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开创人民电影事业操劳

程默

1938 年秋，在周副主席具体策划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在党的阳光雨露下逐步开展了解放区的电影事业。

1939 年 11 月周副主席在重庆曾家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接见大后方电影界进步人士贺孟斧、沈浮、陈晨等同志，同时在座的有我和张文今、童小鹏同志等。周副主席讲话，主要引导大后方文艺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国民党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大后方青年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周副主席讲话鼓舞了大家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各方进步人士，同时在当时重庆复杂环境中还不断输送人才，为创建人民电影建立基础。

日本投降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国共谈判开始时，中央决定利用和谈时机，派电影人员到国统区开展电影联系工作，发展统一战线。我们在陈波儿同志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陈波儿先去重庆、上海等地边治病，边进行电影联系工作。随后我和伊明、钱江、周从初同志等也去了重庆，到重庆后见到周副主席，他工作虽然紧张，但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关心，半夜里挤时间亲自接见陈波儿同志等，指示如何从电影方面开展统战工作，还具体介绍了一些重庆的进步人士。周副主席的教诲，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电影事业和党的整个事业是密不可分的，人民电影的每一步成长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周副主席和中共重庆办事处同志们的帮助下，陈波儿同志和上海地下党密切联络，我们在重庆、上海和电影工作者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在上海电影界进步人士蔡楚生、孟君谋同志的支援下，我们搞到了不少电影器材，其中有一台埃姆摄影机，二万米电影胶片和灯光器材。这些东西得来是非常不易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很严，地下党想了一切办法支援我们，帮助我们由上海把器材转运到南京。我在上海停留期间，我和周从初同志协助地下党同志做了一些工作，组织上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中共办事处，要上海地下党购买一所房子，当时在马斯南路用 15 根金条买下一座旧洋房和一个大花园，地下党委托我们看守那座房子，将近一个多月办事处才来人接管，以后不久马斯南路这房子即公开对外，称“周恩来公馆”。

我回南京向周副主席汇报上海的情况，他听我们搞到了这么多电影器材非常高兴，为了保证器材安全和争取时间运到延安，决定让我随同他一起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回延安。周副主席忙于国共谈判，时间非常紧张，从南京到延安要飞两个多小时，我们多么希望周副主席能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在飞机上休息一下，可是周副主席却给我们讲起了国共谈判的发展趋势，并谈到人民电影事业今后的发展，指示我们在解放区建立电影制片基地，开始着手培养电影工作的新生力量，周副主席强调要加强电影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嘱咐我们对电影技术干部要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把他们很好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周副主席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

陕甘宁自卫战争中，我随党中央指挥部到霞县朱官寨拍片，当时的任务是拍摄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活动，特别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及任粥时等中央负责同志，与边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和敌人斗争，以及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指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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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大举反攻的情况。周副主席在百忙中抽时间接见我们，告诉我们目前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了转折点，由防御转入进攻，指示我们要尽可能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

材料。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非常兴奋。当时在朱官寨，我们几次请示要拍毛主席工作的镜头，毛主席总是不同意。我们说：全国人

民都很关心您，都想看到您，我们拍一些镜头，可以满足群众的这种要求。可是主席说：你们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

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就请求周副主席帮助动员毛主席，果然成功了，毛主席同意让我们拍

了。这样我们顺利的完成拍摄毛主席在前线指挥和周副主席、任粥时等同志的宝贵历史资料。

为了考虑全国形势的大发展，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必需要跟上，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研究培养电影专业人材这个大问题。同时也为了将这批拍好的珍贵历史资料，尽快送往东北电影制片厂冲洗和制作，我和钟敬之、凌子风同志写了报告交西北局转中央周副主席，很快得到批准，指定由西北局和晋绥分局共同协助组织一支青年优秀干部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学习。这支新队伍的名称为：“西北电影工作队”，约有 30 人左右，领队是钟敬之、凌子风

和我三人。 1947 年 9 月，我们到晋绥分局，在贺老总的大力支持下，晋绥

分局调配了一批最优秀干部， 10 月中旬离开晋西北，向东北解放区长途行军。当我们到晋察冀边区的时候，已接近隆冬，加上去东北的途中要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形势非常紧张，晋察冀中央分局要我们暂时留下来，等明春再走。我们和华北军区电影队的全体同志会合一起，两队互相组织学习，为了抓紧时间，又怕拍好的胶片变质，我亲自在华北队用很简陋的土法把片冲洗出来了，总算放心地把这些珍贵资料底片冲洗完成任务。此后华北电影队需要摄影及技术干部，组织上研究商量后决定将我留在华北电影队工作。

党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华北军区派我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完成拍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的重要任务，我再次回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直到和平解放北平。同时，我们还与东影厂摄影队合拍我军进入北平城的大型纪录片《北平入城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建成后，我在该厂设在中南海的中央组工作多年，周总理经常给我们摄影工作者关心和指导，并时常邀我们到中南海西花厅他家里去作客。

建国以来我国电影事业迅速发展，在全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周总理对电影工作始终关怀分不开的。在他的教导下培育了一代老电影工作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回忆起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周总理身边的时刻就使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艰苦的战争年代从事摄影工作的情景，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日日夜夜，现在想起来还都是历历在目。那一段岁月虽然是漫长的，艰难的，但留下来的却是充实的，值得回忆的一页。无论是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还是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一切都将永远载入史册。但对于我们来说体会更深的则是，不管是陕甘宁的自卫战争，还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及中共中央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重要会议，和建国后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的各种重大会议。我们所拍的所有这些历史性的珍贵资料，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布置、指挥下完成的。他总是鼓励我们多

拍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周恩来同志的工作精神永远激励着我要努力工作，在有生之年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