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达吉和她的父亲》所想到的

高 缨一个文艺工作者，当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爱护、支

持和教诲的时候，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呵！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到了好些文艺作品，其中多处谈到《达吉和她的父亲》。作为这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的作者，我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有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有欢欣，有幸福感，有沉思与回顾， 也有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我想，这个影片的导演、演员和摄制组其他同志，也会有相同的心情的。

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工作纲领性的文献。它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贯穿于整个文献的精神，是发扬艺术民主。艺术民主，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是阳光雨露， 是百花赖以生长的空气和水分；离开了它，则必定是艺术的灾荒。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建国以来，每当发扬了艺术民主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就向前发展，就出现万紫千红的新局面；反之，文学艺术就停滞、倒退、凋零。在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简直就是漫漫长夜，革命的文艺，几乎被他们掐死光了。

周恩来同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艺术民主，与林彪、“四人帮，’所搞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条路线。周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伟大的园丁，而林彪、“四人帮”则是绞杀革命文艺的刽子手，这就像白天与黑夜一样的明白。

《达吉和她的父亲》仅仅是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小花，但它的遭遇，却正好说明艺术民主是何等的可贵。

这篇小说酝酿和创作于 1957 年。当时，正是毛主席在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文艺界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记得我在写这篇小说时，心情舒畅，毫无顾忌，我的笔敢于去反映真实的生活， 敢于抒发自己真实的感情。小说发表于 1958 年初，很快就受到文艺界及广大读者的注意。不久以后，《新观察》予以转载并加以评介，读者面就更宽了。画家把它编绘成连环画，出版社将它印成多种版本，广播电台把它改编成广播剧，有些大学生，还将它改写成诗剧搬上舞台。总之，它得到了群众的检验和承认。 1960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嵋电影制片厂决定要我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这时，对这部作品的议论渐渐多了。有少数同志指责它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人性论”（当时，我的另一个作品、叙事长诗《丁佑君》，刚刚被文痞姚文元在《收获》上打成“人性论”和“资产阶级艺术倾向”）。所以在改编过程中，不仅是导演王家乙同志，我自己也是顾虑重重，总觉得是“走在刀刃上”，生怕被戴上“人性论”的帽子。果然， 在电影剧本发表后，指责这部作品（主要是指小说）是“宣扬普遍的爱”， 是“人性论”的议论便见诸文字了。影片拍好后，恰值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据说，会上对这部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赵丹、黄宗英同志更喜爱小说一些，在他们去看望周总理时，便向总理推荐了。听说周总理当晚便读了小说，以后又看了电影。敬爱的周总理对文艺事业关怀备至，像《达吉和她

的父亲》这样普通的短篇小说和影片，也得到了他的爱护。周总理在他的讲话中，提及这个作品时说：“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 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周总理明确地指出：“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总理还说：“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在这里，周总理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周恩来同志在他的这次讲话中，倡导了艺术民主，文艺界为之振奋，学术空气接着活跃起来。当时对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便是一个例子。那时，在《文艺报》、《四川日报》、《电影文学》、《四川文学》等报刊上，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文艺界一些老同志和不少业余评论工作者都参加了，发表了数十篇评论文章。大家各抒己见，相互研讨，有的意见针锋相对却又心平气和、以理服人，谁也没有被打棍子、戴帽子。这些文章大多是有份量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论，阐发了不少关于典型、关于艺术规律的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有很多干部、工人、大学生在关注着，并且参加了这场讨论。我认为，这是一次真正发扬了民主的学术讨论，对于当时的文艺创作和评论，无疑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发扬艺术民主的前提是政治民主，没有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艺术民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窒息着整个国家，文学艺术更是处于严寒之中。像许多文艺作品所遭受到的厄运一样，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达吉和她的父亲》便被“四人帮”的黑手押入了刑场。叛徒江青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问题大做文章，硬要诬陷林默涵同志以《达吉和她的父亲》抵制了她所剽窃的《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的改编。为此，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公开给林默涵同志戴上了可怕的帽子，公开点名《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情味”。以后，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达吉和她的父亲》定罪为“文艺黑线的黑标本”。与此同时，导演王家乙同志、主要演员朱丹南、刘莲池等同志和我自己，都挨批挨斗，遭受到残酷的迫害。

“四人帮”搞这一手，不仅是要扼杀一部作品和迫害我们这些创作人员， 也不仅是要诬陷、迫害林默涵同志，他们罪恶的矛头，是明目张胆地对准周总理的。他们明明知道周总理的那一次讲话，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爱护和肯定的，却硬给这个作品加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情味”的罪名，还戴上“文艺黑线黑标本”的帽子。这又一次证明了凶恶而狡猾的“四人帮”猖狂反对周总理的罪行。

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人情”，宣扬阶级调和，宣扬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普遍的爱”，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的确写了“亲子之爱”，但它是通过描写劳动人民的“亲子之爱”，来表现和歌颂阶级友爱和民族团结，揭露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罪恶的。它的主题思想是民族团结；它的主人公，一个是奴隶女孩达吉，一个是饱经苦难的彝族奴隶马赫尔哈，一个是贫苦的汉族石匠任秉清。经过一场离合悲欢，他们消除了剥削阶级所制造的民族隔阂，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凉山而奋斗，这怎么能说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人情呢？恰恰相反，它所歌颂的正是无产阶级的人性，劳动人民的人情。

“四人帮”挥舞批“人性论”的棍子，打击了许多革命文艺作品。只要那个作品写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写了人的感情——父子之情、夫妇之情、兄弟之情，甚至写了同志之情，他们通通地斥之为“人性论”，并给戴上“毒草”的帽子。在他们眼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只应该是愚昧的“群氓”， 只应该是毫无感情的木头，只能是随着他们的指挥棒打转转的“会说话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劳动人民之间只准“斗、斗、斗”，而决不允许团结友爱的，更不允许亲人之间有正常的亲属关系的，否则便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而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他们所搞的阴谋文艺，不恰恰说明他们自己在大搞资产阶级人性吗？不，连资产阶级人性也不配，只能说是法西斯的兽性！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这正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和发扬的，也是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应该加以表现的。文学是写人的，是写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是通过形象来表达人的政治思想和抒发人的阶级感情的。多年以来，“四人帮” 在文艺理论上制造了大多的混乱，只要你提到“文学是人学”，提到“革命人道主义”，提到“人情味”，便都成了“修正主义”，甚至连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的，也都被诬为“全民文艺论”，真是荒谬绝伦！

文学是写人的，并且是“以情动人”的，怎能离开对“人性”、“人情” 的表现？不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情，便是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情。资产阶级的古典作家，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是何等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所理想的人性和人情，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反封建、反专制主义是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的，而且往往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修正主义的文学，不也是打着抽象的人性、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旗号，去蛊惑人心，欺骗群众，为他们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吗？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人性论，却应该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高尔基的《母亲》，把母子之爱和阶级之情交融在一起， 把母亲对儿子的爱，升华到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爱，塑造了母亲和伯惠尔的典型形象，表现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著名的歌剧《白毛女》，不也是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的父女情、喜儿和大春的爱情及所受的迫害，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我国现代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无不在描写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贯穿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人性和人情，所以这些作品，不仅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且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勉力。就拿当前的一些优秀作品来说，比如《于无声处》，在反映和“四人帮”生死搏斗中，也是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革命者的无产阶级人性美， 有力地揭露和鞭打了“四人帮”爪牙的法西斯兽性。我们的一些作品，显得概念化，不能激动人心，其原因之一，是不是缺乏点无产阶级的人情味呢？

由此我想到，周总理在他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无产阶级的人性”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探讨，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贯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