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了劳动习艺所

我们的日子过得实在单调。每天一早起身，在同样几条街和同样几条小胡同里走来走去，做同样的工作。当工作所得不够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便在同一类的筐子里偷水果，然后用水果换钱，然后吃饭。

现在我已经穿上了新衬衫和裤子，短外衣也换上了一件类似燕尾服的东西，唯一不足的是缺点钱买鞋子，所以仍打着赤脚。

这期间我还经历了一次险事。

那是十月的一个清早，我们又如往常那样在市场找工作。忽然，我看到爸爸在不远处的水果摊那打听着什么，顿时吓得双脚发抖。

“立普斯东，救救我吧。”我躲在他背后说，“我爸爸在那儿，你看， 就是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朝这走来。”

立普斯东用一叠空箩遮住我，自己坐在旁边吃红萝卜。不到一分钟，我爸爸就来了。

“我问你，孩子。”我从箩子缝里望见我爸爸打着手势，寻问立普斯东， “你知道吉美吗？”

“吉美，我认识，他当码头工人去了。”立普斯东说。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爸爸着急地问。 “这我哪知道。”立普斯东恼怒地说。 “该死的孩子！”爸爸大叫起来，“让他淹死在海里吧。” 爸爸怒气冲冲地走了。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遇见过我爸爸，也没有遇见过我从前的熟人。

不久，我病了。喉咙、脊背疼，牙齿也疼，咽不下东西。常常整夜坐在大车角落里睡不着觉，身子翻来覆去，惹得同伴讨厌。

“吉美，你为什么哭哭啼啼的？”立普斯东埋怨我。 “真是的，吉美，”慕迪说，“不但在白天不能帮助找吃的，夜里还要

讨人厌。”

“可是叫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待我好些吧。”我哭出来了。“你还哭。”慕迪跳过来给了我一巴掌。

我一晚上强忍着的泪水，全从我眼里迸流下来。我倒在大车底里哇哇大哭。我想起了家，想爸爸，还有小波莉。

“慕迪，我们应该想法帮助他。”我的泪水引起立普斯东的怜悯。

慕迪平常是温和的，现在也为自己刚才的举动后悔，他提议让我用力打他的头，我拒绝了。

慕迪和立普斯东起身坐着，把所有的地方让给我，让我躺得舒服些。我很内疚，因为近来我们在柯文加尔顿的勾当很不顺手，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小偷，我的伙伴们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晚上还为我不得安睡。

早上，车主人来了，我仍不能起身，只能坐着，站不起来。 “喂，孩子们，滚出来吧。”车主人说。 “可是我们有一个孩子没法子滚出来。”慕迪跳下车子说。 “这怎么可能。”车主人说着飞跳上车，手里拿着风灯。 “哦，可怜的孩子。”他看清我的脸时，同情地说，“他病得可不轻呀！

要赶紧回家。” “他没家，就住在这里。”慕迪说。

“他没爹没娘，是个孤儿。”立普斯东加上一句。 “把他留在这里，恐怕活不了。”车主人说，“送他去劳动习艺所吧。” 我衰弱得说不出话，只能点点头。

立普斯东紧紧地握住我发热的手，亲热地望着我。慕迪也迟迟不肯离去。“再会，吉美，不要难过。”他俩最终还是下车了。

仁慈的车主人把我送到劳动习艺所。

在这里我安静地躺着，医生说我患了狂热病，病势不轻。奇怪的是，我自己不觉得有病。

几个月后，我养好了病。一个女监察员说：“好小子，想不到你会这样机灵地逃了命！”

我笑笑。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能归还我的衣服——衬衫、帽子，最好再给我双鞋，然后让我离开这里。

果然，这天上午，医生在病房里巡视了一下，通知我和另一个男孩鲍里斯明天出院。鲍里斯不久前患的猩红热。

医生刚离开病房，鲍里斯就问我：“喂，吉美，你是个孤儿？”“是的。” 我说。

“那么你去海上工作。” “这是为什么？”

“难道你真不知道。孤儿都要去的，在那儿要受毒打，被监禁在漆黑的地坑里。我认识一个像你这样大的孤儿，他想逃走，正要爬上钉着钉子的高墙，他们把他抓住，从墙上摔下来，他就在那里送了命。”

天哪，太可怕了。我暗下决心，要离开这里。

可是没有合适的衣服怎么跑呢？我穿的是劳动习艺所的衣服，短短的外衣，一条连女式紧身上衣的只齐膝头的裤子，蓝羊毛袜子和有铜钮扣的鞋子， 任何人都会认出我来的。想到这些我又有些犹豫。

晚上，主任照例巡视病房，我斗胆叫了他一声：“先生，我想请你吩咐他们，把我那件旧衣服还给我，我明天早上要穿的。”

主任生气地眨眨眼，问女监察员：“他就是明天要送出去的一个吗？” “是的。”女监察员说。

主任盯了我一眼，一句话没说走了。我断定自己除了逃跑，别无选择。第二天一早，我逃了出来。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伙伴，我回到拱门下面时，大钟敲了九下。我的伙伴早已去工作了，我这身装束是去不了市场的，我决定就在拱门等他们。

下午，天空飘起雪花，我想我的朋友会因天气不好提前回来的，等啊等啊，教堂的钟敲了七下，我的朋友还没影子。

我该到哪去呢？我脑子里又动了回家的念头。我已经有九个月没有见到家里人了，也许他们现在喜欢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