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守住这个阵地”——昆仑影业公司

季洪1945 年 8 月 31 日，国民党六届中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管理收复区报

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告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及电影制片厂⋯⋯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于是国民党中宣部接收了敌伪区所有的新闻机构和报纸、出版机构以及印刷所等文化机关，并划分上海、南京、北平、广州四个电影接收区，以“中央电影摄影场”为主，接收了上海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平的伪“华北电影公司”；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接收了南京的敌伪电影产业，还把战前上海私营的联华影业公司徐家汇摄影场也当作“敌伪”财产霸占。国民党的“劫收”行径，霸占公私电影机构和一切物资，大力加强对电影的垄断与控制，以阻挠进步影剧工作者的复员。

在抗战期间，遵循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同志曾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下属第三厅由郭沫若同志任厅长，阳翰竺同志任主任秘书，领导管理当时属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大批党与非党的进步影剧工作者，参加“中制”，拍摄了一批坚持抗战的进步电影；还组织了文学艺术界各抗敌协会和中国艺术剧社、中华剧艺社等话剧团体，在国统区开展进步戏剧运动。抗战胜利后，团结在我党周围的大批进步影剧工作者，怎样复员以及复员到上海后怎么办？这些情况，阳翰笙同志向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汇报后，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在国统区上海建立一个民营的电

影据点，摄制进步影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腐败与黑暗统治，唤起人民群众认清国民党的反人民阴谋，顶示光明的未来，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党十分重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电影宣传阵地的建立，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所作的重要报告《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的指导思想。他指出：“在打败

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

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这是一场复杂的斗争。⋯⋯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

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我们党在国统区组建民营电影公司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与设备，我们只有人才，各种专业的权威性人才都在我们这里，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本。我们是靠党的领导和影响，组织进步的企业家来投资办民营公司。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同志布置阳翰笙与司徒慧敏、徐韬、袁青伟（庶华）等为核心进行筹备；由当时重庆《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约请曾资助过《新华日报》的四川江津、内江酒精厂经理任宗德投资；阳翰签约请四川同乡曾支持过进步话剧活动的重庆国泰电影院和经销苏联影片的亚洲影片公司经理夏云瑚投资；袁庶华约请当时重庆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章乃器投资。

资金来源有着落后，影剧工作者整批复员缺之经费，只有分别依

靠各自的原工作单位出资，陆续复员到上海，先由战前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过的史东山、郑君里、孟君谋等复员到上海后住进徐家汇联华摄影场，为以后陆续复员到上海的同志有个暂时落脚点。要拍摄影片没有摄影场地，当时联华摄影场已被“中制”袁丛美接管。经阳翰笙与史东山、蔡楚生、郑君里、孟君谋等商议，由孟君谋作为联华同仁代表出面，商同联华产业代理人陶伯逊，以联华是民营企业为理由，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发还联华摄影场，同时通过早年参加过共青团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并在周恩来、阳翰签领导下工作过的副厂长罗静予，向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去做工作，说联华场地已破旧不堪，到处是烂泥滩不如找个好地方另建新厂，说服他们放弃联华基地；经多方交涉，联华场地终于发还。于是联华资方以部分摄影场地为投资，由陶伯逊为代理人与我们合作，成立联华影艺社。随即开始筹拍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拍片资金由任宗德、夏云瑚、章乃器各出十分之三，另缺十分之一，由中共地下党员蔡叔厚投入。联华影艺社由夏云瑚任经理，蔡叔厚为监察人。由于资金不足，《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摄制，基本人员由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同志参加，发扬他们战时演剧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不拿工资与酬金，每人只拿些生活津贴（昆仑成立后才正式发工资），拍片器材除从联华仓库里找出的废弃物资加以修整利用外，摄影、录音等主要器材，是依靠当时尚在国民党电影机构里的技术专家如罗静予、郑伯璋、吴蔚云、汪中熙等人或明或暗地进行帮助，或借、或送。这些活动，当时身为“中制”厂长的郑用之和中电一厂厂长裘逸苇都默认，没有干预，影片的洗印、剪接样片放映等后期加工，都是运用他们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进行的。

在拍完《八千里路云和月》和蔡楚生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后，资金见绌，增资不可能，银行贷款也非长久之计，兼以陶伯逊、章乃器相继退出，在任宗德和他夫人周宗琼的支持下，由他们出资改组联华影艺社为昆仑影业公司，租用联华部分场地继续拍片。经中共南方局批准同意，于 1947 年 5 月正式成立，由任宗德任总经理，单独出资除继续拍完《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外，还选定《新闺怨》、《万家灯火》、

《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等七个剧目准备拍摄。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影响下，由阳翰笙同志团结组织了一批第一流的电影艺术创作人才，如编导史东山、蔡楚生、陈白尘、陈鲤庭、沈浮、孙瑜、郑君里、徐韬、赵丹、王为一、张客、赵明、严恭等；演员有白杨、舒绣文、吴茵、上官云珠、黄宗英、蓝马、王苹、魏鹤龄、周伯勋、黄晨、卫禹平、李天济等；摄影有吴蔚云、朱今明、韩仲良，录音有郑伯璋、丁伯和，音乐有王云阶，美术设计有韩尚义、丁辰，制片管理有孟君谋等；还邀请著名剧作家欧阳予情、田汉、洪深等为昆仑编写剧本；并设立有副导演、联合导演等制度，以老带新，培养新的电影制作人员。昆仑的正式职工，由 70 多人增至一百三四十人。组成一个半摄制组，可同时拍摄两部影片。昆仑由袁庶华主持成立发行经理部，团结争取影片发行权威吴邦藩任经理，袁庶华副之。吴长期从事影片发行工作，有几家头轮影院属他管辖，发行经理部成立后，袁交了很多发行方面的朋友，昆仑影片由质取胜赢得观众，取得较好效益，有助于解决资金不足和周转上的困难。

先后担任经理的夏云瑚、任宗德，主要负责资金筹措和经营管理，以及

应付国民党反动当局等对外活动；公司的大政方针，均由阳翰笙同志主持的制片委员会会议决定。参加制片委员会的有蔡楚生、吏东山、陈白尘、沈浮、陈鲤庭、郑君里、徐韬、王为一等编导人员，有夏云瑚、任宗德、袁庶华、孟君谋等制片与经营管理者。这个制片委员会类似董事会，但比董事会扩大，是个民主集中制的事业领导核心。有关事业规划、提案等由袁庶华设计，提交制片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贯彻实施；对准备投产的电影剧本和导演、主要演员等，都由制片委员会讨论决定；有关影片发行以及对付反动当局的斗争策略等，也都在会上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使昆仑内部步伐整齐，气氛和洽，对外则讲究斗争艺术，突破反动当局设置的禁令与阻挠。

史东山编导、王为一任副导演，陶金、白杨等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以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初期为历史背景，通过两个救亡演剧队队员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时消极逃跑，胜利后劫收发财，荒淫无耻的罪恶事实，影片在 1947 年初摄制完成后，史东山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谈他创作这部影片的心情：“长达八年的抗战”谁也有“不堪回首” 的地方，“但在抗战的大前提下，我们还可以有所解释和自慰”，但“短短几个月胜利以来的现象，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伤痛。”反映他创作这部影片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这部影片是靠当时联华影艺社总经理夏云瑚与国民党影片检查官的同乡，“袍哥”的关系——以打牌转给他钱的办法进行疏通，才得以通过。影片在上海的沪光、皇后、卡尔登首轮映出后，获得观众的欢迎和舆论界一致赞扬，轰动全国和海内外。田汉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赞扬这部影片“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继承了战前国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

1947 年 10 月，由蔡楚生编剧，蔡楚生、郑君里联合导演，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下集《天亮前后》摄制完成。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概括地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前后这段时期的历史生活真实。影片人物刻画成功，故事曲折动人，艺术处理有特色，结构填密，轰动了当时影坛。影片在上海首映后，引起强烈反映，出现万人空巷“成千上万人踩进戏院大门”的热烈景象。影片首轮连映三个多月，观众 71 万多人次，创中国影片历史最高的卖座纪录。上海《新闻报》发表西柳的《我为国产片骄傲》，赞扬影片“指出了国产电影前进的道路”；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以群的《中国电影新路向》，指出影片“概括了两个世界，两种人的生活”。在香港的夏衍和文艺界的朋友联合写信给蔡楚生和全体创作人员，赞扬新法的重大成功。信中说：“要是中国有更多一点的自由，要是中国有更好一些的设备，我们相信你们的成就会十倍百倍于今天。⋯⋯你们能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们就更想念起你们的劳苦，更感觉到这部影片的成功。”当时美帝国主义影片和某些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甚或含有毒素的影片充斥我国电影市场，昆仑集中优势兵力，创作摄制质量优秀的影片，赢得观众，以少胜多，以质胜量，占领电影市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腐败与黑暗统治，唤起人民群众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增强人民对未来的信心。

1946 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内战，我中共代表团撤退，周恩来同志在临回延安前，约阳翰签和于伶到马斯南路中共代表处去，交代他们要严守岗位，迎接解放。阳翰笙问周恩来：“你估计战争（内战）的前途如何？” 周恩来说：“战胜敌人我们有信心，但时间可能长一些，因为敌人的力量还

很大。”阳问：“我们是撤退，还是⋯⋯”？周说：“不，你们守住这个阵地，但思想上要准备时间长一些，为战胜敌人，与其把这场战争看得短一些，还不如看得长一些好。”阳又问：“我们的组织关系怎么办？”周说：“跟香港工委发生关系，主要找冯乃超。”阳又问：“跟上海的组织不发生关系吗？”周说：“这个不行？万一上海发生问题，相互影响。”当时党的组织系统是很严密的，不少党员是单线联系，不跟地方党发生关系，同志之间心照不宣，你知道我，我知道你，但准也不暴露党员身份。在昆仑的党员中，徐韬、张客同志的组织关系在上海地方党。 1948 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再次建立“文委”，书记陈虞孙、委员冯宾符、吴小佩。在吴小佩领导下，建立以吕复为组长的党小组。（以上引号内阳翰笙与周恩来的对话，引自阳所写有关于昆仑公司的材料，）周恩来在撤离上海前，还找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到马斯南路中共代表处去作交代，要他们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这个电影据点，指出这是在敌人后方的一支文艺战斗队伍，是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据点，恩来同志还约文艺界的朋友进行座谈，白杨也在座，他交代文艺界的朋友要坚守住这个电影据

点。

一年以后，阳翰签、蔡楚生、史东山、任宗德等因形势所迫，相继离开上海去香港，翰签同志在离沪前对留在上海的沈浮、陈鲤庭、袁庶华、孟君谋、徐韬、赵丹等作了布置，由陈鲤庭、沈浮负责制片委员会，袁庶华负责影片发行并筹措资金，当时资金来源，除影片发行收入外，井靠蔡叔厚同志的经常借垫资金，坚守住昆仑阵地。阳翰签还找徐韬、朱今明谈话，要他们团结同志，坚持到底。翰笙同志等抵达香港后，周恩来指示在香港建立制片机构组建南国影业公司，一旦昆仑遭破坏时迁往香港，继续拍片。在上海解放前夕，任宗德又回到上海，与周宗琼尽力筹集资金，支持昆仑这个战斗集体，他们还从重庆运来大米，榨菜，在上海闹抢米风潮中，其他电影厂普遍无米存储，人心慌慌，唯独昆仑有米存储，人心安定，共度黎明前的黑夜。从联华影艺社到昆仑影业公司 1951 年与“长江”厂合并为止，共摄制完

成《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和史东山编导的《新闺怨》，欧阳予情编剧、王为一与徐韬导演的《关不住的春光》，田汉编剧、陈鲤庭导演的《丽人行》，阳翰笙与沈浮合作创作、沈浮导演的《万家灯火》，沈浮编导的《希望在人间》，以及解放前摄制解放后完成的阳翰笙改编、赵明和严恭导演的《三毛流浪记》，陈白尘执笔、郑君里导演的《乌鸦与麻雀》，和解放后摄制完成的《武训传》、《迎春曲》、《纺花曲》。《人民的巨掌》、

《我们夫妇之间》、《通宝河的故事》等 16 部影片。在解放前影片的摄制，是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阻挠，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争取完成的。如昆仑原拟筹拍陈白尘编剧，由史东山、王为一导演《天官赐福》，因该剧尖锐嘲讽国民党在战后的“劫收”丑剧，在剧本送审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禁止拍摄；沈浮编导的《希望在人间》，原在国民党“中电”三厂时就准备拍摄，因三厂当局阻挠，未能投产。沈浮转到昆仑后，对剧本又作了补充修改。准备拍摄，但在剧本送审中又遭国民党电影检查当局的留难，提出要修改 18 处之多，沈浮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坚决拒绝修改，经过多方的交涉与斗争，剧本最终得以通过，投入拍摄，拖到 1949 年 3 月摄制完成。又如《乌鸦与麻雀》，剧本一面送审，一面开拍，限于局势，剧本有些笔触比较隐晦，但国民党反动派仍以“违反勘乱”法令的罪名，勒令停拍，于是暂停拍摄，转为

修改剧本，把隐晦处改为明朗，直指反动政府与蒋介石，把修改后的剧本藏在摄影棚的大梁上，以防搜查，拖到上海解放后摄制完成。

为迎接上海解放，昆仑的中共党小组，在上海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深入国民党宣传部管辖的制片厂和私营电影厂，通过可靠的进步分子，开展宣传和护厂斗争，成立有迎接解放小组、护厂小组等，清查国民党官僚资本在上海电影机构的情况，团结广大电影界人士，保护这些机构和企业的器材，防止破坏及财物的流失，编造详细的人员和器材清册，为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准备了有利条件。在临近上海解放的时候，演员们还去私营电台用“昆仑星期晚会”的名义，播放直指反动统治为内容的歌舞短剧。上海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还布置昆仑党小组由朱今明负责拍摄上海解放前后和解放后群英大会活动的资料影片，这些资料片在上海解放后转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并在《百万雄师下江南》等大型纪录片中采用。

上海解放后，徐韬、张客同志等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领导下组织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影产业，在这基础上筹建上海电影制片厂，徐韬任新建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秘书长。有的昆仑同人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如蔡楚生任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史东

山任电影局制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罗静予任副主任委员兼技术处长，郑伯璋任技术处副处长，袁庶华负责电影局财务工作，⋯⋯昆仑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积聚了骨干力量。

昆仑不仅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据点，还是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据点。最突出的事例是掩护周竹安同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周竹安同志是抗战开始后从法国回来的，抗战期间，他在任宗德的酒精厂里以任秘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昆仑公司作为任宗德的秘书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毛主席致程潜的亲笔信，就是由周竹安同志带着昆仑影片的发行人证明函件作掩护，潜往长沙，秘密而迅速稳妥地送达程潜手中。直至周竹安同志逝世后，才在他的悼词中公开宣称：周竹安同志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984 年 7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肯定昆仑影业公司是革命团体，昆仑职工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参加昆仑工作之日算

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