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提高电影艺术的质量

夏衍附记：《电影创作》复刊，这对电影工作者是一件喜事。编者一再要我

写文章，但因视力衰退，迄未成稿。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份 1960 年 12 月我在影协的讲话，内容主要是传达周恩来总理要求提高艺术质量的指示，我结合当时实际，讲了一些电影艺术一特别是编剧和表演方面的意见。这个讲话稿未曾发表过，现在看来，总理的指示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为此略加删节，并稍作文字修润，以偿文债。《电影创作》复刊的时候，正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三周年，回忆他 19 年前的谆谆教导，深以未能贯彻执行他的指示而感到内疚，希望《电影创作》今后对提高电影艺术质量这个问题作出不懈的努力。

作者

1978 年 12 月 20 日影协要我来谈谈有关提高电影质量的问题。首先，我想传达一下周总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指示。11 月 11 日，总理对一部分在北京的文艺工作者，主要是音乐舞蹈工作者讲了一段话。内容是谈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问题。我首先根据总理的讲话经过核对的记录传达一下。总理首先说，我们的艺术团体，今后还要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地去演出，应该要有新的东西，新节目。出国演出必须要不断提高质量，增加新的东西，薪的主题。像我们这么一个国家，文采风流，必须要日新月异，而且要不断提高质量。不要老是拿那几出戏、几首歌、几个舞蹈，老是原来那个水平。人家说我们艺术丰富多采，我们自己看来，有的时候，还是觉得单调。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内容，同时也要有很好的艺术质量。你们是艺术表演团体，”因此，必须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思想，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反帝、反修正主义的思想。假如只靠几条标语口号，艺术质量不高的话，假如只用政治讲话，那么，我讲的要比你们讲的全面一些，准确一些，那就不需要艺术家了。你们必须通过艺术来传播我们的思想、表达思想。通过艺术来打动人。通过艺术，使观众都能接受，都能喜欢。

总理说：我们的京剧、舞蹈、电影在国际上很受欢迎，受各国人民重视，应该肯定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绩的，但绝对不能骄做自满。绝对不应该停滞不前。人家越重视，我们就越要虚心，越要提高。事实上我们还有一批不成熟的艺术品，有些不成熟的话剧，不成熟的电影。戏曲方面也有老一套的毛病。在艺术方面，建国已经 11 年，总要有些新东西，总要比 11 年前的水平有所提高。仟国初期，看到腰鼓、大秧歌舞也很满足，可以接受，但是，现在，假如还停留在 1949 年的水平，那就有问题了。

总理说：我们必须要提倡严格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这种严格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用在艺术上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乱写一气，写得多，写得快，不能叫做诗。艺术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论谁，如果把艺术创作看得很容易，看得太简单，他就是不懂得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

总理接着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是讲方向问题、方针问题，同时对艺术上最基本的问题也都已谈得很清楚，但是这方面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我们的艺术品不能老是粗糙下去。业余的可以，对专业文艺工作者，我们就有权利要求你们提高水平，提高艺术质量。一个表演艺

术家，演员，必须有一定的基本训练。现在，舞蹈演员、戏曲演员比较好一些，有一定的基本训练。但话剧演员、电影演员就很差，缺乏基本训练。这个问题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话剧、电影演员，台同说不清，咬字不准，许多电影演员缺乏基本训练，因此许多事情干不了。要骑马不能骑马，要唱歌不能唱歌，唱歌要别人配音。现在许多影

片中唱歌配音，比译制的外国影片的配音口型还要不准确，更不用讲能不能游泳、能不能开汽车了。唱歌一定要有很好的噪子，现在的歌唱演员常常是哑嗓子。还有人本来很好的，不久以后就哑

了。这是训练方面和保护方面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建国以来，我一直就提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为上，还没有能很好的解决。文化部和各业务单位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同时，作曲家也应该爱护演员的嗓子，在他作曲的时候，应该注意到演员的嗓子。一个歌剧演员老唱，唱得很高，如何能不哑？

以上是总理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指示。按照总理的指示，不

重视艺术质量，就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可见对这方面不加重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最近的一次文教书记会议预备会上，花了两天务虚。许多

同志谈到，文教系统中干部发生的毛病，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对

党的方针“体会不深”，“贯彻不力”，“五风不正”。——五风就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文化部务虚中

检查出来，浮夸风、命令风比较突出，当然瞎指挥风也有。讲到体会不深的问题，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体会不

深，在文艺上来说，在电影艺术来说，突出的表现有凡个方面卜

（一）在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革命干劲很足，重视了不断革命这一方面，但对革命发展阶段

论则注意不够；（二）在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上，对革命干劲重视了，但对科学分析就很差；（三）在藐视困难与重视困难方面，则在战略上蔑视困难看起来不错，而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则很不足；（四）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重视了政治思想，这几年抓政治运动，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做了许多工作，这完全必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但重视艺术质量则抓得不紧；

（五）在量与质的关系上，五八年以来，数量增加了不少，取得了成绩，但对提高质量却不够注意。主席提出的问题都是两面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战略上蔑视困难与战术上重视困难相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辩证法都有两面，而我们则常常是一点论，或者重视了这一面，或者重视了那一面。量与质的问题，文化部党组这两天务虚就感到有问题，感到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贯彻不力，问题当然很多，应该承认和自我批评，我们没有很坚决地贯彻党的方针。

电影界情况也和我们国家情况基本相同，也可以说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绩伟大是没有疑问的，第三次文代会和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代表大会都作了报告，没有人能够否定我们的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看起来也还不少。

去年，周扬同志曾对我谈起：“现在中国电影似乎可以刮目相看了，进步很大，有很大成就，看了好电影很高兴。过去不喜欢看中国电影的，现在

也爱看了。看来可以作这样的估计，中国电影是革命的电影，健康的电影。” 周扬同志接着说：“但是，似乎也应该承认，中国电影还不能说是艺术上最完美的电影，也不能说，我们电影的风格最多样化。”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的看法。这是 11 年来全国电影工作者在党的教育之下，通过各种斗争，所努力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上面总理提到过的电影艺术中还存在的缺点。因为，不能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思想，来说服观众，那就没有力量，没有感染力。这个问题必须很认真严肃地来考虑，想法解决。

艺术创作方面，也应肯定 1958 年以来是有进步的，产生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很不平衡、很不稳定。好的片子还没有在全部生产的影片中占优势。不平衡，就是说有的片子好些，有的片子差些；有的编导水平提高了，有的编导差一些。这种不平衡是难免的，但是悬殊似乎不应太大。不稳定，就是说同是一个剧作家写的，同是一个导演拍的，这部片子很好，下部片子很差⋯⋯ 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是说，作品不能保持稳定的艺术水平。因此，总的来说，电影艺术与整个国家的进步速度、工农业发展水平，还是不相称，还是落后。

我曾问体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体育方面，究竟有哪几门与我们国家的地位相适应？他们说只有两门——乒乓球与登山。其他的还差，与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体育有了两门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那么，我们电影呢？一年 80 部影片，有几部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有多少是不相称的？或很不相称的？今年春天厂长会议，我们说要求 1961 年“七一”献礼片一定要相等或超过 1959 年国庆献礼片。现在看起来，也还不能乐观。最近看了一些剧本和毛片，能够争取相等于十周年献礼片的也还不大多。这也许是我求胜之心太急之故。

现在在艺术家中间，在主要创作人员中间，包括导演、编剧、演员，特别是编导，似乎有这么一种情绪，这就是但求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行了，艺术上，好嘛当然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反正不需要检讨，不会搞运动批评你。因此，但求政治上不犯错误就成。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这样一种思想有没有？我想，有的，从情绪上可以看出来。

刚才念的总理指示中说，如果把艺术创作看得很容易，不重

视艺术质量的提高，就是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电影是艺术，是很有力的思想武器，可是，它必须通过艺术来表达。不重视艺术性这一条，对最有群众性的电影艺术来说，更是不应该的。这本

是老生常谈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这一段话，同志们也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毛主席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

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

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①

毛主席又说：“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②

我们对于电影就没有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9—870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0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合。就没有结合好。主席所说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今天也还相当普遍。

以下，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谈电影创作上的问题。在创作思想上，问题很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不敢写矛盾和正面接触矛盾。生活里面充满着矛盾，革

命中间有矛盾，建设过程中也有矛盾，但是我们的作品常常在接触矛盾时，在有戏的地方一闪而过，有意避开，怕接触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着的矛盾，更谈不上通过辩证法、经过斗争来解决矛盾

了。这个问题是在创作上最普遍的问题，就是不敢描写矛盾，把生活简单化。周扬同志在文代会中的讲话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当然，生活是充满矛盾的。生活中的新事物，总是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我们的先进人物的特点，正是在于他敢于同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反面现象作斗争，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阻碍，而为新的生活开辟道路。我们正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使我们从根本上免于陷入无冲突论的危险。我们的文学艺术决不要回避缺点和困难，忽视消极现象和反面人物，冲淡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只会把生活简单化，把真正的先进人物描写成没有生命的稻草人。这样的作品，既不能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崇敬，也不能激起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憎恶，更不能引起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看过就会叫人马上忘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歌颂新人物、新思想，也要毫不留情地鞭挞旧事物、旧思想，要深刻地反映新事物同旧事物的尖锐斗争，因为坚强的崇高的英雄性格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形成和表现

出来的。”这一段话，都是我们讨论过、学习过的。

现在我们的电影剧本中，有不少就是不敢正面去描写矛盾。人民内部有矛盾，譬如说封建性的残余，资本主义思想、感情，以及旧时代旧社会留下来的习惯势力，恐怕还要很长一个时期才能彻底反掉。

矛盾显然是存在的，我问过几个写电影剧本的同志，我说你

们在农村中有没有发现人民内部矛盾？有没有这方面的尖锐的斗争？回答都说是有的，甚至还很尖锐。那么为什么不写？怕，一个怕字。怕写斗争，怕写矛盾，怕写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上还有顾虑。

在我们电影剧本中，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看起来，不管就

人物来说，就故事来说，这个地方应该有斗争了，到了剧中人物要在困难前面经受到实际考验的时候了，但是恰恰就在这个地方，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了。最常见的办法是用几句话来解决问题，用

开一个会来解决问题，没有通过斗争，这就是无冲突论，这是一个缺点，一个倾向，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

二、大多数写工农业、人民公社的剧本，很有拘泥于真人真事，不敢概括、虚构、集中写典型的情况。拘泥于真人真事，不敢大胆创造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现在，真人真事问题是我们创作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拍了真人真事的片子，也有了一些艺术加工，也有很不错的。但，这也只是基本上真人真事。拍了《黄主妹》，拍得不错。但《黄宝妹》中也有虚构成分。表扬先进人物是需要的，但原封不动，真人、真事、真名，这种创作方法，可以说是违反毛主席的文艺原则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不是

讲吗——艺术品是从生活中来的，但艺术品“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限于写真人真事，怎么概括呢？不虚构，不把各种人物性格更概括起来，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因此，写真人真事的剧本，几乎没有一个不引起纠纷的。《刘胡兰》写厂一个嫂嫂——落后分子，引起了“打官司”。苏联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写了一个指挥员投敌，这个人还活着，他提出抗议，书中写的还是用了假名字。你写一个真名真姓的劳动模范，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时代就是那个时代，那你很难概括和虚构了。这里就存在一个“情理” 和“分寸”的问题。提得大高了，人家一看就会说：没有那回事！你写得不够，也会说：这不行，不像他！假如有了一个反面人物，人们就会说：本来是没有这个反面人物的呀！——反正都会发生问题。

拘泥于真人真事，不敢大胆创造、大胆概括地写典型，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同志下去访问了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回来就根据这些材料来写。如果根据一篇新闻报道，就写成一个电影剧本，那就太简单了、太方便了。反正材料都在这里，又不要找典型，只要把材料排一排就行。反正根据真人真事，不提炼，不概括集中，不使之典型化，这是最偷懒的办法。

三、创作历史戏和革命历史剧，我们也似乎有一些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现在的反历史主义，主要表现在把今人的思想、语言、行动强加于古人，把今天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的思想、行为、语言，强加千古代的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人们身上。

我们现在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这之前，高尔基谈到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曾说过“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他要求从革命发展中刻画现实，并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历史具体性如不去考虑，——在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如不考虑历史具体性，

——把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强加于古人身上，这就是反历史主义了。历史上的事情，常常可以借古喻今。历史上也有巧合，古代有这件事，今天也可以有。但历曳却永远不会重复，因为社会在发展。过去有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今天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时代背景不同，社会基础不同，上层建筑不同，人的思想不同、语言不同、行为不同，因此斗争方法也就不同，怎么可以把今人的行为强加到古人身上去呢？这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去年写几个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时，也跟个别创作家谈过，也发现了一些苗头，当然不是太大的问题，只是语言上和行为上的，有些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地方，与编剧导演谈了，作了些修改。今年看到的一些历史片，特别是在戏曲中，反历史主义似乎又在抬头。写历史题材的剧本，请同志们注意两点，一是要防止政治上的影射国内外时事，借题发挥；二是注意创作方法上有没有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有些同志以为用这种方法，就是与政治结合，但这是机械的配合，简单化的做法，而且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倾向，或多或少表现在我们写历史题材剧里面。

创作技巧上，可能问题更多一些。外国人从理论上正面同我们辩论，我们都可以辩得过，他们没有法子驳倒毛主席的正确的文艺方针。他们看了我们的电影，不管是友好的或者不友好的，大多是从艺术质量上提出批评。有的好意，有的恶意。外国同志、外国朋友对我们电影的批评，很少从正面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1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我们的戏思想不好，或行说方向不对。他们可能心里有，正面提不出来。但对艺术范围的缺点，不论是结构上、表演上，乃至布景、摄影上，任何一点粗糙，不合电影文法，他们就振振有词。我不举恶意的，我只举几个对我们提出的好意批评的例子。

最近两年，我国影片在日本映出，反映很好。《白毛女》、《为

了和平》、《祝福》、《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五朵金花》，一般都有好评。特别是进步方面对我们很有好评。一位日本电影评论家在报刊上写了文章，讲了很多对中国电影的好话。但他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谈中国电影创造技巧上的缺点。他说：当然，中国电影还有很多缺点，剧本中往往叙述占优势（我想，这就是说没有描写人物性格、冲突等问题）。他又说：有许多演技很好的演员，但有老一套，旧的演技，特别是喜剧表演不好。以上这几句话，正讲到我们的弱点。中国电影叙述占优势——这句话讲得很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电影就是讲故事，把故事讲清楚就完了。这是日本同志说的。新闻纪录片《欢腾的西藏》，在莱比锡电影节评奖时得了一个一等主要奖。在新影厂作过顾问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同志，看了这片子很高兴，他就去找评委会主席说，我看这部片子应得大奖。主席回答说：“我同意，但是我只同意你这意见的一半。这部片子很好，但它还有缺点——解释大多，讲话太多，有许多场面明明可以通过画面使人感动的，都用讲话代替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片子。”这是不是讲到了我们的缺点呢？我认为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伊文思在中国也对新影厂讲过，我在新闻纪录片会议上也讲过，讲过不只一次：讲话太多，根本可以不讲话的地方，加上了很多形容词，“伟大的”，“美丽的”，“壮丽的”，形容同真多呀。上述的许多意见，都是荷兰同志对我们的好心批评。还有一位外国话剧导演路过北京时，他要求看一些中国话剧。我们同意了。他看了不少话剧之后，说了许多好话。对于我们的剧院组织、民主作风、艺术与劳动相结合，全都同意和赞美。我们的同志就问他，你谈谈有什么缺点吧！他讲了三点：

（一）中国话剧中，剧作家、演员、导演不敢在剧里写抒情部分和恋爱场面。

（二）正面人物写得不错，反面人物写得不好。第一幕出来，我就能看出谁是反面人物和他们的结果怎么样。每个戏的结论都和我想的一样。反面人物公式化，从形象到对话、动作为止，全部是反面人物。

（三）话剧语言不好。很平淡、枯燥。既没有幽默，又没有警句。不动人，不简炼，讲得大多。他讲的是话剧，我看电影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是外国朋友，对我们有好感的朋友提的意见。实际上，在艺术创作技巧上来看，我们的缺点还不止于此。最近我看了几个老厂的一些重点片子和分镜头剧本。据我看，写剧本方面，现存的最大的毛病是结构不好。很不讲究结构，平铺直叙，不能引人入胜，而且交代不清楚。很多片子松散冗长。片长 9 本的还很少，都是 14 本、15 本，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胶片愈不够，片子愈长。为什么这么长？就是结构不严谨、不精炼、不考究，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影片长度正在向印度的方向发展。印度片子要看三四小时，照现在这种情况下去，我们的影片也快要到三小时了。

我也许神经过敏，我一看分镜头剧本，就先算尺数，一数就是 1.3 万尺、

1.5 万尺。我总想：这一个故事，是不是七八千尺就可以解决？我想是可以解决的。花点功夫就可以解决，不花功夫就要那么多。结构不讲究，有的影

片看了三本，三四千尺过去了，时代、环境、人物还没有介绍清楚。映了半小时，还没有提出问题。人物不清楚，这个人和那个人究竟是兄弟、邻居、上下级？观众无法弄清楚。很重要的人物，到戏演了一半才出场；前面很重要的人物，到后半部就没有了。编剧不讲究科学性，这是我们电影中的一个显著的弱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日本朋友批评的“叙述占优势”。不刻画人物性格，很少有典型和鲜明的英雄人物出来，使我们感动。都是把人物特点平均发展，没有特点，没有个性。我有一次和一些同志们谈过，要剧本抓住观众，吸引人，不外有这几条：

（一）情节戏，在话剧里面叫闹剧。故事紧张、紧凑、惊险，这种戏即使没有大多的人物性格描写，但故事抓住了人。

（二）情节不太突出，没有曲折的情节，但是人物性格突出，观众喜欢这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像周扬同志说的：不会马上叫人忘记。使人发生崇高的感觉，有教育人的力量。举几个例来说，比方《董存瑞》，这是一部很好的片于。可是它并没有什么大多的情节，也不曲折，当然情节是有的，但不是惊险片，就是董存瑞、郅振标这几个人物性格是典型的，使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碰到过，是有这种人。它也抓住了观众。最近看了一个比较好的片子——《红色娘子军》，其中就是琼花那个人物写得不错，男主角写得并不怎么好。琼花写得比较生动，有性格。写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有反抗性的农村少女，充满阶级仇恨，非革命不可。她的性格是鲜明、动人的，这部片子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人物性格站住了，所以把观众抓住了。我们的剧作家、演员、导演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花功夫，真正刻画出几个可爱的人物，或者是可恶的反面人物也可以。外国人不是批评我们反面人物公式化吗？《红色娘子军》中有个反面人物，地主的狗腿子，写得比较好，阴险得很，但不落套。写得像这么回事，社会上是有这么一种坏人。叫入觉得这样的人是可能有的。几个人物性格站住了，戏就站住了。我们片于的缺点之一，就是导演和编剧在人物性格上没有很好的花气力。

第三个问题是影片的背景很不讲究。这说的是整个时代背景与地方色彩很不讲究。一个戏出来，是写现代的？若干年前的？写南方的、北方的？是解放初期，还是大跃进以后？没有特定的色彩和气氛。我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讲过，一个是时代气氛，一个是政治脉搏。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戏一开始，看了几本，还不知道是哪一年、什么地方。现在有个通行的最简单的办法，开头就有一段字幕或一段旁白： “1958 年在上海”。如不说这句话，而能把时代背景烘托出来，这是艺术家的本事。如果只要讲话，那就不要花什么功夫都行了。你要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背景和气氛，把政治脉搏和时代气氛，乃至地方色彩表现出来，要写得不讲一句话也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是 1958 年，这是大跃进中、这是大跃进以前、这是大跃进以后，

这是 1960 年⋯⋯使人看得出这些东西，要用真正艺术的方法来烘托时代背景。我们不大肯在这方面花气力，假若要花的时候，那就是分开写。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写故事的地方不写背景；写背景的地方不写人物，不写故事。因此，片子愈弄愈长。本来是一幅画面：前面是人物，后面是背景；现在把它分开了：一张是风景画，一张是人物画。结果变成了两个画面。片子拉长了一倍。

我们的影片中，对时代背景与政治气氛很少注意，这个问题比较普遍。

我看电影剧本的时候，开始总先要在本子上注明：写的是那一年那一个季节。可是看下去，常常发现编剧和分镜头导演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开头是春天，中间没有写时间过程，一下子就到了冬天。编剧的同志很少考虑季节感、政治背景。人物离开了背景，就等于鱼离开了水，就不是活的了。一个人的语言、动作都反映着他的时代，后面的时代又烘托了这个人。这才能使人发生真实感。

第四个问题是语言上的毛病。外国人说我们说话多，语言贫乏，不简炼。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志审查一个电影周的影片，听了那些话，他开玩笑说：“这是在政协礼堂讲的！”因为片子中的人物说：“我深信⋯⋯必将⋯⋯”等等。这真像是在政协礼堂讲的。在讲台上，在麦克风之前，照相机对准了的时候才讲的。这种语言在生活里面有，但不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都是这样讲的，讲究语言，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文学语言要精炼、准确、鲜明。毛主席说过语言的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中国有这个传统。古人说过： “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一个字都得推敲，我们有一些话剧、电影剧作家写下来就算，太不讲究。语言没有性格化，因此，有些电影里的语言，这个人可以讲，那个人也可以讲。当然也有一些剧本语言比较好，但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作品，对语言不够考究，语言非常贫乏。这个问题之外，还有编剧、导演对演员的使用问题。总理说，作曲家不爱护演员。我看我们也有一些电影编剧不大照顾演员。今天在场的也有编剧，也有演员，请原谅我讲得太直率。编剧写剧本，好像不大考虑这话写下来演员好不好讲。清朝李笠翁说过，创作家写对话，应使演者“上口”，同时要使观众“入耳”。我看这话很有群众观点。李笠翁这个人人格很坏，但不能因人废言，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编剧写下一句对话，假如既不考虑演员能不能“上口”，又不考虑观众能不能“入耳”，这难道是有群众观点吗？我看电影剧本时，有时禁不住拿起笔来改一两个字。因为对话中最后一个字用的是入声，那是很难讲的。演员讲起来很拗口，难讲，演员碰到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有许多话，只有看文字才能懂，讲起来听不懂的。这个情况很普遍，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是考验我们有没有决心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我看的剧木都是三稿四稿，或者是定稿。既然是送到文化部来的，我想当然是定稿了。但这些所谓“定稿”，大致都是作家写下来以后，没有经过第二遍第三遍细看一看的稿本。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引用的鲁迅在《北斗》杂志中所写的一段话，我们都应该一读再读才好。前几天，我向影协书记处建议，把苏联纪录片《托尔斯泰的手稿》拿来映一映。托尔斯泰写一部小说，原稿上一个字都要改来改去改无数遍，他的严肃性真是惊人，当时他 80 多岁了，全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还是这样认真。我们年纪还很轻，就这样写了就算了，不想改一改，那不太好，这样是不能提高的，这也是不负责任的写作态度。

第五是演技问题。中国演员的确是世界上很好的演员，很有表演才能，这应该肯定。但是，就像总理所讲的，缺乏基本训练。特别是口齿不清，这是大问题。总理讲了几年了，最近他还发表了这个意见。关于这件事，大约在 1958 年底，我写了一封信给几个老厂的厂长，请他们注意一下演员的口齿问题，这也不是我的意见，总理再三讲过这个问题。各个厂大概都抓了一下，但没有继续抓下去，贯彻下去。最近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说：话剧《林海雪原》很好，但开头一大段话听不懂。演员口齿不清，导演就马马虎虎算了。话说不清楚，不只一部片子，这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甲午海战》话剧，

第一幕的对话用心听也听不懂。口齿不清，再加上后面音响效果很响，因此，更听不清楚了。中国观众是最好的观众，是最富于耐心、最能原谅人的观众，同时，也应该说，演员说话说得清说不清，与剧本写的对话也有关系。我认为编剧、导演都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首先要让观众听清楚，特别是有关重要的话，关键性的字，一定要讲清楚。电影是很经济的东西，最关紧要的一句话不清楚，危害就很大。“你到哪里去？”“我到电影联谊会去。”假如“电影联谊会”这个词不讲清楚，以后的情节观众就不懂了。当然，表演上也有问题，但是讲话是基本训练。总理再三说，演员什么也不能干，开汽车也不会开，骑马也不会骑，也不会唱歌。年纪大的当然不能勉强。但培养年轻演员，如在电影学院里，应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学点东西。

应肯定我们成绩很大，取得很大进步。但问题不少，应该很重视，应该符合和达到总理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的作品，到外国去放映的时候，不论哪种人看了，都要使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懈可击，没有缺点可以挑。要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就要真的下点功夫。这些弱点，我们一定要下苦功克服。我相信中国人，这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有党的领导，有干劲，认真对待这些技术性的缺点，是一定可以克服的。但艺术上的缺点，不可能在几个月内改观，总得要有时间。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扭转这个局面。影协等团体，是否可以造成一个下定决心、尽快扭转风气的局面，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把我们的缺点改正过来，真正使我们艺术提高，不论思想性也好，艺术性也好，都要进一步提高。

现在必须要在学术界、艺术界、造成勤学苦练、好学深思的风气。反对浮夸风，要实事求是，埋头苦干。

毛主席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文章，写了快 20 年了，到明年（1961

年）就是 20 年。我们真要按照这篇文章的精神来工作，就一定要把我们的学习风气扭转过来，改造我们的学习。一定要把得过且过、不求甚解这种风气扭转。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求进步、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是不好的。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这样说，你作一件事，讲一篇话，必须要详细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分析，综合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就要学，就要花功夫，你写人民公社，不详细占有人民公社的材料，有足够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要写就很困难。不进行科学分析与综合研究，要写好就很困难。没有占有材料，要刻画人物性格是难的！必须要不断地在生活中去看，去分析，去综合。观察、分析，记录下来，综合起来，才能找到典型，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要找典型，怎么找呢？怎么塑造呢？京戏里有黑头这一个行当，但是黑头里既有张飞，也有李逵，同一行当中也有分别的。电影里没有脸谱，就更必须在各种各样的人中去观察，深人生活，记录下来，研究、分析、概括，才能创造典型。不花功夫，创造不出典型的，我们一定要讲积累，积累各种知识、各种形象、各种语言，这是创作的本钱。我们要从生产中学，从斗争中去学，从中外古今名著中去学，才能占有材料，积累本钱。要认真读书，造成好学深思的空气。我们的艺术工作者读得少，当然在劳逸安排上也有问题，太忙，就没有时间读书。

周扬同志最近踉我讲了几次话，他都说应该提倡读书。艺术家学问不够，基础不够。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订个计划：读哪些书，钻哪些问题，下去深入多少时间⋯⋯。中国画家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路是感性知识，读书是间接知识。

总理说，1949 年，你粗糙点还可以容忍，解放 11 年，你还是停留在 1949

年的水平，我就有资格要求你提高。 1949 年，战争刚结束，没有工夫研究

学问，是可以原谅的。现在解放 11 年，还是那样，那就不行，党和政府有权利要求蜶们提高。

这个问题必须重视，特别是艺术家与别的行业不同。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和别的艺术家又有不同。皮匠只要懂得皮的性能、制鞋的方法就行了，而艺术家——灵魂的工程师，却要描写各种人，要描写古代人、现代人，农民、工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艺术家要懂得中外古今、男女老少，对于天文地理、现代科学技术都要懂一些。艺术家跟泥瓦匠、皮匠以及别的产业工人都有不同，钢铁工人懂得钢铁这门，基本可以完成任务。艺术家不具备各种各样的知识就不行。人、社会、阶级、时代，不懂得这些就不行。总理要我们艺术家多懂得一些东西，更丰富一点。周扬同志说他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有些作家一出名就骄做自满？为什么郭老、茅盾、巴金⋯⋯几十年不垮台？为什么他们不骄做自满？茅盾同志最近为了写那篇文代会报告，看了上千万字的小说。66 岁，很用功，不了解就不写，修改了很多遍。他基础好，还是不断用功地学。周扬同志说：一个人骄做自满，就是因为他恨底太浅。艺术之道，本来是很难的事情，很艰苦，这里也有一个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问题。

电影界要花几年功夫，下定决心，扭转浮夸作风，反对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空气，真正在艺术界造成好学深恩、老老实实做学问的空气，积累艺术上的技术和知识，勤学苦练，把我们艺术的武器磨练得更尖锐、更完美。那天，我跟一位影协的负责同志谈，《电影艺术》杂志就应提倡这种空气。学术空气，研究问题的风气，讨论问题的风气，不是一阵风的号召。必要的运动还是要搞，但是做学问正如吃饭、喝水、呼吸一样，什么时候都不要停止。实事求是，切切实实，埋头苦干，搞它几年。明年度的任务要根据实际重新考虑，从实际出发， 1958 年生产了 103 部故事片， 1959 年为了提高

影片质量，降到 80 几部，明年为了胶片紧张和劳逸结合问题，可能还要压缩一些，数量压低了，但质量就必须提高。开会，不必要的、不是急需搞的事情，都要尽可能减少，让艺术家、创作人员下去深入生活，能够念书，真正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对艺术创作人员，一定要给他们学习时间、读书时间、下去生活的时间，使我们的创作干部，若干年后，大大提高一步。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的高峰，也没有不可学会的东西，只要有干劲，有决心，一定可以学得会。我们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既有干劲，又有优秀文化的历史，所以只要注意了这方面，就一定能克服我们现在所存在的缺点。我们十年来成绩很大，事实摆在前面，谁也否认不了。我今天谈的只是提高影片质量的问题，只要我们注意了，下大的决心来搞，缺点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心。可以预想一下，电影提高质量的问题，要几年才能过关？我想，七年到十年差不多吧，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方向、方针和方法，我们有了基干队伍，而且有了一定的经验，只要我们很好总结一下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认真地努力一下，我想七年左右一定可以过关。

我的话完了。在座的都是老同志，熟人，话讲得坦率，很可能过火，甚至有错误，这些都只供参考，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