毛泽东都是在为这项伟大工程而艰苦努力。他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他的父亲。父亲代表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那种小家庭的维护者，虽然他本身是勤劳，坚韧的，但他从来都未能把目光投向他个人及他家庭以外的空间，他始终局限于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为小家而不是为大家的狭隘圈子。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自古至今，要作到家与国的融合，天下为公，岂是一件易事？

1921 年正月以后，韶山冲上屋场空空落落了，毛氏家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们甚至对毛顺生的儿女们感到可怜：家，不成其为家了，破败了， 一份好端端的产业！

他们哪里能知道毛泽东的高远志向！

毛泽东离家后 4 年，即 1921 年～1925 年，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单是毛泽东，他已经走出湖南，站在全中国政治航船的船头，成为掌舵人之一。他创立了湖南的共产党 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同时，在国共合作中，他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但湖南韶山仍旧是他的大后方和坚实后盾，他以此为依托，巩固他在全国尚不稳固的地位。并以其为实验地，检验 他自己正逐步形成的理论之正确与否。

1925 年正月，毛泽东以养病为名，又回到故土，“刀耕火种”，进行了艰难的拓荒。

韶山，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已出现五、六万亩良田，塅中沃野连片，山冲梯田重叠，谷米哗哗流出，而生产者却只占少量的土地，有许多几辈都是佃农。尤其到了清末，成涤泉等人的土地兼并，造成了韶山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

毛泽东最为关注之点即在于此。他回到故乡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也在于此。

我们不妨把毛泽东 1925 年在故乡的活动作一扼要归纳： 2、3 月间，毛泽东等在韶山组织秘密农民协会 20 多个；

3、4 月，杨开慧在毛氏宗祠创办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此后发展到 20

多所；

1. 月中旬，毛泽东发展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加入中国共产

党，建立中共韶山支部；下旬，建立 20 多个公开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同时还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区分部。

1. 月 30 日，毛泽东暗中组织的上七都教育会、学委会在郭氏祠堂改选，

   将韶山的教育大权夺归农民手中；

毛泽东支持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等人领导中共韶山支部、银田特支， 进行平祟阻禁；

八月，共青团韶山特别支部成立。

在故乡的六、七个月中，毛泽东对他十多年前，即 1910 年以前最有切肤之痛的所有社会瘤疾，举起了他的“手术刀”，概括起来，主要是：农民的思想觉悟问题、受教育的权利问题、社会地位问题、阶级对立问题。而毛泽东的矛头所指，却是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的族权、政权、夫权、神权。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公然将农民夜校和农民协会办到了宗族的圣地：毛氏祠堂，而且带了男男女女，本姓外姓的人们在这里出出进进，昔日祭祖的庄严肃穆之所，现在整日喧哗熙闹，——没有人推选毛泽东为族长，但他却成了事实上的首领，不只是毛姓人们的首领，而是百家姓氏的首领。在韶山， 毛泽东第一次打破了宗族界限，让外族人进入毛家祠堂，也无视宗规族法， 大胆让女人家进祠堂，并且动员她们放脚，反对丈夫权威，学习文化知识—

—毛太华、毛清一这些昔日敬为神灵的老祖宗被冷落到了一边。

由 1910 年以前与父亲无休无止的冲突，到 1910 年大闹祠堂，到 1925 年组织农民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些带有反叛意味的行为，尚是不成熟的、本能的，单沧匹马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家族制的根基，而 1925 年，毛泽东已掌握了

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而且已有过长达 15 年的知识积累和参加“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湘区工人运动和组织国共合作的实践经验，因此， 毛泽东在故乡已是得心应手——没有人能阻止他的革命然而，毛泽东也深知：只有让农民自己起来，自觉地革命（而不是被迫），才能使这种革命成功。要达到这一步，就必须让农民从思想上认识到他们痛苦的根源，认识到他们的敌人是谁，对敌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因此，毛泽东在故乡作了极为细致的工作。他所完成的主要使命，也是1925 年他取得的最大成功即是唤醒了民众，农民在他的呐喊声中振奋了，由庞叔侃、毛福轩、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等人领着，向封建的制度烧起冲天大火。

然而，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是根深蒂固，尤其是全中国范围内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绝不可能容许“国中之国”的存在；一个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时，它必然进行本能的反扑。

毛泽东在故乡的“扇风点火”，不但激怒了本族内家族制度的维护者（如“四大扇”：毛鸿初、毛棠圃、毛明德、毛吉臣），更引起了韶山当地政权的把持者成胥生的恐慌。

成胥生，原名绥生，名日猷，字叔升。此人即大官僚、大地主成涤泉的小儿子。其父在陕西绥德任知州时，和小老婆崔氏（成涤泉共有七个妻子） 生了他，故名“绥生”。父亲在任所贪污救灾款数十万两白银，回乡后置田12000 多亩，分成 6 份，三兄弟、三儿子各一份。成氏家族成为韶山首富。

成胥生凭借老子的威权和万贯家财，当了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即韶山一带）的团防局长，把持乡政，始于 1913 年。他有枪械二、三十条，又利用姻亲，找了湘军师长叶开鑫做靠山。自订田息鸡、田息草、田息肉、壮丁费、身份证费、草鞋费、救国捐、烟灶捐⋯⋯一二十种苛捐杂税，盘剥乡民。

成胥生，便是韶山封建制度最强硬的支撑者，毛泽东的最大敌手便是此人。

虽然成胥生与张敬尧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毛泽东深知“地头蛇” 的狠毒，所以他回乡后便十分谨慎地从事。正月里，他借拜年之机，走东访西，了解民众疾苦，又籍此办农民夜校，启发觉悟，再组织农民协会，雪耻会，由秘密到公开⋯⋯

成胥生终于明白：韶山冲的毛润之，矛头所指，正是在摧垮他的团防局， 再捣毁他们成家以及其他大地主的庄园——他感到了巨大威胁，于是写了一封信，密告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赵省长便令湘潭县团防总局派兵往韶山捉拿毛泽东。

毛泽东迫于赵恒惕的追捕，离乡“间道入粤”。在广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此后一年多，除从事国、共两党的党务工作外，中心活动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故乡 7 个月，给他提供了最切近、最新鲜的素材，加上 1910

年前的 17 年，则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的基础。

这一时期，毛泽东创立了他的农村革命理论，代表著作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等。他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借此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传授给各地的农运骨干，并使之在新的实践中受检验与发展。随后，他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农委书记，与党中央书记陈独秀有了意见分歧，分歧的关键即在农民运动是否过火，是否需要加以限制——但他不愿作无休止的争论，他以实地考察来维护农村革命的声誉和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6 年 12 月 17 日，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回到湖南长沙， 20 日，他在欢迎他的大会上说：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 120 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位同志努力的结果。”

确实，此次回乡，毛泽东再也无须以“养病”为名了，他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于 1927 年 1 月开始了他的实地考察。4 日乘船到了湘潭城，5 日到达银田寺。

在银田寺白庙那一棵古银杏树，他连夜召开群众座谈会，帮助农民协会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

6 日，到了清溪寺。这一座千年古刹，观音菩萨，关圣帝 君，牛头马面，二十四位诸天、十八位罗汉⋯⋯不再受到农民的顶礼膜拜了。7 日， 他在韶山冲毛震公祠和毛鉴公祠这样说：

“有人讲，近一年来，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我一路上看到的， 听到的，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农民，把压迫了他们几千年的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过去，大家信八字，信风水，希望老人死后埋个好地方。民国十四年， 我回来，一些人讲：你们八字不好，坟山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闹起来啦，

只几个月，土豪劣绅一齐倒了台。难道我们一下交了好运，坟山一下子贯气了么？巧得很！乡人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 不要农民协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得很，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都不曾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

农民闷了成百上千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被毛泽东吼出来了，农民想干而不敢干，或者没有干成功的事，由毛泽东领头干得轰轰烈烈了！

毛泽东带着农民，不但彻底打破了家族界限，破除了佛神、迷信，而且组织了农民武装，公开地与土豪劣绅开战——银田寺杀人刽子手，团防局长汤峻岩被处决，保产党头子张茂卿呜呼哀哉，成胥生也被吓得上了西天⋯⋯ 1927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公开亮出造反大旗，发动秋收暴动，建立了以

井冈山茨坪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这个时候，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内容己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