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沉沉的花圈⋯⋯

王永芳陈波儿——30 年代的一位电影明星，一部《桃李劫》电影，几乎影响了

一代人的思想。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姐，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一名战士、一位人民的艺术家。她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就在人们期待着她的事业更加辉煌的时刻，在她 44 岁的时候，却英年早逝了。 1951

年 11 月 13 日，在北京首都电影院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在人们沉痛哀悼她的时候，发现在灵堂的显著位置，摆放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送的花圈，花圈挽带写着：陈波儿同志千古！一位国家的总理，为一位逝世的普通艺术家送花圈，可以说是一桩希罕事。表面看上去，这花圈好像和别的花圈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却是多么不平常？它给人的感觉是沉沉的！是的，陈波儿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诲！在人们仔细端详那刚劲，有力的笔体的时候，仿佛又看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我们的人畏艺术家陈波儿之间的深情⋯⋯

1938 年的大武汉，笼罩在如火如茶的抗日气氛中，陈波儿——这位献身于党的电影事业的文艺战士，和袁牧之、钱筱璋等从上海来到武汉。在党组织和周恩来、阳翰签同志的关怀和安排

下，她参与创作了抗战影片《八百壮士》，还担负着重要的党的和社会的二作。她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党的文艺小组的成员之一，分工联系电影方面的工作，当时，武汉聚集了众多从上海来抗日的电影界的人士，党组织通过陈波儿去联系和团结这些人，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陈波儿的帮助下，钱筱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还穿梭在各野战医院，在伤病员中进行宣传和慰问活动。她工作出色，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当面表彰。在来武汉以前，陈波儿只听说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其人，但始终未曾谋面。这次到武汉，一见到周恩来同志，似乎是一见如故，感到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以，她非常愿意向他汇报工作，直接听到他的教诲。周恩来同志热情称赞《八百壮士》是一部好影片，并夸赞陈波儿、袁牧之的出色表演，这使陈波儿受到莫大鼓舞！

袁牧之来武汉之前有一个志向，就是去解放区、华北根据地拍摄我军民抗战的纪录片，广泛宣传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但苦于没有条件（摄影机和胶片）。就在《八百壮士》的拍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为此事催陈波儿去请示周恩来同志。陈波儿通过阳翰笙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经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同意后，周恩来便约见袁牧之，共商此事。周恩来对袁牧之说：你的意见很重要，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我们不仅仅为拍摄一部纪录片，而还要从党的事业考虑，建立一支自己的电影队伍，为创立党的电影事业打好基础！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袁牧之全身热血沸腾，倍受鼓舞。从周恩来处出来后，他急不可待地找到陈波儿，把周恩来的这些话告诉了她。陈波儿听后，异常激动。她牢牢地记住了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重要指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在此后十几年的工作中，她都尽心尽力地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奋斗。

陈波儿是电影明星，但是在党组织和周恩来的教导下，她明白自己首先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服从组织是自己的夭职。当周恩来指示她作为“积

蓄力量”不参加延安电影团筹建的时候，她愉快地接受了。在延安，她同样接受了中央组织部交予的组织和率领“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到华北敌后考察妇女儿童工作的任务。 1939 年 1 月，考察团团长陈波儿和副团长吴兢，率领三名成员：王紫菲、宋迪夏和张洁清，离开延安，经过绥德、米脂、佳县，渡过黄河，从晋西北，跨越同蒲路敌人封锁线，到达晋东北，经过晋察冀边区，再由冀西跨越正大路敌人封锁线到晋东南，以后又绕了一个圈子到晋南；再渡黄河到河南，经陕西西安，后来回到了重庆。考察团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两渡黄河，六过敌人封锁线。所到之处，受到我军官兵、地方干部和群众热烈欢迎。她们千辛万苦，历尽磨难，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英勇作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及妇女儿童支援八路军作战的许多生动事迹，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自己的身心也锻炼得更加坚强。

周恩来同志对考察团的工作和人身安全都十分关注，他经常通过重庆妇女组织领导人沈兹九等人询问考察团的情况。敌人报纸曾造谣说，陈波儿等被敌人抓去杀了，所谓考察团成员“全部牺牲”的消息，更使周恩来同志不安，直到她们平安地抵达重庆，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1940 年 2 月，陈波儿率领着考察团成员宋迪夏，王紫菲和吴兢风尘仆仆地回到重庆，不顾休息，便立即去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她把从战区、敌后带来的一些战利品，拿给周副主席和办事处的同志们看。周恩来副主席当面表扬了陈波儿和考察团的同志们，指出她们此行取得了很大成绩，意义很大，并感叹他说：“妇女呀！不容易呀！过了多少道封锁线，都能活着过来，真不容易！”建议她们先休息，然后再做广泛的宣传。周副主席还精心为她们安排了住处——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化龙桥的一处房子。凡去红岩，都要从这里经过，住在这里比较可靠。尤其是这里离八路军办事处较近，假如发生什么意外，“八办”容易营救。

陈波儿率考察团回到重庆的消息不胫而走。重庆各界（包括文化、妇女、教育各个方面）都请陈波儿去作报告。陈波儿有时一天出席两三次演讲会、座谈会。

考察团的宣传活动，真实、生动地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转战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倒退、消极抗战行为，使得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恼火。重庆国民党当局采取行动，想要铲除这个令他们难堪的考察团。

1940 年 7 月 7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三周年的纪念日，考察团准备参

加上午的纪念大会和下午的座谈会，不料，早晨 4 点钟，考察团的住地被包围了。住地周围一片嘈杂，大约有几十人朝这里冲过来。来的是国民党的警察特务，男男女女乱糟糟地挤在门前。杂乱的响声惊动了屋中的陈波儿，她觉察到他们的目标是朝自己来的，一想到有“八办”和周恩来同志作后盾，便镇定自若，和特务们英勇地周旋起来。

特务们以查户口为名，意欲逮捕、迫害陈波儿。他们进屋后翻箱倒柜，翻出了考察团搜集的日本旗等各种战利品、敌寇资料和各种宣传材料，他们如获至宝。特务们指着这些资料说：“你们私藏敌伪的东西就是汉奸。”陈波儿、宋迪夏据理驳斥：这些东西是“妇女儿童考察团”在华北前线和敌后根据地调查搜集的战利品，指出了特务的无知。然而，特务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顾陈波儿等待有国民党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所发护照，硬说考察团“没有登记，来历不明，是非法的”。特务们还故意找岔于说护照上的名字是假

的，要“请”她到“所”里走一趟，“把问题弄清楚”。面对敌人的威胁，陈彼儿大义凛然：“要流血，就流在这里。就是死，也死在化龙桥这屋里，我们哪儿也不去。你就把我们杀死在这里吧！”陈波儿的英勇不屈的言行，震慑得特务们不敢贸然行动。

八路军办事处的哨兵看到这边乱哄哄的，立即向“八办”主任钱之光报告情况，钱之光怕出什么事，赶紧由办事处走过来。原来，为了陈波儿等人的安全，周恩来特意关照过“八办”要密切注视这边的动静，以防不测。

钱之光见此情景，便向特务说：“你们这样做，是要负责任的。”说罢，即出门回办事处去了。钱之光立即把特务们想抓人的情况，用电话报告给在城内曾家岩的“周公馆”。

过了一会儿，不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刹车声。原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来了。特务们看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下了汽车，都不敢再行动了，他们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有的特务偷偷把非法翻到手的材料放回了原处。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周恩来向这些特务问道。“在这儿抓汉奸。”

“哪个是汉奸呀？” “陈波儿。”

“陈波儿是汉奸？她是我们的干部！”周恩来生气了。 “她们有日本军旗，还有标语什么的。”特务们强词夺理。

周恩来说：“那些材料，都是我叫她们到前方收集的，我还没来得及看，你们怎么能给弄得这样乱？”

特务们没话说了。周副部长接着说：“她们几个人直接归我管，工作直接向我汇报。有什么问题，你们来问我好了。”

特务们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撤走了。

特务们走后，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又问了一下特务捣乱的全过程，波儿详细汇报了。邓大姐还帮助她们整理了杂乱的资料。

特务们从天刚亮一直闹到中午。她们原定去参加的纪念活动，也因特务们捣乱而没有去成。

这次特务来捣乱，波儿她们虽然脱险了，但这件事说明国民党时刻在注意着她们，她们的安全正严重地受着威胁，为了摆脱这局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考察团应尽快撤离重庆，返回延安。

对周副主席的关怀，陈波儿和考察团的其他成员，都感激不尽！

1942 年，延安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陈波儿受到了深刻教育。同年 5 月，她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她决心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努力贯彻整风和文艺座谈会精神。她与在党校四部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多幕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剧本所描写的内容，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在对敌斗争方面党存在的两来路线问题。这出戏由陈波儿任导演。由于这出戏的写作和导演上作，都是经过走群众路线完成的，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尤其是在语言的创作上，极具特色，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八路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同志远在重庆，就已经听说了由陈波儿导演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轰动延安的盛况，他对此极为关注。 1944 年 12 月 7 日，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这时，正是《同志，你走错了路！》的演出高潮时期。

周恩来同志很快观看了这出话剧。看后，就让人转告陈波儿说：”这出戏很成功，这是第一次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我们真实的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形象。过去，在舞台上也曾表现过共产党人、八路军、新四军，但无论在形象上还是语言上都不行。而《同志，你走错了路！》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形象、语言符合实际，人物、故事真实可信。你们的工作很不简单哪！” 正在疗养院休养的陈波儿，听了这话，受到很大鼓舞，兴奋得不得了。

根据党校领导同志的建议，姚仲明和陈波儿同志都把《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创作经过，分别写了总结性的文章，发表在 12 月 15 日—19 日的《解放日报》上。

12 月 19 日，周恩来同志在读了姚、陈二人的文章后，又亲笔给他们写信，肯定他们的这一成功之作，并希望他们精益求精，继续修改得更完善。全信内容如下：

仲明、波儿两同志

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是全部同意，凡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已说了，但不知剧木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好，我很愿在你们付印前，得到一读的机会。可否？望告。

专此，致以敬礼！

周恩来

十二月十九日姚仲明一连看了几遍，看罢，他立即把信送给疗养院

的陈波儿。波儿看到这封信，更是激动不已，他们二人还把信送给党校领导看。从领导到学员，都在议论这封信，对周副主席如此关怀话剧事业和陈波儿、姚仲明的创作，都非常感动。

第二天，周恩来同志要求陈波儿和姚仲明带着剧本，在晚饭后到他那里去。陈波儿和姚仲明高兴极了，他们一起来到了杨家岭周副主席的窑洞。周副主席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背靠着写字台，他们二人坐在周副主席斜对面。周副主席看着波儿，关切地问道：“听说你病了，住了疗养院？”波儿风趣地回答说：“病是病了，一见到您的信和听说要来这里，病马上就好了。您看，这不是挺好吗？”周恩来同志不由开怀大笑，姚仲明、陈波儿也笑了。

周恩来同志问了姚仲明关于这个戏最初的创作经过后，又对波儿说：“波儿呀，你这次是上了个台阶儿，你在艺术上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你进入工农兵的新阶段。过去，你排的戏，都是表现知识分子的。现在呢，你已经工农兵化了，脱胎换骨，要祝贺你呀！”说得陈波儿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接着，周恩来同志又说：“我看了这出戏，在我思想上解决了一些问题。过去，我总是在想，将来这话剧、电影怎么办？我主要指的是语言问题。这语言问题有两个内容，一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语言，我们有我们的术语、习惯语言，经常说的话，跟外边不一样。如果把国民党在某种场合常用的语言，搬到我们的戏里，那我们就不伦不类了，那样不行。这回，我看，你们用的语言，都是我们的‘土产’。”说得大家又笑起来。周恩来同志接着说：“另外呢？就是这‘舞台腔’怎么办？大家都曾发过愁，不论什么人出来，都是学生腔、学生调，中不中，洋不洋，拿着一个腔调。这回，我一看，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戏里，有河北人，有山东人，有四川人，

也有湖南人，都是一口的家乡话。咳！听起来亲切、真实，南腔北调，这就是我们的队伍嘛！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

听到这里，波儿和姚仲明互相看了一眼，会心地笑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肯定，使他们受到了鼓舞，更坚定了他们今后工作的信心。特别是陈波儿，她觉得这个戏的成功，是向工农兵学习的结果，今后，必须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走下去，自己才会有“英雄用武之地”。她向周副主席表示：“通过这次导演，深深感到自己从前的幼稚可笑，真正认识到，导演工作，只是整个演出中的一个部分。要搞好这一工作，必须向一切有丰富经验的人学习，善于调动和发挥每个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周恩来同志鼓励她说： “希望你再接再厉，导演出更多的好戏来。”听到此，陈波儿眼圈有些湿润了。

在回党校的路上，陈波儿和姚仲明都在回味着这次幸福的会见。周恩来同志亲切的关怀，令他们终生难忘。根据周副主席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他们又奋战了一个月，对剧本作了进一步修改。

《同志，你走错了路！》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是光辉的一页。随着在延安的演出，各大解放区、各根据地以及部队的文艺团体，很多都排演了这出戏，反响之巨大，难以估量。直到 1959 年，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团体，仍在排演这出话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剧本作了进一步的修改，重新排演了此戏，周恩来总理观看了人艺的演出，作了充分肯定。

《同志，你走错了路！》的成功，是包含了周恩来同志的心血的！

由于陈波儿在艺术上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1944 年 11 月和 1945 年初，她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和陕甘宁边区，被评为甲等文教英雄、马列学院模范工作者、中央党校模范党员。陈波儿得此殊荣，她明白，这应归功于党的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教诲！

四

日本投降以后，延安电影团的大部分同志奉命到东北去接收日伪“满映”，延安电影团即告结束。陈波儿觉得，延安的电影制片事业不能是一片空白，为此，她一方面向党中央打报告，建议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一方面，和伊明合作，创作出《边区劳动英雄》的电影剧本。不久，中央同意了陈波儿关于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建议。陈波儿立即着手“延安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经党中央同意，陈波儿率领程默、伊明、周从初等人一起去重庆转赴上海采购电影器材。

到了重庆，陈波儿首先到曾家岩，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关于筹建“延安电影制片厂”的事，并介绍了《边区劳动英雄》电影剧本的编写情况。周恩来同志高兴地说，“延安应该有个制片厂。”对于这个电影剧本，周恩来同志也很感兴趣。周恩来同志还向陈波儿介绍了重庆的文艺界的情况，当时，国民党加紧控制电影制片业，大批从事电影工作的同志，都转到了话剧舞台上，因而重庆的话剧界是相当活跃的。周恩来同志特意向陈波儿推荐了当时上演的一出好戏，就是陈白尘编剧的《升官图》，建议波儿抽时间去看一看。

《升官图》是一出讽刺喜剧。该剧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对反动政权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上演后轰动剧坛，观众反应极为强烈。陈波儿被这出戏的深刻主题和新颖手法深深感动了，很快写了一篇题为《从（升官图）中学习》的观后感，发表在 1946 年 3 月 13 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陈波儿对这一作品作了高度评价，表示虚心学习作者成功的创作经验。后来，在

周副主席面前，她感谢他推荐了这出戏给她看，使她受益匪浅。

陈波儿到上海，通过蔡楚生、孟君谋的关系，购买到了一批电影器材，回到南京，又见周副主席，一方面向他汇报在上海购置电影器材的情况，一方面要请示自己今后的工作问题。周恩来对波儿的工作问题，建议她去东北电影公司。周恩来同志说，东北长春原日伪“满映”已被我方接管，重建工作十分繁忙，该厂需要干部，陈波儿知道，原延安电影团的不少同志都在那里，他们与原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正在重建东北电影公司努力工作着。对于她来说，那里人既熟悉，事业又重要，于是她当即就表示愿意去东北。周恩来很高兴，说“你愿意去，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我也就放心了。”并告诉她说：“最近，将有军调部的飞机去北平，你可以乘那架飞机去，然后再转去东北。”过了两天，周恩来同志交给陈波儿两张飞机票，让波儿把任克带上，同去东北。起飞的日子，就在第二天，任克当时还在上海，起飞前来不及把他接到南京。波儿只好写了封信发往上海，让儿子听从组织安排，她便只身飞往北平，经沈阳，然后乘火车，转道哈尔滨来到了兴山——东北电影公司所在地。从此，她为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又开始了呕心沥血的工作。

五

在东影期间，陈波儿和战友（后来与之结为伉俪的）袁牧之在交流从延安分别后的情况时，回顾了周恩来同志多次对她的接见和关心，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电影事业的关注，使袁牧之深受鼓舞。他们共同表示，一定不辜负周恩来的期望，把党的电影事

业办好。

陈波儿拖着病体，以惊人的毅力，在东影进行开创性的工作。陈波儿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与各片种的创作人员交朋友，夜以

继日地领导创作。在 1947 年 5 月至 1949 年 7 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东影摄制出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17 辑，共 106 本。影片完成后，曾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审查，受到了包括周恩来同志在内的中央领导的一致称赞。在生产故事片方面，陈波儿付出的心血更多。在她的具体帮助下，剧作家于敏第一个写出了可供拍摄的剧本《桥》，东影据此拍成了第一部故事片①。这是第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的影片，在我国人民电影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影片映出后，反映极为强烈。特别是广大工人群众，称赞

《桥》表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创造性，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做的电影”。《东北日报》发表短评称赞它“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后来，周恩来同志看了《桥》以后，热情地同导演和演员一一握手，高兴他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 这曾使波儿异常兴奋。

陈波儿身体力行，除了成功地创作（导演）出我国第一部提线木偶片《皇帝梦》外，还深入生活，与工人交朋友，创作出

《光芒万丈》的剧本。陈波儿在创作人员中，建立起很高的威望！她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实现着周恩来同志所期待的：“我们应该有

① 《桥》的主创人员分别是：编剧于敏，导演王滨，摄影包杰，美术刘学尧，录音吕宪昌，作曲何士德。主要演员有王家乙、吕班、陈强。该片于 1949 年 4 月完成，5 月 1 日首映。

自己的电影。我们不仅仅为拍摄一部纪录片，而还要从党的事业考虑，建立一支自己的电影队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开始了新的里程。陈波儿的担子也加重了。她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担任艺委会副主任和艺术处处长。这使她更有机会能从周总理处，经常听到直接或间接的指示。周总理更加关怀电影事业，大到电影事业的宏观规划、方针政策，小到影片的某些细节问题，总理都能实事求是地提出中肯意见；无论是创作人员的思想问题，还是创作上的困难，只要总理知道了，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中国电影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了检阅新中国电影初期的成绩，1951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在全国 20 个城市举办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

片展览月”。展出了 1950 年三个（东北、北京、上海）国营电影制片厂生产

的 26 部影片，其中包括《白毛女》、《钢铁战士》、《赵一曼》、《翠岗红

旗》、《新儿女英雄传》等故事片 20 部。这次展览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创举，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为展览月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看到这一题词，陈波儿恩绪万千，更感欣慰。因为她感到这一成果，不正是周恩来同志几十年来所期待的吗！

作为一个领导者和朋友，周恩来对陈波儿的关怀无微不至！

长期以来，为了革命，波儿同志忘我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从 1943 年开始，心脏病就伴随着她了。在排《同志，你走错了路！》的过程中两次晕倒在现场。她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把戏排完。周恩来在每次见到她的时候，总要关切地询问病情，嘱咐她要看病、要休息好。然而，越是这样，波儿越是拼命地工作！

波儿生活当中有过不幸，她为革命奔波的时候，身边还要带着未成年的儿子任克。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非常喜爱任克。任克也非常喜欢他们，为了不让孩子影响波儿的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常帮助她安排好任克的事。 1938 年底，她第一次从汉口来到重庆的时候，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功夫

照料任克，常让孩子一个人在家玩耍。有一次，任克独自到重庆郊外野游，不小心掉到一个鱼塘里。鱼塘很深，孩子差一点被淹死。当地老乡发现了，把他救了上来。这件事，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知道了，为了安慰波儿母子，就让人去请他们母子到家里来。第二天，陈波儿就带着任克来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住处。任克见了陌生人有些腼腆，邓大姐就学着广东话对任克说：“快来！叫我乜耶？”（意思是：叫我什么？）说着将任克抱起。聪明的任克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姑”，逗得大家笑起来。这时，周恩来同志从屋里走出来，拉着任克的手也笑着用广东话问：“叫我乜耶？”此时，任克有些慌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叫什么才对，便用求援的目光看着母亲，又看看“阿姑”。周恩来同志拍着他的脑袋笑着说：“叫我伯伯吧！”当时，周恩来和邓大姐就在家里设宴为他们压惊。从此，任克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时间久了，他们彼此之间更加亲密，也无拘无束了，任克就称邓颖超为“邓妈妈”。

1943 年，为到上海采购电影器材路过重庆的时候，波儿就暂把任克寄放在新华日报社居住。一天，忽然一群流氓包围了报社，乱吼乱叫，用石头打碎门窗和报社宣传橱窗的玻璃，还要冲进报社。显然，这是特务捣乱。周恩来同志沉着地叫大家转移，特别叮嘱要保护好孩子。这样任克随着报社的叔

叔阿姨从后山坡的小门躲了出去。周恩来同志严厉地喝退了敌人的挑衅。到了晚上，任克才和大家一起又回到了报社。

陈波儿患有心脏病，况且她的行动有时还带着儿子任克同行，因此，周恩来同志常常亲自为她安排搭乘“军调部”飞机①奔波各地。无论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还是从南京到东北，她都是乘飞机走的。

对陈波儿的病，周恩来同志也极为关注。在延安、在重庆、在

南京、在北京⋯⋯，他多次询问她的病情，并“命令”她休息、养病。然而，陈波儿哪里肯听？她感到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该是多么幸福！正因为如此，她才把生命置之度外，当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更加忘我工作，最终病死在工作岗位上！邓颖超同志在一份悼词中说：“波儿同志，你的死讯带给我沉

重的悲痛。⋯⋯两天来，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 显然，这痛楚的哀音，也是代表周总理的。

陈波儿生前，珍藏着一张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 1938 年的合

影，上边有如下题字：“波姊存，恩来、颖超赠”。尽管这张照片已微黄，但那上边的周恩来的字迹，却明显可见！

面对着这张照片，面对着那不寻常的花圈，再一次让人感到，

他们之间不仅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更是亲切的同志和朋友，而且他们之间的友情又是多么的真挚和深厚！

① 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以制止内战、争取和平，签订了《双十协定》。后被蒋介石撕毁。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由于我方呼吁和平，迫使国民党根据“协定”条款，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的协议》，规定：由同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各一人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国代表充任主席，对国共双方的争执进行“调处”。这个机构简称“军调部”。经常有军调部的飞机来往于南京和延安、重庆、北平之间，陈波儿乘坐的就是这种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