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我们身边

黄宗英

钟摆，摆来摆去，前进；思想，摆来摆去⋯⋯？

周总理说，他在 1961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不

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 18 年前向总理反映问题的众人里就有我一个。当时的情景，今天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我长期从事演员工作。在党的培养下，我也渐渐学着用笔。1959 年，宣布我为上影专职编剧，我一下子脑袋涨得老大。

1960 年，我忙活了一年，剧本绝少成活，真是“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

关山未解围”。 1961 年 5 月，我病倒了。6 月，故事片会议在北京召开， 因担心体力顶不下来，乃请病假。正巧，全国影协书记袁文殊同志为别的事给上海电影局打电话时，还是希望我到北京参加会议。北京，党中央所在地， 有学习的机会，我便带病赴京开会。

6 月 16 日晚上，全体代表观摩影片去了。我因低热不适，和衣靠在床上， 打算翻翻报，就关灯早睡。突然，赵丹一路嚷着进来：“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我一打挺跳下床，总理已经笑声朗朗地进屋了，我赶忙迎上去，和总理握手。总理端详着我的素布衫裤、家制布鞋， 笑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我说：“常下乡⋯⋯”总理赞许地看着我，说：“好。”又随随便便地说：“改造，也不在外表。”这话，总理对赵丹也说过，因为赵丹往往过于不修边幅。

急匆匆，喜洋洋，赵丹又奔去寻找其他未去看电影的同志。原来这天晚上演两个片子，赵丹看完一个便好心地回来看我，在新侨饭店楼梯口，巧遇才接见过外宾的周总理。总理知道我们在京开会，（总理知道得真多啊！） 问：“都有谁在？”赵丹回答以后，总理便乘电梯来到我们这里。不一会儿， 文化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沈浮同志等都被赵丹喊来了。饭店的服务员们兴奋地端来茶盘、捧来暖壶、送来扇子，还笑嘻嘻地看总理、看我们。新侨饭店的服务员不是没见过总理，更不是没见过我们。只因为总理像看朋友似地走进这间小小房间，新鲜！总理和蔼地问服务员：“能给我们来点冷饮什么的吗？我请客。”服务员高高兴兴拿来几瓶桔子水，一小碟琥珀桃仁、一小碟琥珀杏仁， 才恋恋地、礼貌地退出屋去。

这里，是一间普通客房。总理和沈浮同志坐在小沙发上，丁一坐椅子， 其他都坐在床边。赵丹挨门奔跑了一阵，此刻，端坐在床脚头，和总理面对面，边喘气边擦汗，嘿嘿傻笑。总理顺手把自己的桔子水递给了他。噫！今夕人间何夕，共此灯烛促膝。总理仿佛不是坐电梯上来，不是走进门来，而是童话般出现在我们身边啊！

总理冲着我摇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我答：“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陈荒煤开玩笑地说，“五个书记去‘挂帅’，把宗英的灵感⋯⋯”我赶忙打断他的话：“我抗议你们把人家在小组的发言，摘三句五句上简报。赶明儿闹个‘反对书记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可不是玩儿的。”那年月，艺术家们向中央的部、局长抗个议，没啥。陈荒煤接过话茬：“总理看，连宗英也怕抓辫子！”大家都“苦滋捂拉”笑笑，只有总理的眼角眉梢全无笑意，

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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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肃地说：“讲讲嘛，怎么回事？”我只好一一从实招来，在座诸君也纷纷补充。

我们先是反映了在小组讨论会上，同志们对电影剧本审查关口过多，层层领导提的意见又往往很不一致，造成很多一再返工、无效劳动的情况。我们举了一些使人哭笑不得的实例，总理听得很认真。总理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坐得更舒展了。每看到总理这个姿势，说话的人会感觉到总理很愿意再多听一些，甚至愿意人们当他的面展开争论，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我说： “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想到就说。”总理说。我说：“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 外行们——领导也好，我们隔行的人也好，对他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 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我的话很尖锐，总理的面部表情也很严肃。我笑笑：“大道理我也说不清，我同意同志们说的，艺术有它本身的规律，应该尊重。”接着我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

不久前，我接受《好当家》电影剧本创作任务。这本子，是上海市委交到上海电影局的重大题材、重点剧目。要求塑造公社书记的光辉形象。能参加这个重点创作组，是党的信任，可偏偏我这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自己更没这种体会。现在，一个剧本，一般给两个星期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提纲， 再一个星期交初稿，然后就无止境地改下去，或很快流产。反正成活率极低。我们这组集中了三个算是强的创作干部，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有县委）层层挂帅抓，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阵，可算重视了。可是我们都不熟悉书记，搜集些素材后，我们现买现卖去编，副书记也日日夜夜陪着我们，很辛苦。有时候， 我们三个海阔天空地谈，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好容易想出点戏来，副书记就问：这个情节和主题有什么关系？这个细节怎样体现主题思想？问两问， 我们就傻眼了，灵感跑了，想不下去了。艺术创作哪能那么清醒、冷静、理智？有一天晚上这个书记生病了，睡了。我们一口气搞到天亮，把个提纲顺下来啦。说到这里，总理大笑起来，并看着丁一同志问：“是咱们这位女书记丁一同志吗？”我说：“不是她，她好哄。她看电影，该哭的哭，该笑的笑，该着急时还说话，嘱咐影片里的人： ‘哎！你可别上当啊，人家骗你哪！’哈哈哈哈⋯⋯”我连说带比划，总理笑得前仰后合，丁一自己也笑出眼泪来：“总理，瞧宗英把我形容的，什么事情让演员一说就热闹了。” 我又说：“我们那位副书记也是大好人。他很朴实，很辛苦，工作认真极了， 确实是个好干部。不过他的脑子更习惯于用逻辑思维。党交给他的职责是把主题思想关，他当然要忠于职守啦。我们那剧本，作者生活底子薄，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

大家有说有笑地探讨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艺术规律的关系问题。还向总理反映：会上争得最热烈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很多同志觉得电影没小说感人。这不是王家乙同志的导演水平问题。小说作者高

缨同志也参加了改编工作，他把小说里动人的地方改的改、删的删，害怕有“人性论”。会上热烈争论什么叫“人性论”？根据大家要求，每人发了一份小说，对照影片，进行讨论。总理伸出手来对荒煤同志说：“能发给我一本吗？”赵丹把自己那本给了总理。我轻声嘱咐：“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总理笑着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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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离开时相当晚了。总理才走，看电影的同志们就回来了，纷纷串到我们屋里问这问那，还提一些问题要向总理反映。人们抢着甜甜的核桃、杏仁，点着我的鼻子说：“因病得福，因病得福！”捶着赵丹说：“小子走运， 好心好报。”⋯⋯

第二天，总理继续调查，都找过谁，我不清楚。据我所知，特别找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谈话。越是有矛盾，越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一贯作风。晚上，许多同志陪着总理看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同志们，电影界的问题，占总理所关心、处理的工作的百分比是微乎其微的。 365 个不眠之夜啊，我们的总理，这两夜，那堆着厚厚文件的案头，又增加了我们的小说、剧本、大会简报、代表发言⋯⋯。总理认真地做了准备才在会议讲了话，对文艺事业作了精辟的论述，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还记得 1961 年 7 月 1 日，周总理到香山来和参加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

表们共同欢度党的诞辰。烈日炎炎，翠谷青青，我们随着总理拾级而上。赵丹死心眼儿地还盯着总理议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 “影片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赵丹则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两人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总理略停脚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林彪、“四人帮”把 1961 年故事片创作会议诬蔑成“大反复前夕”“牛鬼蛇神总动员”的“黑会”，那一晚的谈话，竟被说成是“阎王殿”、“四条汉子”的“主将”陈荒煤、袁文殊，“蓄谋策划”，密调“黑干将”（我们）去提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重型炮弹”，是“围攻总理”。在场诸君的遭遇不言而喻。我也毫不例外地度过了几年“牛鬼生涯”。

敬爱的周总理啊，全国人民多少年来有多少掏心窝子的话想对您讲。周总理，我们只有今天才能把曾向您讲过的话再倾诉出来！钟摆已经滴嗒、滴嗒地摆过 18×365×24×60×60 次了。您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您对文艺工作者的教诲，犹在我们耳边回响，说明您确实还活着。您回来了。您的民主作风的典范作用渐渐地、渐渐地回到我们党里来了，回到祖国的大地上来了。亲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