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诸位访问中国不过几天，团长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日两国应该如何友好相处，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确实如此，中日两国如果真正友好相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完全独立，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对于我们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都是一个远大的理想。因此，诸位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有远见的。

我们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不光是靠国内，同时也靠国际市场，而诸位是从关西来的，那里的对外贸易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的很大比重。所以你们是很重视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诸位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这就是说，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互相有这个愿望和需要。团长先生刚才提到友好合作问题，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为了实现国际合作，就需要确立几个比较长期有效的原则。

第一，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刚才团长先生提到：平等互利这一点，这是很好的，确实如此。中国过去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中国解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处于大国地位，但是出现了军国主义，使日本受到战争的灾难。战后日本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团长先生刚才说日本战后得到美国的一些好处。但是，月时也带来坏处，就是在若干方面受到美国的控制，日美之间不是完全平等互利的。特别是最近美国遭受经济危机。想把它转嫁给日本，对日本的商品进行限制来保卫美元。月本企业家当然要考虑怎样才能独立和平等互利，对于日美政府谈判，日本的舆论也反映了这一点。我刚才谈到中国过去已经有过教训，现在日本也有同样的处境，因此，今后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第二点，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发展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据我看来，这一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尽管中日贸易现在还是有限的，例如，今年的中日贸易额即使达到两亿美元以上，在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也还是很小的，比起日美贸易的规模就更小了，同日本与台湾的贸易相比较，也仅仅超过一点点。但是，这是眼前的开始的现象。今后在真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十年以后，就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这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的，日本需要的原料，中国基本上都有。日本可以供应中国技术设备的种类相当多。中国有六七亿人口，日本有一亿人口，彼此有很大的市场，中日经济力量发展了，需要就会增加，互通有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饱和点，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进口日本的商品加以限制，以防止美元外流。如果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支出

① 这是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节录。

会减少，这也会影响日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发展。我们的关系不应当是一方依靠另一方的，而是相互的、根据彼此需要进行合作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中日两国发展经济合作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冒险？团长先生刚才提到两点：一、日本企业界是有信用的，也就是重信用的；二、有人担心发生类似长崎事件那样的事，从而取消合同。

长崎国旗事件不是孤立的问题。这个事件反映当时的中日关系。当时中日贸易是根据贸易协定进行的。贸易协定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实际上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也就是半官方的。因为每年有一个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维系双方的贸易活动，所以政治上如果发生问题，就会影响合同的执行。当时，中日贸易关系是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两国互办商品展览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我上一次同松村[261]先生也谈了，我说日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展览会的时候，村田省藏[262]先生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我出席了。北京饭店大厅挂了很大的一面日本国旗，横跨整个舞台，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日本国旗。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日本政府承认台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友好地处理这个向题，没有提出意见。这件事说明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对日本国旗是尊重的。当时，我参加招待会，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国的总理出席的。但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在长崎举办了一个很小的手工艺品展览会，会场上挂了一面很小的中国国旗，却：遭到日本暴徒的侮辱。日本政府对这个事件不负责任，也不道歉。这两件事情对比起来，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很大的愤慨。同时，日本政府对第四次贸易协定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263]也不给予批准，使贸易协定不能成立。因此相应地使有关协定的合同和钢铁合同也不得不取消。以上当然是直接的原因，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岸信介[186]内阁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例如，岸信介访问台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到南亚：进行反华活动，到华盛顿支持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不友好的，是敌视中国的。因此，岸信介政府的行动使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不能发展。后来、松村、高■、[264]、石桥[265]等几位先生相继访华，要求改变当时的情况，他们做了努力，并取得了结果。同时，池田勇人[187]先生执政，日本的内阁也起了变化。我把过去的实际情况向团长先生说明，不是中国方面不守信用，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

但是，不管日本政府对新中国表示友好或不友好，总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日本同台湾保持妙卜交关系”，而不、承认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最根本的矛盾。我想，诸位也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现在，当池田政府对中国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诸位就可以放心一些。但是，如果明天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或者岸信介的兄弟佐藤荣作

[266]上台的话，诸位就会担心起来。我们也觉得需要给予不同看待。中国的

对外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管政府是否换人。政策是不会变的。假如今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再选我当总理一假定我不当总理，而由别人来当，也不会因此影响外交政策，别人照样执行现在执，行的政策。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换了人，就有这个问题。因此，难怪池田先生想出这个办法，就是“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说，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时也可以分开。诸位知道，自从岸信介政府撕毁了贸易协定，我提出了政治三原则[267]；是强调政治的。政治三

原则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国，承认新中国，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努力。诸位先生来中国访问，正是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意愿。所以，政治三原则主要是对日本政府说的。由于松村、高荷、石桥等几位先生的奔走，我又提出贸易三原则，作为我们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根据。贸易三原则就是，第一，最好是由两国政府在彼此承认之后，缔结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以前的贸易协定不要再恢复了。但是，这一条现在还做不到。因此，第二，可以通过两国的民间团体、或者与政府有关的团体，建立若干关系，签订全面的或个别的贸易协议和合同。这种协议和合同是个别的，互相交流物资，也有一方买另一方的，例如广州的交易会[268]。自从一九五八年贸易协定失效以后，这种小额的、民间的友好贸易一直发展到现在。第三，由比较负责的团体或人士代表双方签订长期的议定书，例如前年签订的高畸达之助和廖承志的备忘录[269]，范围比较广泛，其中有易货贸易，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和某些商品的延期付款，将来还可以广泛发展技术合作。这是通过负责人士来签订的，例如，高■达之助和廖承志都代表一个方面。高■先生不幸去世了，但是还有人接替他，就是冈崎嘉平太[270]先生。为了纪念高■先生，日本方面仍然用高畸办事处的名义，同廖承志办事处来处理备忘录贸易事宜。有时候，用人物来作代表，比团体的作用大。它的好处是：日本政府即使改变了，也不致于受到影响。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政府会支持这个办事处，而对中国不友好的政府就可能不支持或限制这个办事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影响到贸易。如果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是不是会取消这个办事处呢？这我不能保证。你们是不是也不能：保证？不过，我有一个信心、一个认识：一九六四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同一九五八年不一样了，即使岸信介再次上台，下令聊肖办事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广大的产业界是不会赞成的，因为双方的生意越做越大，影响就越、来越广了。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这个需要；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广大的企业界也有这个需要。这样，在两国经济上都有了根基，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把它取消。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为什么只能是非官方的呢？因为现在日本政府承认台湾代表中国，而实际上它也知：道台湾是不能代表中国的，这是滑稽的，但是现实中就存在这个笑话。如果中国政府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就会产生“两个中国”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也到北京设立办事处，同样也就等于日本政府承认“两个中国”。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也就是从法律上来讲的，因为一般地总要从法律上来考虑问题。但是，如果讲政治，就要讲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说与官方有关。高畸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启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目前按照这第三个原则，双方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正在向前发展。

我提出了贸易三原则，高■先生很高兴，因为解决了他的困难。池田首相说的“政治和经济分开”，基本上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同意了，就等于承认日本政府所谓中国只是在经济上代表大陆。这样就形成“经济中国，政治台湾、不但中国人民不赞成，日本大多数的人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日本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主张日本同台湾断绝关系。如果是“政治新中国，经济台湾省”，那倒还讲得通。但是，我晓得池田先生不会作这样的解释。因此，对“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说法，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是我们的立

场，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立场。但是，经济问题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单独加以解决呢？这胚是可以找出办法的。所以我提出贸易三原则。第一条现在还办不到，就摆在那里作为目标，现在不能实现，要在恢复邦交以后才能实现。现在能够实现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主要是第三条。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可靠的，有保证的。这—点，不但中国方面要努力，还要靠诸位来努力。我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发展，关系就越巩固，也就越能推动！政治状况的改变。因此，高■先生曾强调采取积累的方式，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互相促进。

第四个问题，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下去，中国是不是有支付能力？中国过去的商人做买卖是讲信用；的，这是诸位所知道的。而现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国家来同日本的企业做买卖的，所以中国方面的支付能力是很雄厚的。对于延期付款的商品和一般商品，国家是有支付能力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以来所欠的外债，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还清了。这就是欠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的债务，总金额接近三十亿美元，其中包括苏联的贷款三亿多美元。这笔帐接近三十亿美元，是包括利息在内的。剩下在明年要还的，有多少呢？只、剩下两千万美元，其他的都还光了。不但是外债，解放、后发行的内债大部分也还清了。五年前我们停止发行公债，那是一九六○年，正是我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期。中国有一句老话说：“无债一身轻。”现在跟日本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我们是“轻装上阵”的。我们是有支付能力的。

以上就是我们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四个问题：第一是平等互利，第二是有发展前途，第三是关系可靠，第四是有支付能力，而且这个支付能力日益增长。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支付了三十亿美元，那么，今后十年，我。们支付三十亿美元以上也没有问题。

我看，关于中日经济合作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我们两国都是亚非国家，九年前，我们两国都参加了万隆会议[156]，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我们所尊敬的高畸达之助先生；他当时是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他是我们所尊敬的朋友。高畸先生虽然同我们永别了，但是我相信在日本还会有几百个几千个新的高畸先生出现。现在已经决定在明年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271]。第一次亚非会议曾经通过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宣言[272],第二次会议将更具体地把这些原则发展和扩大起来。中心问题是亚非的团结，更好地进行经济合作。首先是各国要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真正在平等互利、五项原则[177]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亚非地区有十六亿人口，古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有广大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大多数的国家还不发达。如果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不发达国家的开发，国际市场上的需要，将超过现在好多倍。当然，这不是几年的事，而是需要几十年。但是，这是很有前途的。我们希望亚非各国在乎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过去殖民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自己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决不会用这种做法对待别人。日本人民也遭受过军国主义的灾害，不同意日本再采取旧的态度。这样。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大家就可以平等相处，友好合作。关于试办托拉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