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

张骏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 80 诞辰到了。他是一位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我

们电影工作者多么深切地缅怀周总理对人民电影事业的培植和关怀啊！特别是这几天，正在开全国第五届人代大会和政协会议，我不能不想起过去每次人大、政协会后，敬爱的总理总要把参加会议的文艺界同志找在一起作长时间的座谈，了解大家的工作情况，解决大家要求解决的问题。大到如文艺工作中的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等十个对立统一的问题，小到一出戏一部电影的优点缺点，指示得都是那么具体那么明确。每次会议结束，没有一个人不是带着更大的信心更足的干劲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到今天，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的恳切的声音，兴高彩烈地指挥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的形象，尽管自己这些年记忆力衰退得可怕，这些情景还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说起记忆力，我们电影圈子里的人谈起来，总是感到周总理的记忆力实在强得惊人。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他遇见一个多年未见的演员，提着名字问那个演员的孩子的情况，我就说了我们真佩服他的记忆力的话。可是总理却用他那爽朗的笑声回答说：“哪里话，比起毛主席来差得远了。毛主席的记忆力才真是了不起，简直是过目成诵。”他总是这样地推崇毛主席，总是谦虚他说：“我们不过是从毛主席那里学了一点东西，来向大家宣传的。”的确，多少年来，我们多少还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一点工作的话，都是和周总理的耐心教导分不开的。

大概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些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不把自己一生的经历翻来夏去想过，分析过自己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怎样会走上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的。

我本来是个读洋书的，从国外学了些关于戏剧的五花八门的东西，一脑子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胡涂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回到国内，在国民党办的戏剧学校教了一年书，不能满足自己成名成家的欲望，就拖走了一大批同学，想到重庆打天下，在那个年月，要办个剧团谈何容易，于是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机构里办起剧社来，还自以为我搞我的艺术，谁也管我不了。当然，事实上，我们当时不仅是替反动派撑了门面，而且我们那种艺术也正是反动派所能允许的！“四人帮”在被粉碎之前，把当年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指示组织的演剧队都打成什么反动派的别动队，我们这伙人就更不要提了。可是那时候，当我们在演出曹禹写的《北京

入》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却自己买了票到剧场里来看了戏。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握了他那双挽救了成千

上万徘徊歧途的人的手。过了两天，重庆《新华日报》上就刊出了一篇评论文章，肯定了这次演出的严肃认真，表扬了对重庆观

众完全陌生的那些演员。这对我们这一伙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是什么样的鼓励啊！当时我也不懂党有统一战线工作，反正从此

开始，我就和当时党领导戏剧运动的同志们接近了，愿意听他们的话。跟我在一起的那些同学们后来也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然，经周总理影响教育，团结到革命阵营里来的人有千千万万，但我总不能不庆幸周总理来看《北京人》这件事对我后来所走的

道路的决定作用！

解放前夕，我们已经被迫到香港电影公司去拍片子。北京解101

放后，看着许多朋友过港来京，心里真是羡慕。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在港的地下党就派人来通知，传达周总理（当时是党的副主席）要我们来北京的指示。那时的兴奋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的！

1949 年“五一”前夕，我们在烟台登上祖国解放了的土地。从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革命干部了。

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周总理是怎样指导工作的。

文代会后，他把槁电影的代表召集起来，讨论电影工作的问题。这次会上有两件事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一是当时许多同志都七嘴八舌提出要求，这个要求修摄影棚，那个说国民党留下一堆烂摊子，摄影机都是“独眼龙”（即只有一只镜头），要求买摄影机⋯⋯周恩来同志耐心地听大家谈话，又恳切地对大家说：这些要求都是应该的，将来也一定会办到的，但是眼下他脑子里还考虑不到这些事。他说：“我现在考虑的是百万大军南下了，南方蚊子多，战士们的蚊帐还没有解决。”我们听了都哑口无言，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可是，就在这同一个会上，恩来同志却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们是否想过拍电影的胶片解决了没有？这一下又把大家问呆了。因为当时恐怕确实谁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不如说，总以为反正自己不会生产胶片，只有去进口。又是敬爱的总理耐心地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大，人口多，电影是有力的宣传工具，将来胶片需要量大，一定要解决胶片工业问题，不能只想拿外汇到国外去买。恩来同志还说：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将来不仅要供应自己，还要解决亚洲许多国家的需要。敬爱的周总理这种既要脚踏实地看到当前的可能，又要看到未来的远大发展的精神，当时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在工作中永远必须学习的。

回忆起来，不知有多少事，我们由于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看法是错误的，或是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总是经过周总理的指点帮助，才改正过来。记得 1954 年，我们有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中国电影周”。那时斯大

林同志才去世一年多，可是在苏联文艺界已经露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当时陪同我们的苏联电影编导在看到我们影片里的战争场面时，竟然低下头去不看。后来有些我国留苏的学生也要求我们转告国内以后不要拍战争镜头，说苏联、波兰这些国家战争创伤很重，就怕看战争场面。代表团回国后就把这些意见都写进了总结。周总理看了这份总结，马上就把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找去，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说帝国主义还包围着我们，战争随时有发生的可能，我们今后不是不拍战争片子，而是要多拍。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某导演说自己再不拍打仗镜头，“不当战争贩子”的谬论。毛主席的要准备打仗的思想，今天当然我们都懂了。可是回想起来，在那个到处画着和平鸽子的年月，我们对要求和平与和平主义的区别还搞不清楚，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受资产阶级所谓反战文学影响根深的人，听了总理的话，真是感到闻所未闻，茅塞顿开！也是在这一次。周总理还向我们指出：我们拍影片首先是为了中国观众，也只有力我们的工农兵所接受的影片，对国外观众才有教育意义。我们不能去迎合外国观众的某些趣味，至于在什么电影节上得奖不得奖，更不要多考虑。

敬爱的周总理为我们的电影事业，真是费了不少心血。总理经常在考虑怎样解决电影工作不能适应形势的问题。可是回想起来，我们对他这种心情是领会得很不够的。

1958 年前后，为了解决电影工作者的主观世界与反映祖国建设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周总理想出了一个拍摄艺术性纪录片的办法，要求电影编、导、演，摄影等等一起投身到热火朝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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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去，把先进人物先进事迹迅速反映出来。我们后来倒是去了，也拍出了不少叫做“纪录性艺术片”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认真领会周总理的意图。我们拍的仍然是用演员扮演

的故事片，只是下去了解了一下先进人物和事迹，就很快地编成剧本拍了出来。应该说，毕竟是创作人员到工农兵当中去了，创作人员还是有所收获，有些影片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大多数的影

片不免质量不高，只能说是比较粗糙的故事片。在 1961 年这类影

片形式就基本上被否定掉了！敬爱的周总理是一直为这事感到愤慨的。后来，在 1965 年 8 月的电影创作会议上，总理又一次提出拍艺术性纪录

片的要求，指示暂时少拍几部故事片是值得的，创作

人员通过拍摄艺术性纪录片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三五年后就会出大量的好故事片。他明确指出：他说的艺术性纪录片首先就是实有其人实有其实的纪录片，不是用演员演的故事片。所以叫艺术性纪录片，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新闻纪录片，可以允许一定数量的事后布置补拍，因此也应该要求有更高的艺术性。

《大庆战歌》恐怕是第一部按照周总理的意思拍出来的这类影片。那是1965 年 1 月，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布置的任务。当时我们正准备去大庆搞一部故事片，总理听了汇报以后说：“拍大庆很好，但我对拍这片子有些想法。” 以后，在一次讨论电影工作的会议上，总理对拍摄大庆影片的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总理说，不要急于拍故事片，因为你们还不懂得大庆，不大熟悉大庆人。他要求我们全摄制组下去，向大庆人学习，用半年时间拍出一部艺术性纪录片来，让全国人民知道大庆人是怎样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拿下大油田的。经过和大庆工人、干部一起完成这部影片的劳动，才能

力拍好故事片打下基础。⋯⋯应该承认，我们初去大庆时，对什

么叫艺术性纪录片还是大不了然，幸亏周总理在电影创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求，《大庆战歌》才能按他指示的意图完成了。

周总理看了《大庆战歌》最初的样片，基本上肯定了这部影片。但是后来，这部影片就被“四人帮”左上海的余党禁铜了十年之久，直到“四人帮” 粉碎后，才修剪完成和观众见了面。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没有能让他看到完成后的影片！这是我们终生遗憾的一件事！

我在这里写下的，仅仅是对个人直接有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情。敬爱的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关怀和指示很多很多，应该好好收集起来，

可以印成一本极宝贵的大书。

我们一定要记住敬爱的周总理的教导，努力拍出大量的好影片，把电影事业搞上去。

现在，我希望能再活 20 年 30 年，不仅是为了能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更是为了能使自己多作一点工作，在反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高歌猛

进的电影中有我一份儿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