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事件始末

夏衍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现在文艺界 50 岁以上的人，大多数是知道

的，中国电影史料——特别是《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电影》（上卷）有较详细的叙述。但这些只能说是“局外人言”，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了解事情的前困后果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具体经过。这部影片是私营昆仑影业公司 1950 年出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

的讨论》，这是 1951 年 5 月 20 日。

《武训传》的事说来话长，得从抗战末期的 1944 年的重庆说起。当时进步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当时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孙瑜正为有拍片机会而没有剧本发愁，于是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纲，据说还得到过当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郭沫若的赞许，（这是孙瑜后来和我说的，当时我在重庆分管统战工作，不管文艺方面的事。）这样，这部片子于1948 年冬在中央制片厂开拍。但不久，就因经费短缺而停拍，接着抗战胜利，

孙瑜等人相继于 1946 年（或 47 年）回到上海。那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再一次发动内战，于是进步文化工作者就不愿意再在国民政府办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史东山、孙瑜、赵丹等人都加入了昆仑制片厂。大概在 1949 年秋冬之间，昆仑公司老板任宗德和孙瑜、赵丹三人到文化局来找我（当时我是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长），大意是说：昆仑有人才，有资金，有厂棚可以拍片，但是缺少剧本，因此，他们向“中央”买下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现在打算开拍了。因此，向我提了两条要求：一、昆仑向文比局请求贷款三亿元（折合人民币三万元）；二、要我审定及修改剧本。我都婉言拒绝了。第一，不仅文化局没有钱，连文管会也很穷，你们说这件事七月间曾得到过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的支持，这笔钱还是向政务院或文教委请求为好；第二件事，我坦率他说，我认为：“武训不足为训”（这件事后来孙瑜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对编导（武训传）的检讨》中提到过），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必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影片。但是任宗德和孙瑜都坚持要拍，说大批导演、演员没有事做，政府又要我们恢复生产，只有这部片子才能让许多有能耐的电影工作者在事业上有所发挥。于是我就提议：你们既然已经向中央文教委员会备过案，最好是你们跑一趟北京。这样，贷款和审定剧本就可以由文教会决定。这样，任、孙二人就去了北京。很快，大约十几天之后，任宗德告诉我，事情办得很顺利，钱借到了，剧本送中宣部，也说没有问题，所以这部片子快开拍了，争取 1950 年上半年出片。又给我送来一张演员名单和赵丹的化妆照片。事已至此，我当然只能祝贺他们开拍大吉了。

当时我工作很忙，对这部影片哪时拍完，也就顾不得了，但片于很长，拍了上下两集。赵丹很兴奋，不止一次对我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拍得最好的一部影片。

影片先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审查，姚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于伶（市文化局副局长）都认为这是昆仑一部重点片，国家贷款拍的，最好还是清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我请示舒同，他表示同意了，说冯定、匡亚明等几位副部长都想“先睹为快”。于是就约定了试映的地点和时间，由我通知任宗德。因为在华东局机关放映，所以公司方面除孙瑜、赵丹

外，其他有关人员尽可能少去。由于影片太长，华东局和上海市负责人天刚黑就集合了。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参加当晚审查的人不多，除华东局的领导外，上海市的只有姚溱、于伶、黄源、陆万美等。尽管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小道消息”，但是通过昆仑公司的人，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作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

这一年 4 月初，上海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刘晓（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和我立即赴京，准备参加以林伯渠为团长、沈钧儒为副团长的中苏友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建国之后第一个访苏代表团。团员共25 人，有工人、农民、部队代表（加上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代表）、青年、妇女等各方面的代表，也有竺可帧那样的大科学家，欧阳予情那样的戏剧界元老，谭惕吾这样知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我和刘晓及上海市的工人代表陆阿狗等于 4 月 10 日到北京，原定刘晓任这个代表团的秘书长，但是到北京不久，

记得是 15 日，刘晓忽然向林老报告，说全党要搞整党，上海要他留在上海主持这一工作，所以就由两位团长决定，由我任秘书长（代表团内还有一个临时党组，也由林老指定我为党组书记）。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一是这是建国后第一个访苏民间代表团，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没有外事经验；二是这个代表团来自五湖四海，有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又是第一次汇在一起出国访问，对内对外有一个团结问题，又有一个内外有别问题。加上两位团长都是高龄的长者，他们不可能管团内外的具体工作，所以我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上实在是力不胜任。我找了一位无党无派的科学家袁翰青为副秘书长，帮我做一些日常工作。这个代表团 4 月 12

日在北京集合， 16 日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莫斯科。在苏联访问了十天，后经中央电报通知，要组织一个以沈钩儒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德友好代表团，访问新成立的民主德国，因此从 4 月中旬到同年 6 月，我一直在国外。

《人民日报》批判《武训传》的事，是我从德国回国途中经莫斯科时，当时的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告诉我的。我记不起具体日期了，回到北京，已经是 6 月下旬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头写“出访总结”，周扬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见面之后，既没有寒暄，也不问我访苏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我说：我回国途中在戈宝权处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具体情况不了解，现在正在赶写出访总结，还来不及考虑这件事情。周扬接着就说，总结之类的事让别人去干，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对此我很意外，我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我与周扬是老熟人，尽管他现在是中宣部分管文教的常务副部长，是顶头上司，但我还是敢于同他抬扛。我有点感情激

动，而周扬却非常平静，他说：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字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他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我正要讲话，周扬很严肃他说：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我想到了“只讲团结，不讲改造”的问题，想起了“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等等，于是我就说：好吧，明天写完出访总结，后天就回上海，这时周扬才露出了笑容，说这样就对了，现在我们是执政党，党员——特别是共产党员要勇于负责，要你写检讨，主要是因为你是华东和上海的文艺界领导。

回到宿舍，我就托人买了下一天回上海的车票（当时还没有定期空运航班），同时也给恩来同志办公厅打了电话，说原定向他汇报访苏访德的事，因为有要事赶回上海，所以只能请他看书面总结了。意想不到，正在第二天下午收拾行装，准备赴车站的时刻，恩来同志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当天到西花厅去，说除汇报外，还想和我谈谈其他问题。我只能说，一小时后我就要上火车回上海，所以只能请他电话中指示了。总理迟疑了一下之后说，关于

《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说你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饶漱石和舒同。这个电话使我放了心。我对总理说：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我当负主要责任。我回去后一定要公开作自我批评，还要对我在上海的领导工作进行一次检讨。总理又重复了一次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

回到上海，我先向饶漱石、舒同作了汇报（这时陈毅在南京），饶漱石面无表情，更不讲他对《武训传》的看法，只是听我说要公开作自我批评和写文章检讨时，点头表示同意。

我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约 100 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在《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26 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此文发表前夕，周扬还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他还亲笔修改，有一段话是他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说：“检讨了就好”，所以要你“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对我来说，这件事问题不大，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后还约我去谈话，在座的还有市教育局长戴白韬（他因为写文章捧过《武、训传》，也受到了批评和作了公开检讨）。陈毅说：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 5 月 23 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由于此，上海只开过两次电影界的 100 人左右的会，基本上没有搞运动。当然，《武训传》批判对电影界，对知识分子，

影响还是很大的， 1950 年、 1951 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 1952 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大锅饭”、“铁饭碗”的毛病，这时候已经看得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周恩来同志对这一事件表示的宽广胸怀和负责态度。除了前面已经讲过的对孙瑜、赵丹的关怀之外，1952 年 3 月，恩来同志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万人大会作报告的时候，他提到了《武训传》问题，他说： 1949 年 7 月第一次文代会时，当孙瑜向他提出想拍《武训传》时，他只提了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

（和刘少奇一起看的）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对此他负有责任。同时，他还说，孙瑜和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在解放前的困难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千万不要追究个人政治责任。

《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 30 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个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不会甘心的，“文革”开始，上海首当其冲的是电影界，就是郑君里和赵丹。这些具体情况在 1981 年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黄晨（郑君里夫人）揭露得很详细，当时报刊上也有记载，不详说了。

从上海解放到 1955 年 7 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 6 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 1951 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 50 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 10 年。而中国呢，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者舍、曹禹，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

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 40 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 1957

年的反右派， 1959 年的反右倾、拔白旗， 1964 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1991 年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