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想与回忆

白刃

周恩来同志最讲民主。他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话都说到大家心坎里了，但他还谦虚地说，那只是一个胎儿，要求大家提不同的意见。末了还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凡是接触过周总理的人，都感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爱护同志，关心文艺工作，民主作风好。他每看一次演出，总是细心地看。看完了肯定优点，指出缺点，提出修改意见。他提意见用商量的口气，绝不强加于人。他看了三次话剧《兵临城下》，谈了几次话，都是这样的。

周总理第一次看沈阳话剧团演《兵临城下》，是 1962 年 10 月 9 日在政协礼堂。看完戏，要和大家摄影留念。总理问导演孔方同志，是不是人都到齐了？当他听说还有两个搞灯光的同志在高架上，一定要等他们下来，和他们握完手，再一起照像。这看来是件小事，却给剧团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 天以后，周总理第二次看《兵临城下》，是在地质部礼堂，剧场在一条小胡同里，设备不大好。剧团事先不知道，总理到了以后，就叫警卫秘书去买票。听秘书说，总理有一次看演出，保卫人员为了安全，让前面空出好几排，总理很不高兴，亲自招呼后排的观众坐到前面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当周总理知道话剧要改编电影，叫秘书许明同志打电话找我。当时我正在外地，秘书留下电话号码，要我回京立即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回来后心里想，总理日理万机，忙于国家大事，不愿占用他的宝贵时间。因此在打电话时，对许明同志说：“总理很忙，他的指示我都知道了，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改编。如果总理有什么新的指示，请你转告一下。”我还对她说，已经买好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后天就要动身。许明同志叫我先别放下话筒，立即去请示，很快地回来说：“总理要你明天下午 5 点半，到中南海办公室来谈谈。”听完电话，我很感动，也很懊悔，觉得不该告诉秘书后天要走，以致总理在时间上反而迁就了我。这件事，至今想起来，我心里还感到不安。

周总理在这篇讲话中，谈到习惯势力时说，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一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

周恩来同志一生平等待人、反对特殊化，处处以身作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上面说的几件事，仅仅是我们几次接触中见到的。这种可贵的优良作风，不但是领导干部的典范，也是我们努力学习的榜样。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文苑中最辛勤的园丁。想想看，文艺队伍里面，有谁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总理的教育？好的作品当中，有几部不注进总理的心血？

起初我不懂得，为什么周总理在短时间内，要三次看《兵临城下》？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总理对剧中个别人物和情节的安排，感到有问题。但他不肯轻易提出，而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进行调查研究后才郑重地提出修改意见，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刻。

第一次看戏，总理对剧中我地下工作女同志杨玉芳的活动，感到不妥当。但他只说了一句：“杨玉芳太活跃了。”第二次看完戏，总理指出，李忠民的爱人杨玉芳太活跃了，容易暴露自己，我们这样做地下工作的很少。特别是阻拦蒋家训（蒋介石在地方军中的特务）那段戏，容易引起蒋家训的怀疑，另外，总理还提了三点意见：一、姜部长（我敌工部长）进励志社的行动太冒险，不必要，作用也不大，惊险的场面太多了。二、钱孝正（地方军的参谋长）这个人物，应描写成蒋介石亲自派来的，这比剧中说他是地方军系统要好，可以使矛盾更尖锐。三、蒋家训两次看见燕明（我地下工作人员），不太合理，第一次可以不见面，这样可免去对李忠民的怀疑。

总理看得很仔细，考虑得很周到，沈阳话剧团已经作了修改。但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后来演出，仍是最初的本子，所以总理在 1963 年 3 月 9 日看他们演出后，又进一步指出杨玉芳的问题。总理说，“三八节”刚过，我看了，感情很不好受。我们党不能通过这种方法做地下工作，杨玉芳这个人物，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像国民党的女特务。不单中国共产党没有这种事情，就是外国共产党也不用这种方法。国民党作我们的工作时，采取过这种方法，后来看我们不吃这一套，也不大用了。杨玉芳这个人物，可以用家属的面貌出现，做做赵师长太太、郑汉臣太太的工作。

这次看完戏，总理还提出写反面人物不要脸谱化的问题。总理说，写反面人物要写其本质，不要一出场就使人看出是个坏蛋。国民党是有假象的，背后有很多肮脏的东西。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是和其政治放在一起的，而是以那些冠冕堂皇的假象去迷惑人。不然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统治中国 20 多年。话剧不同于活报，活报是游行配合任务的一种宣传形式，一出场就可以看出哪是好人，哪是坏蛋。话剧是一种舞台艺术，使人看了以后，既受到教育，又留有回味。你们的演员一出场，就能看出是好人坏人，为什么偏在化妆上搞这些呢？坏人不一定都是歪嘴斜眼。

1963 年 4 月 4 日下午，我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同来的有陈荒煤和林杉同志。总理和我们握过手，坐在我的对面。他首先问我《兵临城下》是根据哪些素材写的？剧中人物的模特儿是些什么人？我回答后，总理谈了他的看法，说，看了几次《兵临城下》，有几个原则性问题要谈谈。现在提倡写革命故事和新人新事，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这个趋势是好的。话剧和电影比较接近。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分开来讲，实际上是一致的。文艺既然要为特定阶级服务，因此，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无产阶级思想。这一点，在许多干部的头脑中，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文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时，采用旧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新的思想，往往要带着一些旧的意识。艺术上可以采取一些过去的东西，但要批判吸收。

总理开门见山谈了这段话，使我醒悟过来。这其实不光是如何改编电影的问题，而是要对我进行一次政治和艺术关系的教育。

总理说，看了三次《兵临城下》，首先是喜欢，要肯定成绩。但对剧中个别人物和情节的安排，也发生怀疑，感到不舒服。

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呢？总理自问自答，剧中的政治思想，必须通过艺术来表现。但是许多旧的艺术手法，与新的思想是对立的。作家要考虑思想性，也要考虑艺术性，表现人物要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我每次看到杨玉芳的戏，都很反感。杨玉芳像个女特务，这种人物在中国很少，包括戴笠、康泽下面的特务，女的也不多。中国过去是个半封建的社会，有自己的民族性。

我们不采取这种方式搞工作。

总理谈到扮演杨玉芳这个演员戏演的不错，但有点像他在重庆看的《野玫瑰》中的那个女特务。总理说，那出戏是国民党写的，这种艺术手法移到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就不合适。

总理严肃的指出：不要让后一代认为阿姨、妈妈们搞革命，是采取这种手段。再过几十年，咱们这些人都死了，戏还在演出，后一代就会这样认为的。

总理说，长春起义虽然有地下党员做工作，还是在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能成功，是以农民作为同盟军，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依靠群众力量，依靠党的政策。光靠地下工作，靠神出鬼没，就能骗过敌人？这与党的作风不合，与阶级作风不合。

谈到剧中姜部长进励志社的戏，总理认为太冒险。他说，要是我主持这件事，一定不赞成他去。总理回忆过去在上海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说那是幼稚。虽然没有被捕，但是偶然的。总理说，革命不排除冒险，但要是值得冒险的地方。董存瑞、黄继光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冒最大的危险牺牲了，这是值得的。但姜部长冒险去励志社，就不大必要。

提到敌人让范国良枪毙燕明（都是我地下工作者），看了感情上很不舒服。总理说，开始我以为会让燕明跑了，或者两人一齐跑。作者的意外处理，让赵崇武阻止，这是偶然的，不是典型的。这种惊险场面，看了很不安。总理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手法。

总理认为写革命故事、新人新事，从鸦片战争到现代革命，内容很丰富。如何把政治与艺术结合好，要打破习惯势力、传统势力。要创造新的，但不要稀奇古怪。要写日常生活，写我们社会上有的，不要落到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套子里。旧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要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不排除艺术夸张，但不要夸张到像诗词一样。音乐有狂想曲，写成戏就有困难。我们的天地很大，要创造有时代特性的东西。

总理谈了 1 小时 45 分钟，涉及的面很广。从莎士比亚、易卜生谈到中国的戏曲、现代的一些电影和话剧，举了许多例子，但都围绕着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运用旧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政治内容，针对《兵临城下》里过分追求戏剧性、惊险情节和无批判的采用一些旧的艺术手法造成的缺点，对我进行反复的深刻的教育。总理在前几次的谈话中，还涉及话剧演员的基本功、舞台的灯光、演员的化妆和音乐，这里就不细谈了。

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我又一次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一股暖流沁进我的心田，想到半年来他为《兵临城下》所操的心，所费的时间和精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想多握一会儿，总理含笑他说了声“再见”！我只好依依不舍的松开。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成了最后的见面，永别的握手。

喜读新发表的讲话，回忆 15 年前的教诲，我应如何努力为“四化”多做点事，才不辜负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