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直接领导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建立，并在实践中总结提出了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所应具备的几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在《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第一，它应该成为真正领导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政府。第二，应成为民权主义的政府。即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其行政人员应该是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第三，应成为民生主义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坚持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去适当地改善民生。第四，这个政府还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它不仅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最后，为了适应抗战的

需要，有必要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军、政、民在特殊条件下不致于发生慌张溃乱的现象。这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属性的规定。

当 1940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抓紧在大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落实，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4 月 15 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共“三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提出了并回答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显示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在文章中，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好、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好、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还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关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他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他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邓小平还分析了出现“以党治国”不良现象的原因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共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种不良现象的产生表明了在“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好处，认为“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 1941 年 4 月开始，太行根据地开展了村选活动，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小组、民主选举几个步骤，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随后选举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 月 7 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在太行辽县桐峪开幕。邓小平以中共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上，由于同意把鲁西 33 个县划入，所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同时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和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施政纲领。根据“三三制”原则，临时参议会选举中共党员申伯纯为议长，无党派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邢肇棠为副议长。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在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下，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全面开展起来，对战胜困难，持久抗战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