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部影片的复生说起

干学伟每当我听到《周总理，你在哪里？》这一哀歌时，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总理在日理万机之间，不仅对整个电影事业的规划都亲自过问，而且对我们的创作思想、生活、工作都曾亲切关怀，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一《内蒙春光》的夭折

1950 年，当我们迎来了开国以来第一个春天的时候，我初次执导的电影

《内蒙春光》上映，受到了热烈欢迎。

《人民日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好评。

全北京影院上映十来天后，上座仍然甚佳，影片发行公司决定继续上映。突然，中央电影局通知我，当夜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复审。

夜里，来复审的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戏剧电影界前辈全国文联领导阳翰笙同志。见面时，他们都对我很亲切。可看完影片后，李维汉同志很惋惜地认为这部影片不宜再映出，它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

他说，“你在影片里虽说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在形象处理上却大量暴露他们，以至被国民党反动派败兵由抢劫而枪杀

我其实是想表现他勾结反动派引狼入室自食其果。

“明眼人可一下看出，这是‘借刀杀人’，你前边暴露太多，后边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这样就决定停映。

那天夜里，阳翰签同志送我回住处，在车上他安慰我说，“小兄弟，别难过⋯⋯”

我口头上说，“没关系，再拍一部⋯⋯”可内心深处却深感痛楚。这是我梦寐以求几年才拍成的第一部影片。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深入内蒙草原陈巴尔虎旗，看套马、摔跤，参观喇嘛庙、吃奶茶。睡在蒙古包里的皮垫上⋯⋯ 研究蒙古史、收集蒙古民歌；8 月 8 日出外景，烈日晒脱了两层皮，等大雪纷飞才回厂拍内景，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内蒙春光》夭折了，我饮食无味，通宵失眠。二周总理来了！

正在此时，忽然接到电影局通知说周总理要看电影，让我准时出席。这更使我感到意外和不安。一部电影竟然惊动了总理。

晚上，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放映厅。不一会儿，就来了中宣部陆定一同志，周扬同志，文化部的沈雁冰部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刘格平主任，人民日报社的邓拓同志，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戏剧、电影界的袁牧之、陈波儿、阳翰签、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等前辈艺术家。甚至素未参予电影的一些作家如赵树理也来了⋯⋯到场约 100 多人，而且仍有人陆续进来。这真使我不知如何接应才好。

不久有人告我：“总理来了！”

我急急忙忙往外迎，总理已经步履轻捷地进入了放映厅，陈波儿和袁牧之同志将我介绍给总理，总理微笑着伸出手来和我有力地握手，并说，“我见到过你的剧照⋯⋯”我想他指的大约是在《带枪的人》中我饰列宁的那张照片。那是 1942 年曾由我党驻重庆办事处转交给塔斯社驻中国分社，寄往苏联的。当时，在重庆的鲁艺老同学张颖同志告诉过我，并寄来了放大的剧照。

总理竟然记得那张照片，他的神情使我惶惶不安的心情稳定了一些。

总理同郭老等先到的几位谈了几句，就建议大家先看电影再讨论。请大家就坐，并叫我坐在他身边去。

灯灭了，银幕上出现了大量的蒙族演员，总理轻轻地对我说：“这么多蒙族演员，好，你从那里找来的？”

我说：“内蒙文工团！”

总理说：“拍蒙族题材的影片，应该多用蒙族演员！”

当时，我只想到总理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团结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以后我才想到总理之所以赞同，也可能是从演员气质上考虑的。在我们汉族演员中要找像影片中主角顿得布这样剽悍、粗扩有力的人物实在很难。蒙族演员恩和森饰的顿得布，这个王爷的牧人，走几步路，也能让你感到这是草原上长大的。而且对于这些蒙族角色的性格、神采、风俗、心理、骑术等，由蒙族演员演，他们领会人物的深度，甚至会超过编剧和导演。

当银幕上出现内蒙领导机关的办公室时，总理又问我：“这办公室那么大？”

“内蒙接收了敌伪产业，我们制景时又作了点加工。”当初，我总觉得我们解放了全中国，我们的领导机关应该有点气派、庄严。“像样点！”

总理马上纠正说：“不要这么大，要朴素！”

我心想，“糟了！”当时内蒙虽然接收了敌伪产业，实际上并不铺张。我记得在内蒙体验生活时，有部分时间住内蒙党委，就同党委书记、部长们一起生活，他们还是过供给制生活，吃集体伙食。但我的艺术加工却帮了个倒忙。景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当然是联系着的。

故事发展到牧人顿得布去找他爱人时，那个牧羊姑娘正唱着牧歌。总理又问我：

“这曲于是民歌还是创作？”

我说：“在民歌基础上加了点工。” 总理说：“还是用原来的民歌好！”

我立刻感到自己原来的处理多么粗浅。我本以为民间创作是“豆芽菜”，总应该加以润色。却没想到民歌是家喻户晓的，如果在银幕上原封不动地搬上去，群众在欣赏影片时肯定会感到更亲切，自然地使歌曲融化于剧情之中。现在将民歌改动后，当内蒙群众听到自己熟悉的民歌中出现了新的音节，即使改得非常好，也会突然一愣，从欣赏剧情中走神。从此可见总理在看电影时不只队政治思想上考虑，而且也在深入地体会、揣摸蒙族观众的审美心态，才提出这样的意见来的。他的审美观就是那么富于人民性⋯⋯即使从处理如何运用插曲来说，也是具有普遍的意义。

电影放到王爷府宴会一场，我低声告诉总理，“这个中间跳舞的是乌兰夫同志的儿媳妇。”

总理高兴他说，“噢，他有这么大的儿子啦？！” 电影放完了，灯亮了，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

第一位发言的就是郭沫若副总理，令我惊奇而又欣喜的是郭老的发言既真诚又直率。他说.“我原来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想把它拿去换一些外汇来呢！现在看来可以改一下⋯⋯”于是他说出了他的设想，一个很简单又令人发笑的改法。

洪深老和欧阳老认为这部影片不能改，在他们看来影片的蒙太奇处理的

构恩较严谨，改动很难，改不好就乱了。

周扬同志认为力了避免不利影响，可以在东部地区放映。

田汉老认为党的政策是全国性的，不可以在某些地区放映不利就在另一些地区放映。

总理想请邓拓同志发言说，“人民日报社的邓拓来了吗？你们不是发了赞扬的文章了吗？”

邓拓同志站了起来检讨了对于民族政策理解不足。有人主张这部影片再过几年再放。

蔡楚生同志发言说：“电影在技术上发展很快，如在仓库中搁上几年就可惜了，损失太大了，还是修改的好⋯⋯”

于是就有人赞同蔡老的意见。

最后，总理作了指示，那已经是深夜了。

总理的讲话较长，我在当时的记录和电影局发给我的印件已在“文革” 中散失。现在我凭记忆记得的大致如下：

总理首先指出这部影片的责任不在编剧，而是我们领导部门对民族政策的认识不一致，对统一战线认识不足。

总理指出，历来，旧社会的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总是采取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的。一方面是欺骗、分化并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同时又压迫剥削少数民族，使其贫困、愚昧而受到削弱，以达到统治者易于驾御的目的。这些统治者将少数民族逐步赶上高山、逐向沙漠，逐出较富裕的地方。因此解放前，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造成的。

接着总理指出我们的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我们当然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应该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人民群众都理解只有各兄弟民族之间团结和互助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的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应该努力争取团结，使其明了我们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兄弟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从而消除对我们的误解，接受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政策，以便有利于达到全国各兄弟民族大团结的目的。我们要从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逐步对少数民族给予帮助；有的地区应使少数民族迁下山来，注到较富庶的地方来，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以解决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的问题。

最后总理宣布这部影片决定修改，并请在座的同志们多提建议，给予扶植。总理的讲话不仅使我对影片的修改有了深刻、准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使我对马列主义在中国民族政策上的体现，有了更广泛深入的领会。他从历史到现状都作了全面的分析，并阐明了决定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我想，这对于所有到会的同志们都是受益匪浅的。

散会后，我向总理表示一定认真地将它修改好。

在总理讲话时，郭老因为耳背，要了我的记录去看，并在会后用车送我回住处。

在波儿、牧之、蔡楚生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推敲，影片终于改拍完成，经过文化部审查，波儿同志又让我请总理审查。

那天夜间，我和白大方同志到了中南海，邓颖超同志正在看纪录片，那是皮包机放映的，影像很不稳定。我心里很难过，心想一定要给电影局反映

一下，改装放映机座机。为了避免打扰她，我们就悄悄地坐在后边。她看完走了，没有发现我们。

一会儿总理从外边回来，见到我们很高兴。一面脱大衣一面说，“你们辛苦了！”说着就一起坐下看电影。他见到影片在争取上层分子方面加强了，上层分子内部出现了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包括倾向我们的人物；这样基本上符合了政策精神，关于办公室和有民歌的两场戏也改拍了。

总理看完后，稍加思索，即表示他对影片已没有什么意见，再请中央的其他同志看看。

接着他问我：“这是你导演的第几部片子？”

我说：“第一部，一面工作一面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 “互相学习嘛！”总理说：“你们长影有多少演员？”

这一下可把我“将”住了。因我当时除拍片以外对其他的事什么也下闻不问，只能估计着：“大约两百多人吧！”

“怎么会那么多呢？”他很惊异。

幸亏片中饰王爷的白大方同志回答了一下： “141 人。”他本是长影的副书记。

总理笑着瞅了我一眼说：“这还差不多！”

于是又站着谈到北影演员科的学习问题。据他说演员每天要到科里报到，集体看报或学习。总理说，“都是有文化的人，为什么要集体学习呢？各人都可以自己看报嘛！你们回去告诉牧之同志，不必这样⋯⋯另外，上海的白杨想来北京工作，怎么说，北京的生活条件不如上海好，拒绝人家呢？应该欢迎人家来嘛！”最后，总理叮嘱我们将以上两件事转达给牧之同志。

我真没想到总理消息这么灵，对于干部的情况了解得那么细致。

这部影片又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看了。因主席觉得片名不好，我就请主席改个片名，主席给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并指出前边加上一场戏。

这样，经过周总理的关怀，已被停演的影片得以“再生”！这对我的创作进程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这部影片后来得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文学奖，并在 1951 年国庆节，同

时上映于莫斯科的 18 家影院。三教书还是创作

1961 年 6 月间召开了电影创作会议，这是“大跃进”后，开始整顿、调整的一部分。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有关创作思想和电影事业领导作风的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出不应以粗暴的方式来领导电影创作，对命令主义的作风

作了批评。认为应按电影创作的规律来领导创作，并鼓励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现实地反映和描绘矛盾中的人物，而不应避开或削弱矛盾。当时，他举了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为例，认为影片的寻演和作者还没有敢将两个父亲—

—一个生父和一个养父之间、女儿同她两个父亲之间的矛盾表现够。究竟认不认生父，究竟让不让孩子跟生父走⋯⋯都没有充分表现够，这样就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总理所举例子虽然不多，但在实质上已指出自 1958 年“大跃进”以来 3 年中创作思想方面一大弊端，就是不敢正确地深入表现矛盾，而粉饰现实生活。

这次会议中总理的报告活跃了创作情绪，很多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通过了电影创作的八条原则，其中有一条我记得是电影导演有权选择剧本。显然，这对繁荣电影创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仅如此，总理还深入到创作人员中来，启发帮助我们。

有天晚上，会议期间集中住在新侨饭店的大多数人都去影协看电影了。我正在房里看简报。

“老干，总理来了，快去赵丹房里⋯⋯”成荫同志通知了我就回身走了。我走过过道，见吴大同志还在房，就也叫上了他。

我们到了那里，才知总理是同曹民同志一起来的。房里还有：赵丹、黄宗英、陈荒煤、袁文殊、成荫等同志。

赵丹要将我介绍给总理，总理说：“我认识，老朋友了⋯⋯”就伸出手来。

我急忙握住总理的手向他问好。

赵丹让服务员送来了一瓶茅台、一碟炒杏仁和一碟糖炒核桃仁。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话。气氛很轻松也很活跃。

我因有点胃病，不敢喝酒，赵丹劝我说，“总理来了，喝一点！”总理也举着杯微笑着，我就稍喝了一口。

“抗战 8 年，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总理看着赵丹说，大概回忆起在重庆时期认识赵丹的时候了。“开国以来，可真觉得时间快得很快都赶不上⋯⋯”

赵丹说：“总理，你们年轻时期怎么就能做那么多事情，我们怎么就不行呢？”赵丹是个既活泼又爽直的人。

总理微笑着说，“时代不一样嘛！你们要在那时代，也可以做很多事！” 总理总是那么鼓舞人。

忽然，总理问我：“你在千什么？怎么好久没见你的片子？” 我说，“我在电影学院。”

“当副院长？” “不，教书。”

“怎么，你不想拍戏了？”他似乎很有点诧异。“我想拍！”

“对，你还是拍戏好！”

其实，我那里会不想拍戏呢？当时，我虽己从事戏剧、电影工作 20 多年，

但在电影方面只导演了 3 部影片。我在电影工作方面经验还很不足，我怎么会舍得丢下创作而“好为人师”呢？可是主管领导要我教书，我也只能服从要求。当时，我真想立刻请求总理同荒煤同志说一下，只要他同意，我就可以搞创作了。可是又想这一点事还是下边解决为好，反正总理问我时，荒煤同志也在，这事容易办。

后来总理说，“你们开了好多天会也该休息一下了，明天是星期天，去香山玩一下怎样？我也去！”当然，大家都高兴。

总理又问，“孙师毅最近表现怎样？” 袁文殊同志说，“还好！”

总理就说把他也叫上，再叫上王莹。

第二天，总理在香山的双清别墅见到我，又拉着我手向我讲搞创作的事，正好于蓝同志在旁插了几句话，就把话题打断了。当时，有个记者抢着拍了照片。照片中总理握着我手，这照片我至今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