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影片《李双双》发生的⋯⋯

张瑞芳

《当代电影》向我组稿，要我写一次难忘的角色创造，最好写“李双双”， 我感到很为难。虽然在生活里，时常有人将我的名字和李双双联系在一起， 但我和李双双这个角色却阔别了 22 年

了。

我很羡慕戏曲演员，她们一生中可以有自己的拿手戏，可以从自己年青时候一直演到年老，角色永远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可以通过演出不断地丰富它，随时可以获得新鲜的创作体会，而电影演员则是刚刚演完一个角色，角色就离她而去了。留下的往往是创作中的遗憾心情。

对于李双双的人物塑造，当年我也曾写过关于创作的体会等文章。如今时间隔得越久就越感到难以追忆，如果今天来写它，只能越来越理性化，甚或会变成事后有先见之明式的空泛议论了。

但是我对影片《李双双》，确实是有着特殊感情的。

这感情的特殊不在于我因为扮演李双双获得第二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而由于它从刚刚拍摄完成，特别在十年浩劫中被批判为毒草之后， 周总理都曾经为它讲过话。当时的情景，铭刻在我的心里，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成为我思念周总理时，最容易引起感情激动的回忆。我愿意在这里写出来，作为纪念我的艺术生活的最珍贵的一页吧。

1973 年 4 月 14 日晚 9 时在北京人大会堂上海厅，周总理接见以廖承志

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出国人员共 54 人。

这是在“文革”当中第一次派出的出国代表团，是由周总理亲自点名组成的，从团长到团员名单的确定，都是几经周折和斗争才得以拟成的，因为团员中大多数都是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当时还戴着各种帽子靠边站的各界代表人物，很多都是已不被“四人帮”承认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尽管团员中这些专家、教授、劳模、民主人士有着丰富的出国经验，但这次出国无不感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况且团里还有于会泳、浩亮和其他少数“四人帮”的新贵们，他们习惯用挑剔的眼光，扫射着这些“罪孽深重”的人们。

周总理十分了解大家的心情。在三个星期的集中学习的时间里，一再传话要大家尽量提出思想中存在的问题，他将予以解答。

我是唯一的电影界的代表。我想到 1962 年秋天，我第一次仿问日本的时

候，曾经随团携带着《李双双》影片去日本放映； 1966 年 5 月我参加电影代表团第二次访问日本，正巧在日本收听到国内批判“三家村”的广播；如今我将第三次访问日本了，我应当怎样回答日本朋友们对我国电影事业及影片《李双双》的关心和询问呢？在学习中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代表团将离开北京的前夕，周总理接见我们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这样气氛特殊的接见。

周总理在姬鹏飞、朱穆之等同志的陪同下进到大厅里来了，全体人员沉默地站了起来。要是过去，大家会高高兴兴地迎上前去，我也会欢快地奔到周总理面前，而现在我也一动不动地站着。

周总理沿着排列整齐的沙发座位，缓步走着和大家见面。可能大家也都

像我一样，自从“四人帮”掀起黑风恶浪之后就没有 面对面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首先和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同志握手，在他面前停了好长一会儿。

说些什么？因为距离远我听不清楚。以后又和楚图南、马纯古、华罗庚、董其武、荣毅仁、王芸生⋯⋯一一握手，在每个人的面前都停留一会儿，低低他说几句什么。

我等待着、等待着，感到时间特别长。⋯⋯近了⋯⋯近了⋯⋯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两只手变得冰冷了⋯⋯周总理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

七年不见面了，凡秒钟的对视，我感到一阵心酸⋯⋯

周总理瘦了。他一向光采照人的面容明显地惟悴了，脸上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老人斑，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显得有些暗淡疲乏。

我哪里想得到，他那时候已经得了严重的疾病啊！

我心里有着千言万语，眼睛却只能定定地望着周总理。周总理也打量着我。 “头发染了？”周总理声音里含着笑意。 “嗯。”我完全没有想到，连忙答应。 “再长出来怎么办？”周总理俏皮地歪着头微笑。 “再染！”我条件反射似地回答。

“哈哈，谁给你出的这主意！”随着轻轻的笑声，周总理又回看了我一眼，走向站在我右手边的上海劳模倪海宝面前。

我努力抑制着要涌出来的眼泪，无法形容当时既难过又高兴的心情。周总理无形中是在告诉我，我的情况邓大姐全都告诉他了。因为就在三天前的晚上，邓大姐曾派车来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周总理那晚正巧接待外宾，我没能等到周总理回家来。

在我被隔离审查关进牢房期间，当我被勒令一定要交代出有关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等罪行来的时候，我困惑不解又痛苦万分。曾经有好心的同志偷偷建议我：你给周总理、邓大姐写信吧。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心想：当我有一天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应当能告诉他们二位老人家，我经受住了大风大浪的考验。

但是，在我失去自由的 25 个月里，在我不安的睡梦中，我几次梦见我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他们⋯⋯没想到这次，我真的又坐在他们朴素的家里了。

这个晚上，我面对着日夜想念的小超大姐，尽情地倾诉着我 7 年来想告诉他们的话。我当时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亲人面前一样，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

我特别伤心他说：“我今年已经 54 岁了，以后即令能让我工作，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邓大姐安慰我说：“你的样子并没有多大变化呀！”

我说：“我前边的头发全白了，为这次出国才临时染黑的。” 周总理在大家座位前转完了一周，回到中间沙发上落座了。

在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他谈了无数的问题。实际是针对大家的思想顾虑，明确地谈出自己的观点。

他让大家要发挥主动性，要敢于讲话，不要因怕说错话而不说话。

他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部民族资本家的资本只有 22 亿元，很可怜的数目，不要为定息而不安。

他询问工会工作、妇女工作、农村工作，⋯⋯由各方面的代表一一回答。他谈到身体健康是大事，询问代表团里医疗人员配备的情况，并问董其

武等老同志的健康状况如何。

他像想起了什么，笑着说：“叶帅曾建议，将中年的划分升高到 60 岁， 我很赞成。”

又略提高了 声音对着我坐着的方向说，“瑞芳，你还有 6 年啊！”

这突如其来的最后一句话，在座的人可能听不明白，而我却立即感到心里热烘烘的，像是有只无形的手在抚摩我的痛处，我的眼泪又一次涌满眼眶， 越想忍住反而更忍不住，我怕被人发现，不敢抬起手来擦拭，只得任它在面颊上流淌下来⋯⋯

当谈到文艺界情况的时候，周总理情绪开始有些激动起来，他问为什么不允许黄宗英去深入生活？他谈到严凤英的死是由于没有人关心她。“要关心人啊！”周总理一再强调说。

最使我难忘的，是周总理用相当长的时间谈到了《李双双》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它的罪名是：“工分挂帅；阶级斗争熄灭论； 中间人物论⋯⋯”。

周总理不无气愤地连声说：“《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是工分挂帅？为什么要批判？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

全场沉默。

周总理严峻地直对身任国务院文化小组负责人的“四人帮”亲信说：“于会泳，你说，为什么要批判？”

于会泳支支吾吾：“我没有经手这事⋯⋯” 周总理又问：“浩亮，你说！”

浩亮没敢回答。

周总理转向对李炳淑说：“你是演员，你看这电影有什么问题呢？” 李炳淑说，“总理，我说不清楚。”

周总理又对谢冰心说，“谢冰心同志，你是老评论家了，你说说看，这部影片有什么问题？”

谢冰心同志说：“当时看过，觉得不错，现在记不起具体内容了。”

我感到我这当事人不能不讲话了。我说：“1962 年放映的时候它是好的，如今看来它不符合样板戏总结出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按‘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李双双算不上是英雄人物，因为她阶级自觉性不高，只能说她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作风简单，时常和人吵架。她学习文化只看识字课本， 她没有学习《毛选》

我的回答现在看来是那么可笑。而当时我确实是非常认真他讲出来的。周总理对我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他沉默了一会儿，口气较缓和了些：

“李双双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公的嘛，只是她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要历史地看这个影片，整个影片的倾向是好的嘛！现在，连李双双的歌也没人唱了。”

是啊，曾被郭兰英唱得风行一时的“歌唱李双双”这支歌，周总理也会唱的。在 1964 年和 1965 年期间，几次在交谊舞晚会上，当乐队奏起“歌唱李双双”的乐曲时，周总理总会向我走来邀我共舞，引得全场一阵欢笑。周总理在跟着音乐随口哼唱着，并说这歌词不好记，因为抽象的描写多，唱起来几段之间容易串行。又说他已经学会井记住好几首革命歌曲了。

当 1962 年影片《李双双》刚刚拍完之后，由于在喜剧的艺术处理和技术质量上还存在不足，它并没能得到专家权威们的赞扬。但影片却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喜爱。

1962 年秋天，我第一次访问日本回到北京，邓大姐约我到他们家里去吃晚饭。周总理一见到我就说：“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个好戏。”对于《李双双》这部影片的评价，我原本也是站在专家权威一边的，因

为我是第一次演喜剧，在分寸的掌握上自觉不够火候。加之多年来文艺创作上“左”的条条框框的威力始终存在，使我

们未能从“火烛小心”的创作心理下完全解脱出来。导演鲁韧自党责任重大，因此特别小心谨慎，紧紧把关，他认为：宁愿温点，千万不能因强调喜剧效果而落得个丑化劳动人民的罪名。因此在每个镜头面前，导演和演员之间，都进行了在表演分寸上的推敲和争论，最终往往是采取最保险的方案。我时常自嘲说：“我的表演像打了半个嚏喷，很不痛快。”我确实没能达到作者李乍对角色所希望的，这个人物应当比我现在的处理更疯点、傻点、毛手毛脚一点。

因此，当周总理肯定我拍了一个好戏的时候，我立刻问：是不是因为正好配合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政策了？

周总理说：“你不能完全这么看，这个影片在艺术上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你的表演也有新的东西。”

自从新中国成立，我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之后，我拍的每一部影片，不管好坏周总理几乎都看过，回想起来，他鼓励我的，多是我能投身到现实生活里，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形象的戏。尽管我在表演上存在不足，他也会说：“有点样子了，你应当再努力

下去。”当我为演这样的戏感到吃力不讨好的时候，他对我说：“演古人比演当前的人容易，因为没人见过他们，演现实生活里的人不容易，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来他像不像。”他喜欢李双双这样的人，因为她是胸襟坦荡、一心为公的，在生活里，他也鼓励我要敢讲话、讲真话⋯⋯

这次，周总理在“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情况下，公开为影片《李双双》恢复名誉，目的不仅是为一部影片平反而已，而是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鼓励。会后，华罗庚、郑凤荣、林丽蕴、邢燕子等同志都奔走相告，无不感到十分鼓舞。尽管当时大家日子还不好过，但我们感到不应当消极，因为周总理是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二三十年来，在我的亲身体验中，周总理从不对我“耳提面命”，他总是用自己的言行激励我，用自己的爱憎感染我，启发我的自觉。

周总理最后一次对我的接见，留给我的教诲仍然是很多，很多。引导找想得很远，很远⋯⋯它将不断激励我前进，直到我生命的终结。

1984.6. 29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