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教诲想总理

纪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一向对我国的文艺事业，如同对其他各项社会主

义事业一样，无限热爱，精心关注，他对艺术创作做过很多重要指示，对作家、艺术家们有过无数的深刻教诲，他对文艺工作者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这种感情的集中体现。

1961 年 6 月，我在参加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曾经亲耳聆听过周总理的这个讲话，他那伟大胸怀、真挚的感情和勇于揭示真理的精神，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和激动人心的记忆。经过 18 年的风风雨雨，现在重读这篇闪耀着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的珍贵文献，不禁心潮翻滚，思绪万千。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亲切的教诲和动情的语声索回在我的耳边，他那赤诚的心意跃然纸上，充满字里行间，它拨动了我的心弦，激起了我对周总理无限深切的怀念。

周总理从来不说空话，也决不盲发乱箭，他在任何时候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阐明事物的本来面貌，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1961 年的《讲话》，正是根据当时文艺界的实际状况抒发的肺腑之言，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忠实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文艺路线，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了创作的积极性，在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辛勤劳动，取得很大成绩，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和人才，文艺事业得到繁荣发展，文艺界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不幸的是， 1957 年以后，那个窃踞高位的权威，假借反右之风，恣意扩大化，用极左的手段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污蔑文艺界和电影界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日笑东风”，提出要在文艺战线大拔所谓“白旗”。很多文艺作品被简单地定为毒草或严重的倾向性错误，不少文艺工作者受到各种形式的批判和斗争。与此同时，极左思潮大加泛滥，种种违反艺术规律的做法盛行一时。这种风气延续到 1959 年至 1960 年，又广泛的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更多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无情的批判，极左思潮发展的更加严重，以至完全颠倒了敌我界限，把艺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思想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混淆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以政治代替艺术，以思想代替形象。把专家和群众对立起来，用群众取代作家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规定了无数清规戒律，给文艺工作者身上强加了一道又一道锁链。爱情不能写，感情不能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能揭示，生活真实不要，人物性格发展必忌，题材只能写大的，不能写小的，只准写工农业方面的尖端技术创造，不能描写具体生活现象，革命历史不能写，知识分子不能写，甚至只准谈论政治和思想，不准研究艺术和技巧，只准喊口号讲概念，不准提倡形象化的表现手段，只准讲共性，不准讲个性，只准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准描写具体的人情和人性。否则就给加上“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潮”，“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这些荒谬的主张，与当年苏联早期的臭名远扬的拉普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艺术领导方面，更是以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有些领导者，不仅给作者指定题材，还要指定主题，限定时间，规定作品必须达到的“高度”和“水平”，炮制一个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

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法。作家不得有异议，否则，就是“右倾”，“资产阶级思想”，“不听党的话”，甚至是“反党”。同一个人，如果今天你是什么官职，你就是绝对权威，可以对文艺创作发号施令，蛮横粗暴，说一不二，明天你如改做业务，你就除了挨批判之外，什么权利也没有，把文艺工作者视为对党有二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有人以外行为荣，完全不懂文艺的特殊社会作用，从不研究艺术规律和特性，却一味地热衷于反右批修，好像只有他才是最革命，使文艺界的空气十分紧张，”文艺工作者常常是提心吊胆，含着眼泪在工作。

对于这一切，我们的周总理是深刻了解的。他，也只有他挺身而出，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说话了！他并不是简单地责备什么人，也没有草率地斥责什么倾向，而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分析问题，指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极左思潮的危害，进一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阐明了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号召文艺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贯彻“双百”方针，实行艺术民主，提倡“五不主义”。并且具体地阐述了艺术规律和特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以及文艺领导等重大问题。我曾想，如果没有对文艺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艺术的特殊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就决不可能有这样令人佩服的深刻讲话。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我们受到巨大鼓舞和极其深刻的教育。他拨开了蒙在我心中的迷雾，解除了我精神上的沉重负担，顿觉心情舒畅，满心欢悦，我真切地感到周总理和我们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周总理讲话时对文艺工作者充满了无限爱护和同情，有些话，他是带着激动的感情讲的，我们是含着眼泪听的，我曾一边记笔记一边不住地拭泪。尽管我当时对周总理讲话的深远意义，一时还理解不深，但我却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听到了我们伟大的党的声音。

周总理还在日理万机之际，抽出宝贵时间多次同与会同志广泛接触，倾听意见，了解情况，甚至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香山同我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从整个革命事业谈到文艺事业的发展，从世界观改造谈到艺术创作，同过去每次接触他一样，如果发现我们有缺点或不正确的想法，他总是恳切地批评教育；如果做的对，想的好，他就予以热情鼓励；我们有什么困难和障碍，他总是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连许多同志的身体健康状况都放在他心上，并且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谈笑话讲故事，同我们随便地挤在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心情愉快。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受到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深厚感情。他既是我们敬爱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像是我们的长辈和兄长，他平易近人，待人平等，他和我们像亲人一样地互相理解，互通感情。他是我们之间的人，他热爱我们，他像爱护幼苗一样地培育我们，保护我们。他是我国文艺园地里最细心的育花人，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最热心的扶持者，是世界上少有的热情关怀文艺工作的革命领袖。有的朋友若要知道，周总理为什么能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对周总理充满深厚的感情？我们为什么永远深切地怀念他？这不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吗？

周总理热切地期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通过艺术形象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成绩，我们每个人也都怀着一颗热扑扑的心，要为繁荣创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事隔不久，多年形成的那股极左思潮势力，视周总理的讲话如洪水猛兽，想方设

法进行抵制，不但不很好贯彻，有的部门竟拒不传达。1959 年，周总理在病中做的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被他们打入冷宫，曾使周总理“很难过”。 1961 年的这次讲话，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文艺界仍然继续反右，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曾很不理解地思考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直至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后，更变本加厉地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历代反动的封建统治，我国整个文艺界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党的文艺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以至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我们是带着严重的创伤，忍受着巨大的隐痛，跌跌撞撞地举步前进。

我们的党是多灾多难的，我国的文艺事业也是多灾多难呵！

我之所以提起过去的一些事，并非为了算旧帐，往后看，而是为的接受教训，使今后的路子走的更正，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难道不应该变得更聪明些吗？

20 多年来，文艺界一直不停地反右，反右！破坏性极大的极左思潮却越来越猖撅地占着统治地位，直到现在仍然有很深的影响。什么右倾，什么形左实右，都是闭眼不承认事实，实际上是人为“左”比右好。有的说右是修正主义，是敌我问题，“左”是方式方法，内部问题，好像右是可怕的，“左”是可爱的。果真如此吗？右确实坏，极左竟能为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做了掩盖和幌子。多少事实教育了我们，右倾机会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左倾机会主义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周总理的讲话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今，周总理的讲话公开发表了，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经过 18 年的实践检验，周总理的教诲更显得无比正确，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必将指引我们克服“四人帮”造成的困难，清除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使我国文艺事业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中得到健康的发展。我们身受过周总理关怀爱护的文艺工作者，将把对周总理的无限深情，倾注在文艺事业上，实现周总理的遗教，以实际行动纪念我们的亲人——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