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是非解放思想

张骏祥今天重读周总理在 1961 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

话，感到无比激动；又引起了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想起了在他亲切的关怀和指引下工作的幸福日子。那些年，每次来北京开会，总理知道了，总要约大家会谈话，有时是约少数几个专业的，有时是约文艺界各方面的同志一起谈，从思想到措施，帮助我们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总是感到眼睛更亮，信心更足，想的就是如何能多做一点工作，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回想起来，那些年总理的指示，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地得到贯彻，也不是没有任何阻挠的。例如这个讲话里总理自己提到的1959 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那次谈话，当时就确是像总理在这里讲的那样，被“打入了冷宫”！那次谈话先是总理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对去看望他的几位上海电影界同志讲的，后来又在紫光阁对文艺界很多同志讲过，讲了文艺工作十个对立统一的问题。事实上， 1961 年的这个讲话里有

些意见，总理在 1959 年那次谈话里就已经提到了。可是那次谈话，在上海就一直不准传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上海市电影局才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出来。我想，北京的同志们可能记得更详细更准确，希望能好好整理一下，也把它印出来供大家学习。

现在我想根据记忆所及，谈一点 1961 年周总理这次讲话的背景和后来的遭遇。当然，我只能就我个人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主要是结合上海的电影界的情况来谈。

1957 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这个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的条条框框，特别是行政方式的领导提出了改进意见。这立即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在电影方面，当时实行了创作下放，各制片厂成立了创作集体，试行了导演中心制，电影创作初步呈现出繁荣活跃的景象。但是不久，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党不得不起来进行反击。不幸的是，当时的反右扩大化，电影方面也有不少人被错戴上了帽子，不少作品被打成了毒草。按理，在反右之后，应该好好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确理解和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求得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事实却是， 1958 年春未夏初，那个后来当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司令部的总顾问的“理论家”，就又对电影抡起了大棒，在文化部的一次座谈会上，一口气否定了好多部影片，咒骂电影事业的领导和创作人员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而且提出了他的灵丹妙药，叫做“审查审查再审查”！

回想起来，当时虽然有些影片政治质量艺术质量不高，甚至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总还不能像这位“理论家”那样一律视为毒草。例如《球场风波》这部影片，水平确实较低，但绝不能像他那样，因为影片中有一个做体育教员的市人民代表对一个工厂的办公室主任阻挠业余体育活动讲了话，就说这是“党不说话，要人民代表说话”，因此就指为毒草！

后来，周总理听取了电影方面的汇报，指出当时的根本问题405

是创作人员长期脱离生活，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要求，接着就提出电影编导演员深入工厂农村，拍摄艺术性纪录片，反映“大跃进”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并从而吸取营养的好办法。可惜由于我们理解错误，后来拍出了许多叫作“纪录性艺术片”的，实际上仍是由演员扮演的故事片。这里面当然也有些比较好的，但大部分确实是比较粗糙。这些片子观众当然不爱看。结果连累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个讲话里还作了检讨，其实责任完全不在总理。当时，电影领域里也刮了一阵浮夸风，干了不少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事：放卫星，追数字，甚至出现了各厂在数字上你追我赶打擂台，支部书记手拿秒表在摄影棚“督战”，限几分钟拍好一个镜头的荒唐事！总理这个讲话里提到的 1959 年就讲过不要订指标搞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就是针对这类事讲的。那时，创作集体解散了，导演中心被否定了，创作人员心情很不舒畅。正如总理在讲话中说的：“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了思想。”

也就是在这个 1959 年，各厂拍出了《林则徐》、《风暴》、《青春之歌》

等十几部向国庆 10 周年献礼的优秀影片，和上面说的那些只求数字速度不问质量的纪录性艺术片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庆后举行的献礼片庆祝酒会上，周总理肯定了这些影片。记得他还说了电影和戏剧是文坛上两朵最鲜艳的花朵的话。文艺创作究竟应该怎么搞，电影怎么才能繁荣。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但是那时却不能说，因为在庐山会议之后，电影界又在反右倾。当时，文化部电影局的负责同志陈荒煤到上海遭到抵制，上海市电影局长袁文殊同志受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人员更是战战兢兢，下笔顾虑重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这种现象也不只是上海电影界的个别情况。总理讲话里不是提到长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叫观众要哭又哭不出来吗？这部影片的导演王家乙同志就在那次电影创作会议上诉说过自己的苦衷，说他是在刀口上做戏，怕一不小心就要犯错误跌进“人性论”的陷坑。所以，后来周扬同志在会议上发言时，呼吁“不要搞那么多深渊”叫创作人员“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种紧张状况一直继续到 1961 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文艺方面也提出了贯彻双百方针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5 月到 6 月紧接着召开了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大家踊跃发言，主要意见可以说是集中在两点上，就是要求艺术民主，要求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最后，周总理到会作了这个重要的讲话，事实上是集中了这次会议上各方面的意见，是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这次会后，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也满以为从此党的文艺方针可以得到认真贯彻了。以上海而言，回去就召开了上海电影创作会议，电影创作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景象，编剧、导演、演员都踊跃提出自己希望编写、拍摄的题材。《红日》、《舞台姐妹》、《白求恩大夫》等影片也就是这一时期拍出来的。可惜好景不长，这股热烈情绪很快就被浇了冷水！就在文艺工作座谈会期间，上海那位后来被“四人帮”捧作“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人就一再三令五申： “只要带耳朵，不要带嘴巴！”我们因为在会议上检讨了几句，回上海后就受到他和张春桥的指责，从此就被斥为“只听夏衍的话”。今天事实证明，我们不过是听了周总理的话。赵丹、张瑞芳等同志也被这位“好学生”和张春桥斥为“通天演员”，而事实上所谓“通天”无非就是能够直接向总理反

映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人员怀有戒心是很自然的事，所以那时想重新组织创作集体就无人积极响应，原来编导人员自己提出来的题材也都不了了之。到了 1963 年元旦，那个“好学生”就提出了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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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13 年”，首先在题材上设了禁区！ 1964 年，那位“理论家”就又抡起大棒，否定了《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一批影片，张春桥更在上海声嘶力竭地搞所谓批判夏（衍）陈（荒煤）路线！于是 1965 年就出现了林彪、

江青合伙炮制的《纪要》，挥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板斧！这样， 1961

年的这两个会议， 1962 年的广州会议，就全部遭到否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控制下，更干脆被诬蔑为“黑会”！凡是宣扬了、执行了这次会议的精神的同志，全部被打成“黑线干将”！那时节，谁讲过一句要“艺术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反攻倒算，谁讲过一句“因人制宜、发挥特长”就是向反动权威投降，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讲过一句要“重视艺术创作规律”就是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谁讲过一句形象思维，就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谁讲过钻研业务练基本功，就是“鼓吹白专道路”、“业务第一”！总之一句话，凡是敬爱的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所维护的一切，那时都成了所谓“三反”言行！

以上只是我个人记得的上海电影方面的一些情况。但就从这一点事例中，也不难看出敬爱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针对文艺领域内一次再次“左” 的干扰而发的，是冲破那些“左”的迷雾，使文艺事业能够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顺利前进的罗盘。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次讲话是怎样立即受到了阻挠，没有真正得到很好贯彻。这些干扰后来还发展成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就是为什么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今天仍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热烈欢呼这个讲话的发表的原因。它的发表澄清了一场多少年来被颠倒了的大是非。同时，它的发表又对于进一步澄清当前文艺领域内许多理论是非，和指引今后的文艺道路，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以电影这个受到“四人帮”特别重视因而破坏得最厉害的重灾区而言，“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了，影片的创作和生产确实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和文学、戏剧等比较起来也落后了一步。这是从电影工作者到观众都在焦虑的问题。为了把电影从数量到质量都搞上去，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首先还是得把一些理论上的是非分清楚，否则不能真正解放思想，迈开大步前进。就以前面提到过的，编导人员在“因人制宜、发挥特长”的鼓励下提出自己的题材规划这件事来说，因为被“写13 年”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后来“四人帮”更对此大打棍子、大扣帽子，所

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在题材问题上还是“火烛小心”。今年是五四运动 60 周年，竟很少有人敢提出改编五四以来文学作品的设想。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周总理这个讲话中是早已明确地得到了解决了的。发表这个旗帜鲜明的讲话，认真学习这个讲话，我们就能分辨是非，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致为一些吓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我们的电影创作就一定会繁荣起来，电影事业就一定能搞上去，为当前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服务，唱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