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移民

人多地少势必迫使农民迁徒。我国的移民运动由来已久，最早的移民运动就是受国家和农奴制压迫的农民自发地向边区逃亡，对此政府也无法制止。于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整个俄国南部地区都住满了人。政府并不赞许农民自动迁徒，可是迫不得已，到头来也只好放任不管了，因为自由迁移的结果，边区已经住满了人。此外，在农奴制改革前的时期，依据国有财产部大臣基谢廖夫 1837 年制定的严密的计划，也曾经正确地组织过隶属于国家的农民的迁移。这项计划规定，隶属于国家的农民占有的份地按男性计算每人平均不到 5 俄亩者始可迁徒到有大量多余土地的地方。移民费用由国库承担。起先是迁移到俄国中部某些省，如唐波夫、沃龙涅什等省，后来，这些省住满了，才迁往伏尔加河沿岸及其中上游东岸一带各省，如萨马拉、萨拉托夫、乌菲姆斯克和奥伦堡等省，然后又往前高加索迁移，最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未则向西伯利亚迁移。其结果，在 1837—1859 年期间迁移的农民约有

40 万人，从其后多次调查来看，他们的生活都达到了颇为富裕的水平。

农奴解放后，政府对移民的态度有很大改变，转向坚决敌视的立场。政府开始认为，移民运动危及地主的利益，因为移民使地主有失去工人和佃农之虞。尽管如此，在农奴解放后，移民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由于农民经济的危机而加强了。移民是自发地进行的，但要克服种种阻碍，其中主要的阻碍是农民实际上隶属于协会，如无协会的退会证明，就不能迁出。农民协会则设法不发给移居者退社证明，因为移居者脱离协会，协会就得把农民承担的赋税和劳役担负起来。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移民运动几乎全都带有随意的性质。

八十年代以前，这种迁徒先向俄国东南部，后向前高加素和高加索地区。从八十年代起，西伯利亚就成为迁移的主要地区了。移民运动越来越猛，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让步。于是，1881 年颁布了第一个《暂行规定》，责成内务部和国有财产部管理移民事宜。

1889 年 6 月 13 日，又颁布了一项法律，虽然没有规定迁移有充分自由， 然而在这方面总归前进了一大步。这项法律规定向移民提供到迁移地点后的就业安置和口粮贷款，发放路途补贴以及其他优惠事项。但是，如上所述，

② 绝对缺地和相对缺地的对立，主要是考夫曼提出来的。参看他的杰作《移民和垦殖》，1906 年，第二部分，第 1 章。

法律并没有准许移民运动有充分的自由，因此，“自由放任”的移民仍然占优势。甚至在西伯利亚，九十年代自由移民占移民总数的 60—80％，更不要说高加索或图尔加草原“自由放任”的移民了。

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移民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893 年成立了“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于是掀起了向西伯利亚移民的高潮。我国政府政策的这种新转变，纯属是政治性的考虑，也就是开垦西伯利亚，以对付面临的“黄祸” 的威胁。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是效法北美铁路管理委员会而建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广泛的殖民化。国库拨款 3，000 万卢布，用来兴建“西伯利亚铁路辅助企业”（主要是移民事业），而为了建设移民区大约投资 600 万卢布。所有这些并不是毫无成果的。九十年代初，可以设想，西伯利亚几乎没有空闲的土地用于移民了。目前又为殖民开辟了新的来源，开发泰加森林， 并发现那里有适于迁移的广大地区。

最后，近几年来，在我国移民政策中又出现了转折。1902 年，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发生的农民骚动，对这种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04 年 6

月 6 日颁布的新移民法，就是农民骚动的直接产物，其基本条款是波尔塔瓦省土地所有者和行政当局会商拟定的。

从农民骚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土地稀少的政治危险性。正因为如此，大土地占有者和地方官吏才普遍开始想把农村过剩的人口迁往远地，而且政府也害怕农民的革命运动，认为有必要把缺少土地的农民从俄国中部地区迁走。 1904 年的移民法，在原则上承认迁移是自由的；但又把迁移分成两类：可鼓励的和不宜鼓励的，并对第一类给予种种优待。移民法规定主要支持无地和缺地的农民进行迁移，但它的缺点是，“不宜鼓励”的移民实际上可能变成被禁止的了。1906 年 3 月 10 日颁发的指令，终于准许迁移有完全的自由。一般说来，移民远不能解决我国的土地问题，因为西伯利亚和其他边区

也只能为我国极少一部分缺少土地的农民提供迁居的地方。俄国每年人口增长约 200 万人，而往乌拉尔的移民 1908 年最多达到 664，777 人，其后有所下降，1913 年总共才有 327，000 人。西伯利亚移民的前景不妙，其征兆是往西伯利亚移民的同时，还发生了倒流的现象，不顺利的迁移者又回到了故乡。

留在西伯利亚的移民的状况，也并非都是很好的。第一批移民相当快地过上了较好的生活。可是现在，移民在新地方有时过着比故乡更穷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