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留邓小平协助三天

月 29

日，刘伯承到达南京，他是中央任命的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和市长。他的到来，自然受到邓小平，尤其是即将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的热烈欢迎。
月 1 日，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在南京的“国民大会堂”召开解放

区与地下党 3000 余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等都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勉励两军的干部与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新南京而奋斗。

就在这欢庆会师的歌声笑声中，总前委、华东局又在准备收拾行装了，因为战局发展很快。在 4 月 29 日上午，驻在常州合作仓库的粟裕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山区之敌的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六十六、八十八及九十六军等部已大都被我歼灭，仅五十四军残部约两个师逃跑。军委在得知以上情况后，电示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作为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及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此时肩上的担子分量可想而知。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稠密，工业集中，国民党投入 8 个军、25 个师共 20 万兵力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这里必有一场恶战，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作战。陈毅就此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打好此仗，邓小平、陈毅把刘伯承、谭震林、粟裕、宋任穷等人请到丹阳，一起精心研究，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

军情似火，军令如山。陈毅一行接到军委命令后，赶紧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陈毅和饶漱石、张鼎丞、舒同、粟裕、唐亮、刘晓等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发了个电报，其中说：我们留小平同志在宁协助三天后东进。

5 月 12 日，淞沪战役打响了。国民党的亡命之徒把上海吹嘘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和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蒋介石在这里的防守是孤注一掷，所以战争是艰巨的。我军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在于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以切断上海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在扫清外围之后，战斗主要在市郊吴淞、高桥附近的主阵地前沿进行。在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一带，是敌人碉堡林立的永久性筑城地带，子、母堡群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浇成。每堡每点除利用自然河沟作障碍外，又设有铁丝网、鹿砦、木城、壕沟、地雷等副防御工事，炮火配备很强。加之地形平坦，射界开阔，公路纵横交错，利用机械化部队机动，有战车、装甲车配合，能得到飞机、舰炮和要塞炮火支援，守敌又比较顽强，对重要阵地总有四五次的争夺，我军要歼敌一个营，需付出 1000 人伤亡的代价。因此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在月浦、杨行三天激战中，

伤亡达 8000 余人，这是三野及其前身华野在解放战争中少有的事。

邓小平、陈毅在获悉以上情况后，于 15 日电示粟裕、张震：沪敌在我钳形攻势下，已难逃脱，应明确告知第九、第十兵团的前线指挥员，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克服敌之钢筋水泥碉堡。

粟裕、张震一面调整部署，一面于 16 日颁发《淞沪作战战术指示》，要求各部队指挥员加强战场侦察，切实查明敌情，慎重周密地组织战斗。选择敌人防御弱点，楔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突击一点，挖交通壕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的进攻方法。战术改变，战场形势也随之有所改变。23 日，三野获悉上海守敌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 7 个交警总队，据此判断敌军将撤离上海，便下令总攻。战斗虽激烈，但颇有进展。

月 26
日，第九兵团攻占上海市区。在解放军的争取教育下，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等向解放军投降。与此同时，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等地。5 月 26 日深夜，上海战役全部结束，敌人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 5 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 15 万人全部被歼。

解放军共缴获各种炮 1300 门，坦克、装甲车 110 辆，汽车 1100 余辆。

月 2
日，又传来长江口的崇明岛解放的喜讯。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总前委的历史使命也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