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目光

汪 洋

50 多年前，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有一年秋天的某日，学校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来作报告，大家非常兴奋。周恩来同志的大名我早在上海工作时就听说过，关于他的种种近乎神奇的传说，在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青年们中流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处理西安“双十二事变”中的事。据说蒋介石是在和他交谈之后，沮丧他说：“为什么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里， 国民党里没有一个他这样的人？！”想见到他，亲聆他的教诲，是深埋在我心底的渴望，这下子如愿以偿，怎能抑制内心的激动？

第二天，同学们早早起来，集合、列队在一个广场上，大家唱着歌，等待着周恩来同志。

他来了，穿着一身灰军装，双目炯炯，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全场起立， 响起热烈持久的掌声。

他开始作报告，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党的任务、我们的方针政策、统一战线工作⋯⋯滔滔不绝，他的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深入浅出的形象比喻，精辟深刻的分析，像溪水流过我们心田，又像阳光驱散了心头迷惑的云影。周恩来同志在微寒的秋风里整整讲了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到下午时，他那原本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就长出了胡子茬儿，青青的下巴在陕北秋天的夕阳下发着光，让我想到他身体里有多么旺盛的生命力！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没有想到，从那以后，我竟然有过许多次机会幸福地在他亲切的指导下工作。

北平解放后，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胜利会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我作为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代表与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他紧握着我的手，两眼注视着我，点点头说：“噢，你就是汪洋。”从那时起，总理就记住了我，记住了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

我永远不会忘记，每当我们遇到难题和不公正的待遇时，他总是给我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帮我们走向新的征程，周恩来同志是我国电影事业最体贴人心、最令人感动的良师益友。

1959 年国庆前夕，陈毅同志审看了北影厂生产的建国 10 周年献礼影片

《青春之歌》、《风暴》以后，激动他说：“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 当时，陈伯达在看完《青春之歌》后说这影片“写了一群小资产阶级！”让我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陈毅同志不管这一切，向周总理推荐这两部影片。周总理看过影片后，亲切地邀我和崔鬼、陈怀皑、谢芳到他的住所西花厅去谈谈。

那天晚上 9 点多，我们如约而至。周总理正在吃晚饭，见我们来了，他匆匆吃完，立刻同我们谈话。这一次会见，怀皑同志有一篇长文记载，我这里无庸赘言。我只想着重指出他给我们的鼓励是如何令我激动。当谈到陈伯达的“意见”时，他轻轻一笑，清澈的目光凝视着我们，温和他说：“写小资产阶级怎样参加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成长为革命者，这很好吗，当然可以写。我们许多人就是在革命斗争中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嘛！重要的是写出他们怎样成长，改造成革命者的！”他又对谢芳同志亲切他说：“任何人都不背家庭包袱。家庭无法选择，重在个人的表现。” 他鼓励我们好好工作。

我凝神望着他，内心难抑激动的心潮。当时，陈伯达是个大人物，他的责难给我们、给艺术家带来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周总理亲切的谈话拨云驱雾，澄清了我们心头的困惑，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望着他那风度翩翩的身影，我对自己说：“他是一位多么体贴人，关怀艺术家的领袖人物啊！谢谢您，我们的好总理！”

他的话让我激动了许多许多天，以至这种昂奋的情绪在庆祝献礼影片公映的酒会上迸发出来。面对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面对许多杰出的艺术家， 我竟不能自己，端起酒杯即兴发表了一段祝酒辞。大意是说，党、人民、祖国是电影事业的母亲，电影艺术家一定能在祖国母亲的关怀下，作出更大的成绩，奉献出更好的艺术品。我讲得动情，真切，忘乎所以，因为这是我的真心话。应当说，这个举动，有点不合礼仪，因为不应当是我在那里作这番祝酒辞。没想到，北京市的领导同志笑着对我说：“汪洋啊，总理对你这段即兴祝酒辞很满意，说电影艺术家就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和激情。”

说实话，周总理的“满意”，让我自己对自己也“满意”了好久。每想到他的肯定，我的心就涌起热潮。

1961 年，北影迁到小关新址。适时，《停战以后》拍竣，周总理邀陈毅， 罗瑞卿同志一起在北影审片。审片间隙，我请周总理审查北影新址设计模型， 周总理看了表示惊讶，说：“汪洋，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新厂？建这么大一个厂子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看完《停战以后》双片，总理很满意，指示我们第二天去听罗瑞卿同志的意见。说完就要回去。

陈毅同志怕总理工作太累，一定要留下总理再看部片子以解除疲劳。他大声说：“汪洋啊，你还有什么片子让我们看吗？”又对总理说：“你呀， 回去又是工作，批文件、看材料，弄到很晚。不如在这里看片子，这也是工作嘛！”周总理笑笑，摇摇头，又坐下看片子。我又选出《野猪林》（崔嵬、陈怀皑导演，李少春、袁世海主演）来放映。陈帅和总理看后非常高兴。总理说：“汪洋啊，你们北影如果年年拍出这样的好片子，我支持你把这个新厂子建好。”

可惜，这个如梦的亚洲第一大电影厂的设计，也像梦一样被“四人帮” 打破了。但周总理那种体贴、关怀电影事业和电影工作秆，坦荡磊落的胸怀却永久刻在我心里。

有一部影片，因为一些有关单位有不同意见，而一时未能公映。周总理看了这部片于，要我们和有关单位协商，说：“一定能改好！”又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几次催问落实情况。他这样关心

一部影片的生产，以日理万机之繁忙，而不忽视一件“小事”，实在是他伟大人格的表现。

“文革”前，曾有一段时间我受到无端攻击。我心头像压着块石头，觉得有言难吐。有一天，总理来北影厂审查上影张瑞芳主演的一部片子，见到我，他笑着说，“汪洋，你这个新厂建完，你的修正主义也完成了。最近有人检举你呢，我得告诉你！”非常明显，他的轻松的笑谈，表达了他对所谓“修正主义”的看法，给

了我巨大的支持。他的鲜明态度同当时北京市领导同志的态度一致，让我在颠倒是非的风浪中清醒了头脑，站稳了脚跟。

然而，一场更大、更混淆黑白的浊浪铺天盖地而来，“文革”的大潮把

我卷入漩涡。我多少次在难耐的污辱与痛苦中告诫自己：“周总理了解我！” 是这种信念给了我勇气，让我度过了那场灾难。

周总理逝世的那一天。天寒地冻，朔风怒吼，哀云低垂。我被剥夺了向他遗体致敬的资格。我和朱德熊同志含着擦不掉的热泪，在人民大会堂外， 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人民的悼念。我望着

阴云下的周总理那永含微笑的遗像，默默地说：“总理呀！我是您教导出来的电影工作者，您放心吧，我的一生都要献给这个事业，至死不渝！”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电影事业，也是北影厂发展的真正主持者。正像世

纪同龄者夏衍老人所说：“周总理为电影掌大舵！”

多少次，周总理亲自审查影片，提出切中要害的意见，切实可行又效果良好的建议。

多少次，周总理亲自接见电影工作者，为他们点亮心中的灯。为他们的工作、生活排忧解难。

多少次，周总理为文艺界指明方向。特别是 1961 年创作会议，他反对“左”倾错误，提出“寓教于乐”、尊重创作人员的创作特点、个性，至今仍然是不可更移的真理。

多少次，周总理谆谆教诲电影工作者，要摆正个人和祖国的关系，做一个优秀的人民艺术家⋯⋯

周总理已离我们而去，离开我们快 20 年了，可他那永存和蔼微笑的面容，他那具有燃烧力的亲切的话语，他那慈祥清澈的目光，从没有离我远去， 想到他，我就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催我奋进。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垂垂老矣，但我的心还是一个不老的青年。我还在尽自己所能从事此生苦苦热恋的电影事业。因为周总理的目光在看着我，看着我，在说：“噢，你就是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