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几次指示

高维进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近 20 年了。他的谆谆教诲、亲切关怀永

远使人难忘。许多往事情绕梦牵，他关怀新闻纪录电影的建立和成长的事说不尽，道不完。这里记述几件感受最深的事，以表达对他的思念。

一、关心党的新闻纪录电影的建立

电影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又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花费一定财力的。因此在中国革命进程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电影事业。十年土地革命和长征，都没有留下电影资料。直到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甘宁苏区，有了较稳固的根据地， 1936 年以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哈利·邓汉姆先后来陕甘苏区和延安，才得以拍摄了红军及延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情况，还有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宝贵资料素材。此后，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开始筹划电影事业。据于伶同志谈，1937 年上半年，潘汉年同志从陕北到上海后，曾提到，周恩来副主席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国共谈判之后，曾说国共合作有望，红军有可能改编，去华北前线。要他约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前去延安拍摄新闻纪录片。当时于伶准备请摄影师周达明和他一起同去延安，而周正在拍摄蔡楚生导演的《王老五》，完成后才能动身，但接着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使他们未能成行。总理这一次的期望落了空。

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7 年冬，在山西太原，徐肖冰同志经赵品三引荐，见到周恩来同志，提出参加八路军。周副主席说，当前解放区还不具备条件开展电影工作。电影是个很好的宣传工具，等以后形势好一点，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解放区的电影搞起来。果然，到 1938 年夏，在延安成立抗敌电影社之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在武汉邀请电影导演袁牧之，去香港购买了摄影机、放映机及胶片等电影器材，和摄影师吴印咸一起去延安拍摄纪录影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送别袁牧之和吴印咸时，周副主席和他们亲切的谈话，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抗击日本侵略军中的许多壮举，在克服物质困难中的艰苦奋斗精神，都应该用影片纪录下来，以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团结教育人民。袁牧之、吴印咸二人到延安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辖下成立了电影团，开始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正式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

1940 年影片素材拍摄完毕，当时延安没有条件洗印制作，袁牧之同志携带所拍摄的素材，偕同作曲家洗星海同志去苏联进行后期制作。他们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恰好周副主席刚从苏联养病回国，从延安经这里去重庆。他在西安专门设宴欢送袁牧之和冼星海，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就是这时在西安办事处。作为党的领袖，我们早就熟悉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个传奇式人物。这次见到他，果然觉得他亲切爽朗、风度翩翩让人敬爱。他给西安办事处的人员作形势报告，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小院里，门前摆着桌子是讲台。我坐在通道边上。那时，从国民党区来的人穿便服，八路军穿灰军衣，而我的又瘦又长的绿布军装特别的显眼，可能是引起了周副主席的注意。他走过我身边时，停下来亲切地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从豫皖苏新四军六支队来，等车去延安的。他说：“啊，我还以为你是从竹沟来的呢！”这时竹沟事变才过去几个月，我想他是关心着那里的情况和同志们啊！他的讲话仔细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虽然具体内容现在

已记不起了，但他站在那里神采奕奕地一口气讲了三个钟头，观点明确、条理清晰、材料翔实、语言生动，使人听得津津有味，给入极大鼓舞和振奋的力量，渴望他长久讲下去的那种心情，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历历在目，好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这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的印象竟是那么深刻、永远难忘。

二、关心新闻电影工作者的工作

建国后，周恩来同志是政府总理，国务繁忙，但他在工作上对新闻纪录电影仍关怀备至。中央召开一些大型会议，凡有毛主席出席时他都要事先亲自检查会场上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他对新闻摄影师的位置特别注意，总要走到摆在主席台前的摄影机旁，询

问对主席台的前后左右能否拍摄周全，看看摄影机是否遮挡台下群众观看主席台的视线。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周总理来了，他从代表席的各个角度察看安放在台口的摄影机是否挡住了代表们看主席的视线。他对摄影师说， “代表们千里迢迢来开会，都想看到毛主席。他们见一次主席不容易，你们既要拍好主席的形象，又

不要挡他们的视线久了。要拍得快，拍完就把机器降下来。”工作完毕后他常常是到新闻记者们面前，道声辛苦问问拍摄得怎么样？有无遗漏重要材料。有时摄影师跟随周总理到国外访问，在飞行途中，周总理还亲自参加摄影小组研究拍摄计划的会议。告诉摄影师，力求影片能表现出被访问国家的特点。还对摄影师说，我们是大国，要平等待人。

周总理不只一次说我们的摄影师动作不够敏捷，选镜头太慢，没有外国记者那么快，使被拍摄的人非常拘束。不是你们服从人家，而要人家服从你们。有一次某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他看到外国记者身上挂着摄影机、照相机，拍摄时跑前跑后、爬上爬下，甚至躺在地上寻找好的角度，抢拍精彩的场面。他批评我们的记者，“只会摆好了拍”，“不会照活的，不是你们服从人家，而要人家服从你们。美国记者背了那么多东西，趴在地下照，你们就不敢。”周总理还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害了你们’。”我体会他的批评不仅是说我们的记者动作慢，不会抢新闻，而是提高到思想认识问题，体制问题来看。指出我们的记者有铁饭碗，大锅饭，拍好拍不好与个人利益无关，因而缺乏竞争意识，缺乏灵活性与主动性。就只会摆好了场面四平八稳地拍摄。或者只会按照事先计划好了的拍摄。不会机动灵活、独立思考，抢拍有价值、有意趣的镜头。

记得早在 1952 年夏，我编辑《印度文化代表团访问新中国》时，一次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代表团长潘迪特夫人，摄影师在室内拍完“会见”，就收拾机器坐等结束。周总理陪潘迪特夫人出了大厅后并未即刻送客上车，却同她往湖边漫步，摄影师一看到这情况，赶快取出摄影机去追赶。周总理走过花坛时，摘下一朵月季花，佩戴到潘迪特夫人胸前。摄影师没有赶上拍摄，我们非常遗憾。这么富有情趣又表现友好的镜头，却没有能留在电影史册上，应该说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周恩来同志对许多重要的影片，从样片、解说词到完成片，多次审看提比修改意见，像关心一个婴儿诞生一样关心影片的完成和完善。他不只一次对影片的解说词逐字逐句的修改。我再次领受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是编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时。那是建国前夕 1949 年 7 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徐肖冰和苏河清同志拍摄了会议的情况。我在编出样片后，

听说周副主席要来审看样片，在等待期间我写好了解说词，一个晚上周副主席来到北影看故事片同时看了《新政协》的样片，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说材料还很充分，赶快录音制作吧！我们将解说词送他审查，他当晚就仔细地看过，而且逐句逐字的修改，甚至标点符号都给改正。他在拟定送审的三个片名中圈定了现在采用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的片名。在解说词上作了眉批：一处是“电影是给群众看的，一般的直称姓名，不加先生与同志为要。对话上则可根据实况加以区别。”（这是针对原文中对民主人士称先生、共产党领导人称同志而批注的。）对周副主席主持开会有一段同时声的讲话，他作了这样的眉批，“只录一个人的不好，我看只用头一句，‘现在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然后大家鼓掌。或者再加一个镜头说最后一句，‘首先请毛主席讲话’，大家又鼓掌，如此已很够。”他对全部解说词修改后还写道：我已修改过了，送请燕铭（即筹备会秘书长齐燕铭）再审阅一下，看有无错误，然后再送电影局袁牧之同志收。从这些批语中使人看出周副主席仔细、认真和谦逊的态度。当我收到批改的稿子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既感到莫大的幸福又惭愧自己的不足。当影片录制完成后，我跟随徐肖冰同志将影片送中南海请周副主席审查完成影片，由于当时那里没有座机，是从厂里带去的手提皮包机放映。试了好久，光线不好，声音忽高忽低，急得放映员满头大汗，越急越搞不好，我们忐忑不安，怕多耽误了周副主席的时间，徐肖冰前去解释，周副主席反而安慰说，别着急，慢慢来，别紧张，我今晚有时间。后来虽放映了，但声音仍不清晰，看完后周副主席说，从内容看么，可以了。他还向放映员道了辛苦，不久，周副主席到北影厂来向全厂职工讲过一次话，还特别谆谆嘱咐大家要好好学习。这次工作中使我感触特别深的是：第一，“电影是给群众看的”，“影片首先从内容着眼，从政治上考虑。”其二，要重视学习问题，自己离完成工作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再就是要学习他严肃认真、循循善诱和谦逊的态度，从摄影师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还可举几个例子。他常给摄影师说，你们要有群众观点，拍照时不要老照我，要给大家照照么！一次在遵化县建明公社，他对摄影师说，你的镜头没有转，只对着中间照，你没有照到两旁的群众，你没有群众观点。一次在上钢一厂，摄影师要拍周总理在工人食堂吃饭，他又说你们不要照我，要多照工人。一次周总理在广东新会视察农村时，他看到跟去的摄影师就问，你来干什么？摄影师说想拍些总理视察的资料。总理说我是来向人民学习的，你不要拍，你跟我一块向人民学习吧！

周总理也很关心同志们的工作条件。他看到照明同志搬几十斤重的照明灯，一再提出要改进装备，要“轻便化”，经过多年来科技人员的努力，现在可以告慰总理英灵的是我们国产的照明灯，只要一个几斤重的小手提箱就能拿走使用。摄影师大多用上 16 毫米无噪声同时录音的摄影机，大大减轻了体力劳动，更便于灵活机动的拍摄了。

三、关心新闻纪录电影理论建设

周恩来同志多次在谈话中涉及新闻纪录电影的基本理论问题。

记得在 1953 年，总理看过一些《新闻简报》后曾指出：新闻简报要“有头有尾，交待清楚”。说“中国农民看不惯外国电影那种快节奏的变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跳来跳去。”因为当时我们的《新闻简报》，每本映十分钟包括六、七个小题目，政治、经济、文化、国际新闻⋯⋯内容多而分散。他怕观众跟不上影片的跳跃，看不懂。后来他又发现我们的其他影片也有受

到外国影片影响的倾向，他更明确地提出：新闻纪录片要“主题突出，交待清楚，有头有尾，层次分明”。这实际上提出的是群众观点问题，我们的电影如何从中国观众的实际出发，使中国观众能看懂。同时又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影片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的气派。也就是创造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新闻纪录电影。

记得在 1963 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之后，为奖励新影和八一厂参战的摄影师，文化部在新影举行授奖大会。5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到新影来接见受奖的摄影师们。他亲切地询问了每个摄影同志的情况，特别对负伤的赵民俊同志身体的恢复非常关心。晚上，周恩来总理谈到他看过的几部纪录片，对其中一部曾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短纪录片奖的影片，说，“其中有几个镜头让人觉得是假的。”特别提出“如果国民党人看了会不佩服，不相信。纪录片一定要完全真实，如果有几个镜头与事实不符，会使人甚至连其他材料也不相信。有人会只攻一点，不着全面。”总理又说：“纪录片要全部用真实的材料，要么用漫画手法。”他举以前几天报道刘少奇主席从国外回来时的照片为例说“那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把郭沫若等人的头剪下来换了人，腿是画上去的，矮个子变成了高个子，瘦子变成了胖子，这是‘客里空’。”又说：“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吧！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看第二天报上发表的照片，人的位置全搬了家，当时就留下很不好的印象。这样做法我反对，照相就是照相，照相就是反映真实的，位置也不要动，这不叫自然主义，因为这不是艺术片。”这是我直接听到的一次他有关真实性的谈话。一位摄影师也说就在这之前几天，周总理曾就 5 月 22 目《人民日报》上的那张照片对新华社记者严肃地指出过：新闻照片上的人头搬来搬去，是错误的做法，是伪造照片。发稿不从政治上考虑，只从形式上考虑、不讲统一战线、不讲团结，连民主人士也不要了。你们拍照是首长路线，不要群众也不要统一战线。这次机场欢迎，请了一些女同志，发一个满堂红多好，可是请出来了，都被剪掉了，你们要好好听完这些问题。”关于真实性问题，早在 1958 年“大跃进”中浮夸风泛滥时，他在看过宽银幕纪录片《祖国颂》时就曾批评过这方面的问题。指出：“新闻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人民才能起宣传教育作用。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不能脱离历史，弄虚做假，不能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新闻片要真实、自然。各新闻单位要讨论一下，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美，是不是穿得漂亮就是美了，什么是典型！新闻片应该从生活中选择典型的东西，而不能塑造。”不久，他又讲道：“电影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

周总理如上一些意见都是切中新闻纪录电影要害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诸如新闻纪录电影的特性、作用和美学观点；新闻纪录电影与时代、与群众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到现在仍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因为这些方面的问题仍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中，特别是影片如何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如何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等问题，现在也未完全解决。重温周总理这些教导，不仅有助于提高影片的质量，也可以加强新闻纪录电影的理论建树。为了使新闻纪录电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应该不辜负周总理的关心和期望，把他的教导坚决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纪录电影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