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编制问题，各部部长在，谈一谈。

这三年，中央级党、政、民机关，主要是政府机关的编制膨胀很大。自政府成立到一九五一年一直控制在二万人，章乃器[103]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二万人增加到八万人。实际上现在是七万七千人，由大区上调的一万多人尚未全来， 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八万七千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二万增加到八万， 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

我们国家发展的特点，是从农村到城市。在农村时是供给制[8]，不讲编制，看需要，但超过饱和点了，也要搞精简，经常为精简奋斗。到城市以后， 我们没有经验，趋势是在不断扩大编制。毛主席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04]。要节减行政经费，就要精简编制。要精减，一是公教人员，一是军队。国防现代化，军队也是要精减的。在这方面，相对数字是在逐步减少，但实际上，绝对数字是在增加。现在，我们把干部集中在机关里，层次很多，面也铺得太大。过去苏联提倡面大些，层次要少。现在苏联也在提倡面不能大，要小。我们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层次要少，面也不要太大。开始搞建设，专也不能那么专， 一个组能办的就不要分成两个组。各部门必须紧缩。过去形式上也有人抓精简编制，实际上是没有抓紧。这个问题不解决，把很多有本事的人放在机关， 没有事情做，闹情绪，闲人比工作的人还多，还需要有人为这些人服务，减低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企业中干部不够，学校中学生人数不够。干部不是推下去，而是抓上来，这个趋势是很危险的。这不利于钻研业务、培养人才。至于更直接的实际问题是房子不够，满足不了干部住房的需要。我们建筑房屋增加的数字比较高，苏联在一九二一年没有这么高的建房率。苏联莫斯科的人口比我们北京人口多，但北京比苏联莫斯科每年建筑的行政用房多两倍。这在我们的预算中，经济建设的建筑工程减少了，而消费增加了。这是不利的。房子确实不够。少数人的房子可能宽裕些，可以挤出一点来，但不能解决多数人的问题。房子不能适应要求，原因就是编制太大。我们应当学习苏联，但住房问题不能学习今天的苏联，要学习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二年的苏联。要使住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就要像军队一样，文职人员也要实行薪金制，所有人员都要按编制办事，房屋、水电费要按规定缴纳。现在政府八万人中只有四千人是供给制，为什么不可以都改为薪金制呢！部氏级的干部和各位副总理也可以改供给制为薪金制。中央一实行，地方慢慢也就能实行。另一个中心环节是编制，一定要精简，要紧缩，面不要太宽，层次不能大多，要规定组织形式，确定如何分工等等。提议恢复编制委员会[105]。从我起，不管哪个部门，不能随便批编制，一定要经过编制委员会的审核，今

① 这是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三次会议上讨论编制问题时的讲话。

后要用这一条来约束。不然，一个司长也可以调人来，调来就要房子，那怎么成。

编制、薪金制，这是两个主要环节。人要推下去，不是抓上来。分下去， 多下去，批公文就少了，事也少了，具体指导就多了。把一部分青年人送到工厂或学校去，这是个方向。

编制委员会，我提议由贺龙[106]副总理负责。根据工作内容决定组织形式，办公机构就是人事局。龚子荣[107] 同志也参加编制委员会，委员会名单由常务会议决定。要大刀阔斧，坚决贯彻精简编制的精神。在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我就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具体办法不行。贺副总理可以隔一天来院办一次公。要通令各部门，从今天起，擅自增加一个人算是违反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决议。监察部长和司法部长要带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