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俄国的经济发展

我们在说明俄国的经济发展之前，不得不指出俄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同西欧有着深刻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在俄国历史上不存在城市经济阶段。

在旧时的俄国，不曾有过中世纪西欧出现过的那样的城市。首先，俄国城市非常少，淹没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之中。就是那些曾经有过的城市，其性质也不同于西欧的城市。西欧的城市，是小工业的中心，而这些小工业不是为中间商人、而是直接为消费者生产。而俄国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和商业的中心，工业主要分布在农村。俄国有许多地方，家庭手工业一向十分发达，这主要是因为那里土质不适于发展农业，农民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但是，西欧的城市手工业者和俄国的农村家庭手工业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为当地居民和当地市场生产，而后者则只能为外地市场生产（因为当地没有市场），从而不得不依靠中间商人。由于缺少城市，就必然需要商业资本，于是商业资本控制了小生产者。俄国家庭手工业者之所以需要商人，是因为手工制品的消费者分散在俄国辽阔的土地上，家庭手工业者不可能直接同他们进行交易。①

没有城市手工业，其结果势必给资本家和商人的莫斯科罗斯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带来特别大的影响。

莫斯科的政治优势，也是由于莫斯科成为大区的商业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区的工业主要操纵在集中于莫斯科的商业资本手里，商人阶级，继农业贵族之后，是古代罗斯势力最大的一个阶级。

当时，莫斯科国家根本没有那种在西欧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阶级——自由城市手工业者阶级。现代的研究家，如前不久逝世的 H.Ⅱ.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发现古代罗斯有封建制度的因素。①但是，象西欧形成的那种行会和城市手工业，不论在古代罗斯还是近代罗斯，都从来没有过。俄国不存在四方文明和文化赖以产生的那种严密的、完善的小工业者组织。西欧城市公社不仅从封建主政权手里争得了自由，而且最终使君主专制制度垮了台。正如中世纪人们所说，“Die stadtische Luft machtfrei”（“城市空气给人以自由”），这个谚语包蕴着深邃的思想。我们这里没有呼吸到工业城市的这种空气，因而也就没有自由的立足之地。

① 精通十九世纪初俄国经济制度的优秀人物施托希对当时俄国工业的突出特点作了如下的表述：“俄国手工业者劳动时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极端离奇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体制有关。但是，除大城市外，俄国手工业者从不收订货，只为出售而生产，如制做鞋、便鞋、靴子、长袍以及衣服、皮衣、被褥、桌椅等应用物品。手工业者把所有这些物品提供给商人而收取一定的费用，商人再在自己的店铺里把它们卖掉。”（见海因里希·施托希：《俄国历史统计学的描述》，1779 年，第 3 卷，第 178—179 页。）

① 参见他的《古代罗斯的封建主义》（1908 年）和《封地罗斯的封建主义》（1910 年）。

因此，实际上，俄国的历史发展条件不同于西欧的另一个根本区别，亦即直接来自俄国历史发展条件的一个区别，就是俄国的强制劳动制异常强大，牢不可破。还没有哪个地方的奴隶制，在人民生活中根子扎得象俄国这样深。显而易见，我们的奴隶制并不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归于消亡，反而同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农奴制历史的一大特点。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农奴制还没有形成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只是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纪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才完成了。②但是，农奴总还是地主的农奴，不是奴隶，总归没有完全丧失人权。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展它的政治势力，变成了强大的帝国，可是，农民的地位却每况愈下。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农奴不折不相地变成地主的财产，就象物品一样由地主支配。正当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西欧农奴制在缓慢地趋于消亡的时候，俄国的农奴制反而在逐渐演进，最终变成了纯粹的奴隶制，因为俄国农奴在农奴制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在名义上不是奴隶罢了。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尽管地主的权力很大，但是俄国农奴的处境在十八世纪末期还是勉强过得去的。那时，来俄国旅游的外国人说，俄国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比波兰、立陶宛或波罗的海东部沿海一带农民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认为，那时俄国农奴的经济地位比普鲁士或奥地利农民还要好一些，尽管西欧的农奴绝不象俄国那样处于无权的地位。那么究竟怎样来解释这个似乎颇为奇怪的事实呢？

一位德国旅行家贝恩哈迪对此曾做过如下巧妙的解释。十八世纪的俄国地主，他们生产不是为了出售，因此没有兴趣去极端残酷剥削农奴的劳动。贝恩哈迪说，“假如西印度的种植园主生产的不是糖，而是粮食或亚麻，假如这些产品象俄国那样难以销售出去，从中得到的收入又不多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只是由于殖民者残酷无情，奴隶才遭到折磨和虐待的。”①恰恰应当从是否出售产品这个条件来寻求俄国农奴处境在十八世纪勉强过得去，而在十九世纪却日趋恶化的原因。

十九世纪前半期，当俄国地主刚刚开始为出售而生产，俄国粮食贸易迅速发展，粮食出口大为增加的时候，农奴的处境就恶化起来了。领地地主开始使用农奴的劳动来加紧扩大自己的耕地。俄国地主经济出现的这些新情况，也从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许多农业省份把农奴代役租制改为徭役租制这一点上表现出来了。在实行农奴代役租制期间，农民跟地主保持的农奴关系，表现在交纳一定的（主要是货币）租税上；而在徭役租制盛行时期，这种关系则表现在农民为地主服劳役上。因此，徭役制，比起代役制来，是一种更加沉重的人身依附形式。就是说，推行徭役制以取代代役制，只能说明：农奴制没有消亡，反而采取了更加苛刻的形式。

当农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家业、不得不依靠“月粮”（农民终年在地主土地上劳动所得的计月实物报酬）为生的时候，强制劳动制达到了极度的发

② M.A.季亚科诺夫说：“在法律方面，农民的人格逐渐贬低，无法遏止地几乎或完全与奴隶合为一体。农民和奴隶混同的现象，最初在实践中，在经济领域内表现出来，随后又逐渐在法令中反映出来了。十七世纪后半期，当两个曾经是迥然不同的集团——自由农民和奴隶几乎全在法律上合为一体的时候，上述这种日常生活和法令两方面的实际发展趋向就结束了。（《古代罗斯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论文集》，l907 年，第371 页。）

① 贝恩哈迪：《对俄国面貌的描述》，第 2 卷，第 154 页。

展。“月粮”是十八世纪仅有的现象。及至十九世纪，在小俄罗斯，剥夺农民土地，使他们依靠月粮为生的现象，已经广泛地发展起来了。①

在短工和家庭手工业发达的省份里，农奴制发展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我们看到十九世纪前半期，代役制逐渐排斥了徭役制，因为地主对农民实行代役制比在自己的庄园里剥削农民劳动力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

这样一来，十九世纪前半期，在俄多斯中心的工业省份内，农奴制采取了更加缓和的形式。与此相反，在农业省份内，农奴制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跟领地地主的企业经济联系得更紧了。十九世纪中叶，领地地主的企业经济，只是由于剥削农奴的无偿劳动，才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

农奴制在俄国经济中根深蒂固，以致如此顽固地保持下来，也是毫不奇怪的。我们怎么也看不出，这种社会制度象西欧那样有逐步走向消亡的迹象。这里不免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的农奴制为什么最终还是消亡了呢？

首先是因为农民不甘心忍受奴役，并坚持不懈地要求自由。农民暴动在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时期，从未停止过，而且尤为突出的是暴动越来越频繁。除大规模暴动之外，农民为了反抗农奴制，还多次杀死领地地主，烧毁庄园以至大批外逃，等等。②

这里，政府和地主都不会忘记十七和十八世纪发生的彻底动摇了俄罗斯国家的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谢梅夫斯基说：“普加乔夫的幽灵永远徘徊在我们贵族的眼前，犹如严厉的死的警告在提醒我们：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也必须废除农奴制。”①对于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叶卡捷琳娜也好，亚历山大一世也好，尼古拉一世也好，都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所作的一次著名讲话中，再次重申：“农奴解放最好是从上而下，而不是从下而上进行。”这个见解对于消灭农奴制来说，始终是主要的、无法反驳的论据。

其次，远不是所有的领地地主对维护农奴制都是同样关心的。在这方面，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只是那些实行劳役制的人。这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诺沃罗斯和西南边区的一部分地区早在农奴解放之前，就在地主经济中广为推行自由雇佣劳动制。这些地区的地主甚至从农奴解放中得到好处，因为解放必然会降低工钱和增加劳动人手的来源。富裕的地主则对农民大多数实行代役制，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规模实行徭役制经济是不容易的。富有的贵族组成了宫廷，并在国家中占居显赫的高位和要职。在沙皇身边的庞大的贵族集团很少关心农奴制依附关系，并且非常清楚地了解农奴制只有依靠政权力量才能够维持下去，所以，容易接受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废除农奴制的思想。

商人和产业家，是十九世纪中叶在俄国已有颇大发展的资本家阶级，他们坚决反对农奴制。工厂主痛感自由雇佣工人不足，因为农奴制把他们束缚在农村。同时，依靠强制劳动进行工厂生产，在当时是毫无好处的（这在下文论述俄国工厂工业时还要谈到）。如果说大企业家的农业能够实行强制劳动的话（尽管它的生产率很低），那么，工厂则要求效率更高的劳动，如自由工人的劳动。况且，当时工厂主和商人本身也往往出身于农奴，甚至有些

① 伊格纳托维奇：《解放前夕的农奴》，1902 年，第 100 页。

② 同上，第 171 页。

① 谢梅夫斯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的农民问题》，1888 年，第 2 卷，第 571 页。

人虽然使数以千计的工人就业，但是，他们自己却仍然是那些不甘心解放他们的地主手下的农奴。既然占有农奴是贵族阶层的特权，那么，产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就理所当然地破坏了实行强制劳动的社会制度。

在这方面，俄国的农奴解放和北美的黑人解放有某种共同之处。无论在俄国或北美，奴隶制都曾经是构成企业主农业基础的经久不衰的经济措施。无论在俄国或北美，都不曾看到这种制度在农业经济中有什么逐渐走向衰亡的迹象。因此，在俄国和北美，奴隶制只是在推行强制劳动制的阶级作了一番顽抗之后才通过法令明文废除的。

总之，实行徭役制的中、小地主是站在维护农奴制这一方面的。资产阶级是反对农奴制的。大贵族阶层则倾向于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废除农奴制。最后，官僚集团，其上层虽然主要是由农业贵族组成的，但是由于职务关系不从事徭役制经营，因此对农奴制采取大经济所持的立场。这里应当着重补充说明的是，在官僚界中，地主的阶级利益也包括与农奴制敌人相接近的重大的职业利益。这些职业利益，首先在于我国政府人士意识到农奴制会破坏国家安宁的危害性。从国家的观点出发，应当极力争取废除经常有引起人民起义危险的农奴制，这一点，当时的俄国政府人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

其次，农奴制阻碍了俄国经济尤其是俄国工业的发展，彼得时期的政府极力发展工业，深知没有生产力的增长，就不可能增加国家的政治力量，而增强政治力量是我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因此，我国官僚阶层不能不感到农奴制必须废除，认为如果维护它，就要根本违背政府始终关心发展工业的愿望。后一种见解，是有助于农奴解放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之一，也就是说，国家富强的利益，在政府眼里不能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可见，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俄国，存在过拥护和反对农奴制的代表两种强大利益的观点，这也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废除农奴制这个迫切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所在。但是，我们的社会越向前发展，反对奴隶制的力量就越增长。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起，旨在反对农奴制的超阶级的思想运动，作用增强，次数也增多了。从十二月党人时代开始，俄国社会的优秀分子全都力争把俄国农奴从屈辱的奴隶制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场由于对社会的极端不公正和人类个性的极端压抑的厌恶而激起来的超阶级的运动，随着俄国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增强了。

所有这些都使农奴制的基础趋于瓦解。但是，农奴制以强大的阶级利益为支柱，持续了很久，最终由于受到了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失败的影响而垮台了。这场战争表明，必须改革使国家政治上走向衰弱的社会制度。可见，不但人民起义给国家造成威胁，而且以农奴制为基石的旧制度对国家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在不断地瓦解国家政治力量的基础。这一点统治阶级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并且是迫使强制劳动制崩溃的最后一击。

随着农奴制的瓦解，我国经济制度与西方经济制度的重大区别也消失了。于是，在俄国，一种新的在西方业已盛行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也得到了自由的发展。

────────

不久前，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方向的争论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

① 尼古拉一世对斯摩棱斯克的贵族代表们说：”农奴制是使我们没有商业和工业的原因。”（参看前引伊格纳托维奇著作，第 196 页）

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知识界就特别关心这种争论了，尽管争论似乎带有理论的性质，但却涉及到极其重要的实际政策问题。所谓的民粹派证实说：俄国的经济发展，如同俄国的经济制度一样，跟我们过去和现在西欧所看到的制度有着深刻的区别。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贬低过去俄国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意义，并且绝不希望将来俄国离开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

从本文所阐明的观点来看，必须承认过去俄国的经济发展带有深刻的特殊性，但是这些特殊性并不是民粹派所说的特殊性，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特殊性，如俄国没有西欧那样的城市制度和俄国强制劳动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等等，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了。现代俄国从根本上不可能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因为俄国在当代也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当然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的俄国与其它欧洲国家在经济方面已经不存在重大的差别了。每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都具有独特的、不相重复的特点，至于谈到俄国，它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的深刻区别，当然不会不留下痕迹，不会不对其后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

有些现代俄国历史学者，如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都倾向于完全否认俄国和西欧的历史发展存在着根本差别。这是因为上述历史学者不懂得城市经济在西欧历史上的巨大意义，仍抱着老观点不放，认为在俄国处于萌芽状态的封建主义就是西欧中世纪特有的社会制度。但是，整个社会制度和现代西欧的文化，恰恰是从城市工业（而不是从封建主义）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城市工业，如上所述，恰恰是俄国所没有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关于俄国的历史发展方向的争论，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早期争论的继续。在这些争论中，西欧派的立场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争取实现西欧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并论证这些理想在俄国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他们也无法否认俄国过去的历史情况根本不同于西欧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情况。既然俄国过去的历史与西欧比较，存在着如此深刻的差别，那我们怎样才能使俄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西欧盛行的那种生活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西欧派没有能作出今人满意的答案。例如，米柳科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完全承认俄国和西欧的历史发展条件有着深刻的差别，因而不得不在他的《俄罗斯文化史论文集》中乞灵于“内部发展规律”，说这个规律必然使俄国及其他国家走向西欧盛行的社会生活方式。至于究竟什么是能消除历史条件一切差别的“内部发展规律”，尊敬的作者井没有说清楚。他只是毫无事实根据地硬说这个内部发展规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的，而且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相同的”①。凭借这个神秘莫测的、谁都没有提出过的普遍发展规律，Ⅱ. H.米柳科夫就能做到自圆其说，把西欧社会生活方式必将在俄国获得胜利的信念同俄国和西欧历史存在深刻差别的历史分析调和起来。

我认为，只有不相信任何的社会“内部发展规律”，才能圆满地解决俄国这场由来已久的争论。如上所述，我试图论证一个许多人觉得奇怪的论题：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探索这种规律本身，就是由于不懂得人类社会与有机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所致。假如大家都同意这一论点，

① 罗日科夫：《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经济发展》（《十九世纪俄国的历史》，1907 年，第 1 版，第 150

页及以下各页）

那么，上述争论就会迎刃而解了。的确，过去俄国的社会制度与西欧的社会制度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俄国走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且当前俄国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毫不奇怪，俄国正在争取实现西欧的政治生活方式。

至于我国农奴制瓦解的原因，近年来已成为饶有趣味的论战的课题。Ⅱ.B. 司徒卢威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农奴制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载《神的世界》杂志，1899 年，第 10—12 页）一文中阐述了如下的思想：在农奴制经济还没有废除的时期，我国地主的企业经济，绝不是象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处于衰落状态，而且从纯经济观点来看，地主经济也不是非得有自由雇佣劳动不可。H.B.司徒卢威的观点在报刊上受到了许多抨击。例如，H.A.罗日科夫在他新近出的一部著作中写道，代役制经济对地主是不利的；就在农奴解放之前，自由雇佣劳动制在地主经济中也已广泛推行了①。同样，Ⅱ.И.利亚先科也得出结论说，废除农奴制是出于地主经济利益的需要。①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事实根据，因而Ⅱ.司徒卢威的观点仍然是无可辩驳的。总之，我的上述

《简评》文章，是从理论上阐明我国农奴制经济发展条件的富有成效的尝试之一。

参考书目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般文献：

舍恩贝尔格：《政治经济学手册》，第 4 版，1896 年，载《国民经济学》，

舍恩贝尔格的“国民经济”一文。

恩格斯：《家庭起源、私有财产和国家》（有几种俄译本）。利铂特：《文化史》，译自德文，第 7 版，1908 年。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载《国民经济年鉴》，B.II）。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特鲁布尼科夫编译，1891 年。毕歇尔：《国民经济的产生》，N.库利舍尔编译，1907 年。

桑巴特：《劳动组织和劳动人民》，基里洛夫译，1901 年。N.M.库利舍尔：《西欧经济生活史演讲》，1910 年。

Ⅱ.马斯洛夫：《国民经济发展史》，1910 年。

Ⅱ.司徒卢威：《经济与价格》，1913 年；《罗雪尔、施穆勒、菲利波维奇-热列兹诺夫的普通教程》；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问题》一书的第 5 卷《经济学的新思想》中讨论了存在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问题。

古代世界的经济：

摩尔根：《古代社会》，译自英文，1900 年。

格罗森：《家庭和经济的形式》，译自德文，1898 年。H.西贝尔：《原始经济文化概论》，第 2 版，1899 年。

M.科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5 年。。

① 罗日科夫：《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经济发展》（《十九世纪俄国的历史》，1907 年，第 1 版，第 150

页及以下各页）

① 利亚先科：《俄国土地进化概要》，1908 年，第 212 页。

H.N.尼布尔：《奴隶制是经济制度》，译自英文，第 2 版，1907 年。Э.迈尔：《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译自德文，1898 年；《古代奴隶

制》，译自德文，1899 年。

俄国的经济发展：

B.谢梅夫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时期的农民》，2 卷，第 2 版， 1903 年。

п.米柳科夫：《俄国文化史概论》，第 1 卷，第 5 版，1906 年；《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的国营经济》，第 2 版，1905 年。

H.罗日科夫：《十六世纪莫斯科罗斯的农业》，1899 年；《用社会学观点对俄国历史的评论》，1903 年；《俄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农村》，第 2 版， 1904 年；《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经济的发展》（《十九世纪俄国历史》，格拉纳特出版，第 1 版，1907 年）。

H.N.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古罗斯的封建主义》，1908 年；《罗斯封地的封建主义》，1910 年。

H.沃尔孔斯基：《农奴制下的地主经济的条件》，第 1 卷，第 3 版，1907 年。

и.и.伊格纳托维奇：《解放前夕的地主农民》， 1902 年。

п.и.利亚先科：《俄国土地进化概要》，1908 年；《俄国土地进化概要》，第 2 版，1913 年。

п.司徒卢威：《农奴经济》，19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