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评说上党、平汉战役

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以中共军队的胜利而结束，蒋介石的猖狂气焰稍微老实了一点。

提起这两个战役，邓小平后来一直感慨万分。他说：“真正讲反攻，是从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定双十协定。” 他充满感情地回味说：“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 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

40 多年过去后的 1989 年 11 月 20 日，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们云集于人民大会堂。囚为刘邓大军最后被编为第二野战军，所以刘邓部队的人，习惯地把刘邓领导的部队统称为“二野”。那时，刘伯承已不幸过世， 邓小平也已 85 岁，他当然要到会。

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他的老战友、老下级。他讲了一番话。 邓小平说：“在战争年代，二野在每个阶段都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予自己

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在解放战争中，从头到尾， 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局面，都处在这个局面的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一个大门，预计敌人首先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签订双十协定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阎锡山，打了个上党战役；一路马法五、高树勋，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处在针锋相对局面的前面，处在大门口的位置上。那时同国民党的摩擦，几个大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 从山西、河北、山东到河南这一片。这里是个大门，敌人首先进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在这个大门口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三万多人进攻上党区， 我们才多少？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而且成团的建制都没有， 真正一个完整的团都没有。从人数、编制上讲，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 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将军，那时李达在前线，但下面的将军都不在。陈再道也不在，是和我们一块乘一架飞机飞回太行的。一起飞回来的有刘帅和我，陈锡联也是，陈赓也是，还有二野和其他野战军的一些领导同志。宋任穷那时留在冀南，也没有将军。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回到太行山。是美国人帮了忙，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飞回太行的。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敌人完全消灭掉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任务。接着就是国民党十一战区马法五、高树勋两个副司令长官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马法五的第四十军，还有第三十军，两个军都是强的部队。就是高树勋的部队也是有战斗力的。锡联不是在马头镇碰了一次，一碰就是几百人伤亡。高树勋的功劳很大。当然，没有高树勋的起义，敌人也不会胜利，但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就是因为高树勋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全部被消灭了，只跑了三千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打平汉战役时比打上党战役时困难，好处是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部队还是一个游击队集合起来的整体。打了上党战役，疲惫不堪，接着又打平汉战役。打平汉战役时，我们后面队伍没赶上，没到齐。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坚持到我们的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我们的队伍还没到齐。敌人就开始进攻了。那次一纵队的阻击战打得不错，实现了坚持五天的任务，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赶上。那次我们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就是说服高树勋起义。如果硬碰硬地打，他不可能取胜， 通不过去，但我们伤亡会很大。他至少可以把主力向南撤，撤回石城、安阳去。这是比较公道的评价。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是很大的，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他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联系比较久，

所以我们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到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因为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形成矛盾。李达一到那里，见到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的，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以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起义后的第二夭，伯承同志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决定将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去。这样，马法五的两个军一下就溃退，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这是一场政治战争。”

邓小平还总结性地说：”所以说，抗日战争，反摩擦斗争，我们，都是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前锋。打摩擦仗，全国各个地区都有，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区。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进攻的大门是这个区，是二野所处的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