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性纪录序的一次报告

程季华整整 30 年前，我听过一次周总理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现在回想起来，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听总理做报告。

那一天，是 1965 年 8 月 11 日。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出席听报告的有文化部各单位的负责干部、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和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报告会的主持人，是当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肖望东。

上午 9 点多钟，做报告的时间已经到了，总理还没有来。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出来通知：总理从昨天夜里办公到现在，还没有休息过。因为有几件急事需要处理，还要过一会儿才能来。总理说，请大家稍候。

通知刚完，台下就议论开了：“总理一夜没有休息，太累了！” “应该请总理去休息！” “办了一夜的公，还要来做报告，这样怎么行！” “报告会可以改期，请总理休息！” “应该去给主持会的人提建议，报告会改期！”

真的有几位同志去找主持人提意见去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来小时，总理办公室的那位同志又出来通知：总理急事还未处理完毕，还要再过一会儿才能来。总理说，召集同志们来开一次会不容易，就不要改期了。总理说，他的讲话，可能要耽误大家吃午饭的时间，要我们弄点吃的东西，给同志们点点心。因为是临时说起，一时准备不了这么多人吃的东西，从几个地方凑了一点，请大家随意吃一些，还增添了热茶。

通知完毕，就送来了不少馒头、花卷、面包、糕点等等。各式务样，看得出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还拿来了许多茶杯。大家一面吃点心，一面又议论开了：“总理太辛劳了！”

“总理考虑得太周到了，还怕耽误了大家吃午餐的时间！”

到 11 点 30 分，不知疲倦的总理来了，他神采依然，大步走向台口，刚一坐下就说：很对不起大家，劳同志们久等了。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回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总理说：这次开会是我向文化部建议的。我说，各种类型的电影片，是不是可以讨论讨论。因为大家对所谓艺术性纪录片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大家一道讨论讨论嘛。我说的是艺术性纪录片，后来一变，成为纪录性艺术片。整来整去，到底是艺术性的纪录片，还是纪录性的艺术片？我既然提出开这个电影方面的会议，总要向大家表示一点意见吧。我这个人是不隐瞒态度的，错了我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总理的嗓音不像往日那么洪亮，有点嘶哑。

这时，工作人员给总理送来点心。总理说，我今天还没吃过早点，现在还真有点饿了。好在大家都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气了。

大家看着总理匆匆地吃早点，（不！应该说是午点了）都感到心疼，都为总理为国务辛勤操劳不知疲倦而心疼！大家多么希望。总理在吃完早点后，能稍事休息片刻！

没有休息，总理在匆匆地（真是匆匆地啊）吃完早点后，接着继续讲了，⋯⋯

总理今天的报告，一共讲了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总理分为七点，讲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任务问题。在

讲到当时文艺工作的情况时，总理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针已经宣布了 23 年，但是，可以说还没有认真的执行和贯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执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还是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但如何服务？如何熟悉和懂得他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化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当前这些实事出发，从当前这些任务出发，我们就会正确认识文艺工作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讲了目前我们文艺的方针。总理说，不仅是电影问题，包括戏曲、话剧，舞蹈、歌剧、音乐、美术等等。今天，我们文艺的方针，当然还是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就是要跟今天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求配合。毛主席说，革命工作如果没有文艺工作配合动员，就不能取胜。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这就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你如果不到百分之九十的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去，到工农兵中间去，你依靠谁呀！而且这对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也确是一个机会。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只是才开始，有一部分下乡的，有初步的结合，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没有下去。到农村中去，要依靠贫下中农，在城市中依靠劳动人民，主要是产业工人。你要依靠他，就先要拿党的政策来教育他，鼓舞他，另一方面要向他们学习，没有学习，光是教人是不行的，要先学而后才教。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当然，有一部分身体老弱的，那也不能勉强，去看看，参观参观，联系联系是可以的。

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要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你就要熟悉他，懂得他。如何能够熟悉呢？就要先从认识上解决，这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学习社会，就是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群众，提高认识，打通思想。要有好的艺术实践，必须先有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我们过去没有把次序摆恰当。最好先有生活实践，然后才能出现更好的艺术实践，也可以同时搞，但总有个先后。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抓紧社教运动这个有利时机，时不再来呀！这样的社会上义教育运动只有两年半，顶多在 1968 年初就结束。所谓时不再来，不是将来不搞了，将来搞，你们年纪就大了。

所以我认为要抓紧今后 5 年时间。这正是毛主席说的，你要彻底解决你

的人生观，非要有 10 年 8 年时间不可，主席预言了这个问题没有这个时间不行。我们要有这个决心，也许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5 年就搞好了。

我提议，我们文艺队伍要在今后 5 年，多则三分之二的时间，就是用 3 年时间下去。戏剧队伍最好一年 8 个月下去，4 个月回来总结，做一些艺术实践，演一点小戏，研究一下，再下去，你搞 5 年，那情况就改观了，就会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就会起一个初步变化，好的，还可能起质的变化。我是着眼在今后 5 年，不希望大家创作很多，而是希望大家多在实际生活中锻炼，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艺术实践，但重点是摆在生活实践，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第三个问题，总理说：主席讲了个普及和提高问题，这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一个中心问题，你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得懂得工农兵，生活实践是一个基本功，你还得通过艺术实践表现出来，这就是艺术实践问题。主席说，只有了解工农兵的需要，以他们能接受的东西去普及，然后在上农兵的生活和前进的方向上提高。你要表现他，歌颂他首先得了解他，了解他需要的，他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一般的带普及性的，开始总是一般一点，粗糙一点。毛主席《讲话》的总结第二部分，有很长一段讲艺术源泉究竟从何而来？从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一句，一直到“鲁迅在他的遗嘱里谆淳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为止，这一段最深刻了，我看，这是千回读，万回读也有意义。普及上提高总是有个先后、高低、粗细、快慢、文野之分嘛。我们承认，如果搞个艺术性的纪录片，当然比完整的故事片低一点，但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的。野一点，粗一点，但可以快一点。我们的艺术实践，首先要是真正表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事迹，要表现工农兵所需要的，所能接受的东西，开始从普及入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在工农兵生活和前进方向来提高，这样才提高得对。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提高指导下普及，向他们学习才能表现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专家，向群众学习嘛！

在这个意义上，对电影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工作重点就是社会实践。所谓“体验”生活，“体验”两个字，现在看来也不那未恰当。就是要通过生活实践，因为不是浅尝辄止，硬是生活实践，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在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中打成一片，这是第一要求，这是主要的任务。但是文艺界的人，总要有所表现，这时候可以产生一点普及作品。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对电影就提出搞一种完整一点的纪录片。我看到刘白羽同志找了我 1958 年给同志们讲的一段话，的确，那时候的思想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那时候出了几个故事片，太粗糙了，不行。我说，还不如先搞纪录片。但那个纪录片要区别于新闻纪录片，那个时候，我想通过一些艺术加工，叫艺术性纪录片。我是有个想法的。后来，七搞八搞，变成纪录性艺术片了，把我说的歪曲了，还一定算在我的帐上，我一直不承认，我到现在还说艺术性纪录片嘛，他们还出版了一本叫《论纪录性艺术片》的书，书写得可快了，那上头是不是用了我的话，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也没有工夫去看。文责自负。

我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搞艺术性纪录片，与其粗制滥造的搞故事片，不像样，又受批评，还不如搞素材，这个素材又要比新闻纪录片有一点艺术加工，新闻纪录片就是即时现场拍下来，真实、快速，当天晚上就在电视上出现。或者，长纪录片顶多加一点剪裁，隔些时再映出，都是现场即时拍摄的。我说的是纪录片的加工，就是像毛主席说的，把这个艺术源泉——工农兵的突出的典型的生活抓住，叫它更系统化、更突出，用艺术手法注意那些侧面，而且跟党的政策结合起来，有宣传教育的意义。就是要吸收我们艺术源泉的丰富的养料，吸收多了，你生活熟悉了，思想感情融成一片了，你将来就会产生大作品。任何人总是从普及而后提高的，这是一个发展的阶段。

我在这里再解释几句，我所提的艺术性的纪录片，既区别于一般的新闻纪录片，也区别于故事片。故事片一定要有典型故事，有着想象和虚构，把它加以发展，并由演员来扮演，一般新闻纪录片那是现场拍摄的，能抢拍到多少就是多少，能够抢拍到一些精彩镜头，那就是新闻纪录片成功的地方。但既然是艺术性纪录片，那就容许他艺术加工，就是可以事后补拍。因此，有些场地，要重新稍微布置一下，也不能离着这个现实很远。完全假的也不行，就是在原来那个地方又重新搞一下，进行补拍，这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允许的。但是只能补拍，而不许用演员上去替代。艺术性纪录片总要有真实性。我完全不同意这个纪录性艺术片，当时，他们有许多理论，我说，你那个结果就变成艺术片、故事片了，不是我所设想的了。比如《李双双》也好，

《三八河边》也好，尽管那是真人真事，那还是艺术片，因为是用演员扮演的，还有个故事，也比原来的故事有些变化，这只能是艺术片。反正是艺术

片；你们在前面加什么冠词我不管，我讲的是这个艺术性纪录

片，是不能用演员来扮演的，因为一扮演就假了嘛，那还是什么纪录片呢？

搞艺术性纪录片，不要虚构，不要造假，要把目前生活的伟大时代迅速反映在银幕上，要生动，要吸引人，要感人，还要看到发展，也要看到前途，并有教育意义。首先是为了教育广大人

民，包括我们干部在内，教育人民和干部，同时又可以改造自己。因为要看你对目前这个时代这个侧面是怎么看法，怎么认识的，你的思想是不是吃透了两头，你是不是抓住了毛主席的艺术思想和工农兵的生活实践，表现在你这个初期的艺术形式，艺术实践上，

看你表现得如何？就是看你吃透了多少？这是一个考验。这就等于从初级到高级，你积累这么多东西，你将来再提高那不更好吗？就拿普通练写字来说，开始，总得一张张丢掉。绘画，先搞些素描，然后才能搞成一个样子。作家也是先写短篇，然后才有大的著作。

第四个问题，总理说：我为什么着重提到电影，因为电影是重要武器，这是列宁说的，它最容易普及，容易教育人民，鼓舞

人民，也就是赞颂他们。也是毛主席说的。这是一个最普通的最有广泛意义的艺术形式。没有再比电影容易推广的事，看的人次之多，其他都不及。面向农村，电影也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广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特别重视电影。

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要搞二年半，所以我们提出，在近两三年中，电影不可能有很大批的生产，更不可能大批的产生故事片，因为我们的电影队伍也像其他文艺队伍一样，要分期分批地下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搞社教运动，去进行学习和生活实践。所以在今后两三年中艺术性的纪录片会比故事片还多，应该占很大的数量。现在相反。故事片倒有不少主题，已经有人在那里写，反而这个艺术性纪录片搞的很少，且越搞越像故事片。这

三五年内，艺术性纪录片多搞一点，故事片少搞一点，将来五年以后，我们故事片会大发展，才能出现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故事片。

“接着，总理就拍摄艺术性纪录片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矛盾，讲了些解决矛盾的具体意见。

第五个问题，总理就如何从艺术性纪录片入手，概括他讲了几个问题：

（一）如何有组织的深入生活；（二）如何取材、如何选择对象；如何提出主题；（三）如何进行有计划的拍摄；（四）如何防止片面性；（五）影片插曲如何与影片本身的主题切合。总理说，关于艺术性纪录片， 1958 年我就提倡过，现在我又来建议，也许还会再一次失败。我说，不要紧，再失败一次，我不灰心，我站得住。

总理最后说：今天讲了五个问题，前面讲了形势和一般文艺方针问题，后面说的都是电影。这次讲话，完全是讲我的思想，跟大家交换意见。这是我读了毛主席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的一点认识。我说这些话，就是要想抛砖引玉，是为了要引起你们的注意，完全允许你们的批评，不同的意见尽管提。我相信，如果大家认真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再读几次，再进行讨论，我想我的这些话也许对你们有点参考意义。

报告会在下午 2 点 30 分结束。

总理的这次报告，没有正式发表过，以上的这些摘要，是从当年我现场

记录的笔记本上摘录的。这些话大多是总理的原话。但我全部未加上“”号，以表示是未经总理本人审定认可的，在逻辑上和行文的精确程度上，肯定会有不足之处。当然，摘录中如有不妥的地方，那就要怨我当时记录不够确切，由我来承担责任。

1958 年，总理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艺术性纪录片问题，是在当时的特殊背

景下提出来的。自从那位“理论权威”康生在“长影”一次讲话中，把 1957 年出品的一些影片指为“毒草”，提出要。“拔银幕的白旗”之后，电影界的空气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这些情况已经反映给总理了，引起了总理的重视。1958 年 4 月 18 日，总理约见了参加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厂长会议的代表，谈了他的意见。

总理说，他最近看了几部影片，确实感到很别扭。他指出电影界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影片风格、情调不高，不能反映时代，缺乏伟大理想的召唤，其原因是因为创作者缺乏生活实践。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有些作家、艺术家，在解放初期还熟悉农村、部队，现在时间久了，就慢慢不熟悉了。总理提出：我想如果目前不能生产出好的故事片，是否可以多拍摄一些纪录片，纪录片倒可以反映生气勃勃的时代面貌，既可以满足观众的需要，也可以教育创作人员，总理反复强调，让大家多务务虚，多座谈几天，中心问题是如何把电影的风格提高一步。要像毛主席所指示的，创作出具有无产阶级的民族的风格、思想性高、艺术完整的作品来。我们不怕毒草，但主流应该是好的。还一再叮嘱：不要光看到几部影片，要想一下去年的思潮，想得多一些，把眼界放开来，看得远一些，超脱一些，以后总要出些风格高的影片。

5 月 1 日下午，总理又一次接见了厂长会议的代表。总理说，他又重新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一遍。他正式提出建议，故事片厂要长期打算，可组织艺术家们到生活中去，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片，对一些重大题材的纪录片，要求艺术性更完美一些，既可以迅速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面貌，而创作者也可藉此深入生活，为今后的创作积累丰富资料，拍摄出较高风格的影片，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多。总理还形象地用“蜜蜂不到花丛中去怎么酿得出蜜？蚕不吃桑叶怎么吐得出丝”的比喻，提醒我们除了深入到创作的源泉中去，就谈不到进入创作过程。

经过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康生“拔白旗”之后，广大创作人员精神上很紧张。周总理要创作人员深人生活，其实也含有让大家休养生息，缓一口气的深意。但在当时“大跃进”片面地强调要迅速增加产量，和“拔白旗”的形势下，在“左”的气氛中，大家头脑都发热，对总理的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深刻理解，正确的领会，反而在具体贯彻中严重的歪曲了，把总理提倡的艺术性纪录片，变成所谓“新样式”的纪录性艺术片，艺术性纪录片与纪录性艺术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片种，前者是指经过艺术加工的纪录片，属于纪录片类；后者则指带有纪录性特点的艺术片，应归于艺术片之列，二者之间是不能等同、混淆的。

作为一种新样式的探索，纪录性艺术片不是不可以拍摄，但有的制片厂的领导没有真正领会总理对艺术性纪录片这一指示的精神、而是错误地从解决影片数量出发，按照自己歪曲的理解，对这一指示表示了欢迎。当时有的制片厂剧本来源一直很紧张，年年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而所谓的“大跃进”又要求迅速增加产量，正苦于无法解决，就把拍摄纪录性艺术片当作了解决数量问题的途径。创作人员到工厂农村去只为了要收集先进事迹，迅

速编成剧本，迅速拍成影片，仍然是过去拍片的办法，拍的仍旧是由演员扮演的影片，片面地极不合理地追求摄制进度和完成的数字。这样，影片的艺术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其中的一部分，甚至粗制滥造，还美其名为纪录性艺术片。这样的影片，当然不受观众的欢迎，受到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同志的责难，其责任完全在文化部和电影局的领导。因此， 1959

年 7 月，文化部党组关于电影故事片问题，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报告》，其中就检查了有关纪录性艺术片的错误：“1958 年 103 部中 50％是反映大跃进题材的，其中纪录性艺术片有 49 部”。纪录性艺术片的“另一仲性质的错误，即宣传党的政策方面有片面性，许多反映大跃进的影片，不符合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许多浮夸和缺乏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报告这时还没有认识到，当时所提倡的纪录性艺术片，根本不符合总理提出的艺术性纪录片的原意和精神。

1965 年 1 月，总理听说上影准备到大庆油田去拍大庆会战的故事片，就指示不要急于搞故事片，要全体摄制组人员到大庆去，向大庆上入学习，依靠大庆的党组织和油田广大工人及干部，尽快拍摄出一部反映大庆会战艰苦创业的艺术性纪录片来。总理说：

当时全国已经知道在大庆拿下了一个大油田，但是还不知道大庆人是怎样披荆斩棘取得这一伟大胜利的，应尽快拍出一部艺术性纪录片，向全国广泛宣传大庆精神大庆人。二、创作人员还不熟悉大庆人大庆精神，不了解大庆会战艰苦战斗的历程，暂时还没有条件拍出好的故事片来，应该通过和大庆人一起拍摄艺术性纪录片，给拍摄故事片准备条件、打下基础。

总理再次指出，他说的艺术性纪录片，首先就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纪录片，不是用演员扮演的故事片。所以叫艺术性纪录片者，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新闻纪录片，可以允许一定数量的事后布置补拍。因此也应该要求有更高艺术性。

张骏祥编导的《大庆战歌》就是按照周总理的设想拍出来的第一部艺术性纪录片，总理指示要以反映大会战、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为主，不要面面俱到地搞油田发展史。摄制组在大庆工委领导下：反复研究如何反映大会战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和领会大庆经验的过程。摄制组和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大庆家属和技术人员生活和战斗在一起，了解他们战天斗地的事迹，正是学习和理解英雄的大庆人的过程。大庆职工发出了“一定要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庄严誓言，铁人王进喜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斩钉截铁的豪言壮语。科技人员狠批西方资产阶级宣布的“中国贫油”论，立志丢掉洋拐棍，打破洋框框，坚持通过群众的实践，为闯出我国自己的油田开发道路。影片就是要努力表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庆人这种雄心壮志，表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的胜利。

在《大庆战歌》中，通过镜头的纪录，表现出了大庆工人当年天当房子地当炕，爬冰卧雪、排除万难的大无畏精神；反映出了大庆家属开荒种地， “五把铁锹闹革命”的决心；反映出了技术人员出陋就简用扁担挑水，作了几万次化验，取得几万个数据的毅力。表现出大庆人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

影片还歌颂了大庆“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当油田起重工人发现一段钢丝绳上有两处断头，把 90 多米的钢绳一寸一寸地检查；技术员在大雨中送砂样，不小心在路上失落一包，连夜打着电筒在泥泞的草原上一步一步沿着

来路，坚持找到这包砂样；研究人员为了弄清油层，几年如一日地分析对比了成千上万条电测曲线；钻井工人为了坚持从上千米的井底，捞起一小截遗漏了的岩心，整整一天一夜不下钻台，把上百根钻杆一根根重新下钻又一杆杆重新取上来。影片就是这样通过镜头的纪录，热情歌颂了大庆人对革命负责一辈子的精神，歌颂了这种一丝不苟的高度责任心。

大庆精神是通过具体的大庆人的行为体现的，影片用了较大的篇幅，纪录了铁人王进喜的感人的事迹。王进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代表，铁人精神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的体现。正是这个小时讨饭受欺，年青时寒冬腊月衣不蔽体，靠他拉的骆驼颈下长须盖着身体睡觉，在苦水里泡大的王进喜，第一个喊出了：“敌人想用石油卡我们，这万万办不到！”正是这个“要做一辈子人民的老黄牛”的王进喜，在大量钻机和物资运到，吊车、汽车不够用的状况下，为了争分夺秒，率领全队在冰天雪地里把几十吨的钻机人拉肩扛到井位上，用人力安装起来。正是这个铁人，在供水设备跟不上，配制泥浆等不及的时候，带头用脸盆一盆一盆端了几十吨水，保证了开钻。正是这个铁人在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带头跳进泥浆池搅拌泥浆，压注了井喷。“石油工人

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句豪言壮语里包含着多少惊大动地的英雄事迹啊！还是这个铁人工进喜说过：“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提出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响亮口号！

《大庆战歌》这部按照总理的意图拍摄的第一部艺术性纪录片，受到“四人帮”一伙的攻击，妄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再地阻挠映出，被禁闭了十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和广大观众见面。更令人气愤的是，提出拍摄此片任务，始终关怀并支持这部影片拍摄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也未能看到《大庆战歌》的完成拷贝，成为永久性的遗憾！在十年浩劫期间，电影

工作者受到了残酷迫害，已经没有可能按照总理的设想，来进行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来开拓艺术性纪录片这条新的艺术道路了。

总理一贯关怀电影创作人员，为解决电影创作人员对工农兵不熟不懂的问题，想出了拍摄艺术性纪录片这一好办法，使我们既能及时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又在与工农兵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当中向工农兵学习，改造世界观，从而为拍好故事片准备条件。可惋惜的是，从总理在 1958 年第一次提出这个

问题，到 1965 年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他这一番苦心并没有为我们所理解，他的这一宝贵的指示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辜负了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的关怀。时间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我国务条战线的形势都发生了翻天没地的变化，但是当年总理提出的拍摄艺术性纪录片的理由，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认真地领会，国为他是根据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基本观点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而如何认识我们时代的本质。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大局，如何认识我们所从事的电影工作与时代和大局的关系，仍然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观察事物的宇宙观、世界观。为提高电影从业人员的思想水平，加强电影队伍的建设，最基本的就是要认

真学习邓小平的这一科学理论武器，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11 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电影队伍思想建设的核心，是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加强思想建设，就是要重新强调世界观的改造。人们总是需要在改造客观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主观符合于客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抑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93—94 页）否则，就很难成为一个受人民欢迎的电影艺术家，很难创作出受观众喜爱的优秀的影片来。

我们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亿万人民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开创性事业而忘我斗争，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电影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丰厚的生活资源，提供了大量崭新的题材、主题和人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广大观众审美情趣的多样化，又对我国电影创作提出了崭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承认影片的商品属性，但是更应该注重电影的特殊属性。电影创作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它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广大观众具有强烈的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邓小平曾经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11 页）

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11 页）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采用多种形式，有计划地组织电影艺术家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投身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然后，才有可能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影片。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也是我们国家大局的要求。我国的电影艺术家，都应该深入生活、勤于学习、努力创作、奋发工作，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实现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并慰周恩来总理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