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英国对安全形势的判断与对策一、对冷战后安全形势的基本判断

军事革命是由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引起的，军事革命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基础和物质生产水平。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国际安全环境，对军事革命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它影响着军事革命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具体到某一国家来说，军事革命的发展必须与该国战略上的需求相一致。因此，要研究军事革命在美国的发展，首先就必须分析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识及其提出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的基本趋势是稳定和有序，还是国家问的冲突不断发展而频繁导致战争和紊乱？是合作大于争斗，还是争斗大于合作，在美国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合作论者看到了欧共体的发展，坚持认为各国会明白合作比争斗更有利，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会控制争斗的倾向。他们认为未来是一个和平的世纪。战争已不再是追求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转而在国际合作中寻求更多的好处。争斗论者却认为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被打破后， 取代旧的国际秩序的是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当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能利用霸权影响力来维护国际秩序的程度。而没有这种霸权，国际间混乱的趋势将无法制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重要，它决定美国军队建设的方向。如在海外驻军问题上它决定美国是维持其在旧安全联盟中所承担的义务，还是从欧洲和东亚撤出所有驻军，抑或寻求第三条出路。美国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第二种看法更接近现实，类似冷战后世界发生的各种危机和冲突在 21

世纪的头几个 10 年内还可能发生，种种迹象都预示着一个不安定的未来，他们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国际体系日益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国际安全协定是在东西方政治和军事对抗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随着东西方对抗的消失，这些安全协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首先是华约的解散，继之是苏联的解体，两极对抗在欧洲结束了，合作代替对抗而处于主导地位。然而在另一些地区，两极对抗的消失则引发了新的竞争和混乱，如铁幕割断了苏联南部地区与西南亚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宗教、经济和社会联系，现在这些联系在穆斯林教徒中重新建立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竞争和不安定因素。

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北约在安全上的作用也日益受到西欧联盟、欧共体和欧安会的挑战，“欧洲支柱”即独立的欧洲安全集团的概念也常常出现。

冷战的结束对美国在东北亚的联盟的影响虽然还不明显，但有迹象表明影响可能很大。朝鲜分裂和日本非武装化不是这一地区的永久特点。朝鲜半岛上的外交活动可能会引起战略力量的重新组合，打破现有的战略平衡。

在东南亚，美国与菲律宾和泰国间的协定现在徒有虚名，只有五角大楼在勉强维持。由于新西兰政府不允许美国舰艇访问其港口，美国不再履行对新西兰的安全义务，今天的美澳新安全条约几乎成了美澳双边条约。

总之，尽管各种各样的区域安全协定还存在，但总的趋势是明显衰落。不过也有一些区域组织明显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如东盟各国由于对战略格局

的动荡感到不安，政治合作有所发展；美洲国家组织也显示了更强的联合行动趋势。然而在维持和平行动中，这些组织却难以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军事力量。

另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认为联合国可以填补因区域安全协定弱化而形成的空白。海湾战争中，在联合国旗帜下的反伊行动使这一愿望有了根据，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联合国的信心是有疑问的。

联合国被有意识地塑造成赋予大国以特殊权势的组织，在这一点上它不像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中，所有国家不论国力强弱，都被给予平等的地位。联合国安理会承认大国在安全问题上更具重要性，但只有他们意见一致时才能有所作为，因为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联合国的缔造者深知， 如果某一大国不愿附和其他常任理事国，它完全有能力用武力维护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大国间很少达成一致，在使用武力上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只有一次，这就是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联合国在反伊上的一致行动更接近于冷战模式，当时西方国家普遍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而苏联又过于软弱，不愿损害它与西方的新关系去破坏这个行动。如果美国的霸权地位消失了，在未来危机中再让安理会中的西方常任理事国去支持一项美国动议就不可能了，俄罗斯的表现就更是难以预料。总之，将来安理会或许还会起作用，但像海湾战争时那样可能会极少。联合国不是国际秩序的源泉，它也不会变成这样的源泉，它只反映了联合国以外的安全联盟和协议所形成的国际秩序，著把联合国看作新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基础，等于颠倒了因果关系。

冷战后，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经济机构会填补旧的安全机构留下的空白吗？是否有理由相信，战后几十年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导致了一个新的合作基础，从而使安全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如果这样，冷战时期安全秩序的消失就不是特别令人不安了。但是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性经济组织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前景并不乐观。

此外，政治上的僵局和政府的软弱无力比公众所认识到的要普遍得多。大多数中美洲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菲律宾、德国、英国也为此而苦恼。甚至像日本这样一个被认为是不会被经济困难所击倒的国家，也似乎面临着国内经济和政治挑战。

国际体系还面临其他全球性问题，其中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如国际人口迁移、环境问题、医疗问题、毒品走私、武器转让、核生化武器及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等与军事有直接关联的全球性问题在冷战时就难以解决， 那时的地区安全机构在强制控制技术方面还很有效。而今天这些机构软弱无力，扩散问题又如此严重，技术控制就更困难了。

面对上述新的形势，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国际体系正在弱化。唯一能使世界秩序转向有序的变量就是领导能力。

（二）引发战争的原因并未根除

国际体系的弱化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战争是由具体问题引起的， 这就要看传统上引起战争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或其重要性是否已大大降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为预测军事上的突发事件提供更可靠的依据。战争的激烈程度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受现有武器的类型和数量的制约。美国人从这两个角度对世界主要地区形势的看法如下：

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后，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将永远摆脱战争威胁，更

不用说爆发战争了。然而，南斯拉夫的持续 5 年的分裂战争向欧洲证明这种观点是多么错误。从历史上看，几个世纪以来各民族力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给欧洲留下了深刻的伤痕。在东欧和俄罗斯，也是处处潜伏着不稳定因素。由于华沙条约组织遗留下的军事力量仍很庞大，因此如果这一地区爆发冲突，其规模和类型均难以预料。

东北亚的情况也差不多，南北朝鲜都严阵以待，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如果朝鲜半岛避免战争，实现合作或统一，那将在该地区引起若干反应。朝鲜半岛的局势决定着日本是否会重新武装，日本不会温和地看待一个拥有核武器且与美国无安全盟约的统一的朝鲜，这样的一个朝鲜将导致日本放弃其现行的军事政策。东北亚的武器水平和军事能力虽不像欧洲那么高，但也很可观。仅从军事能力来看，该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是完全可能的。

中东和西南亚各国也面临着战争威胁问题。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在两伊战争后还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海湾战争中伊拉克被打败，伊朗想趁机利用形势。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国家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新兴国家建立了联系， 不仅土耳其和伊朗争相对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施加影响，就连巴基斯坦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也不甘落后。阿以和平也还没有真正实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使该地区将有可能再出现冲突和混乱。石油富国武装力量的规模虽不能与欧洲国家和东亚国家相提并论，但维持长期战争是没有问题的。

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端在近期是不会解决的。这两个国家内部在种族，宗教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过去的 20 年里，印度的军事实力增长很快，目前已建成一支较强的军事力量，包括一支规模可观的海军。较之印度，巴基斯坦的军队规模虽小得多，但足以抵御除了印度全力进犯之外的任何行动。此外，两国都有核武器发展计划。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也没有呈现出和平稳定的较为乐观的前景。尽管这些地区国家的军队规模要小得多，因而限制了他们所能发动的战争的种类和强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苦难和重大伤亡会有丝毫的减轻。

通过对世界主要地区的粗略考察，可以看到几乎每个地区都存在不稳定因素和战争隐患。民族冲突、边界争端和政局不稳等问题，不仅存在于第三世界，而且也存在于欧洲和远东的部分地区。

总之，从整个历史来看，引发战争的原因呈逐渐增多趋势。一些原因虽然渐渐消失了，但更多的原因却冒了出来。《和平与战争》一书的作者凯勒维·赫尔斯汀考察了从 1648 年到 1989 年近 350 年间爆发的战争和引起这些

战争的原因。这些原因在 17 世纪只有 13 种，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则达到 26 种。

（三）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因素1.各国发展的不平衡

尽管民族国家将继续作为世界主要的政治单元，但世界许多民族国家正受到攻击，力量平衡的破坏和不稳定对大国重要利益构成了威胁，并可能导致干涉。

2.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已经取代共产主义成为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由于宗教、部族。种族、历史和领土等多种原因，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取代过去以意识形态力基础的运动。这些运动会削弱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还与犯罪组织有密切联系。一旦某一国家企图控制其种族集团中各成

员时，这些运动就会把民族主义的幌子变成地区争霸的借口。3.对西方的抵制

不少非西方国家正在抵制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这不仅威胁着西方在该国的利益，而且通常还威胁着西方在该国以外的利益。

1. 竞争

争夺或控制战略资源、交通线和市场，很可能导致冲突，运用军事力量调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诱惑力仍很大。

1. 人口问题

人口的增长，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的增长，将加剧这些国家的资源短缺和社会的不稳定。由于许多人口过快增长的地区容易发生自然灾害和饥荒，所以会引起大规模的难民迁移。

1. 政权不稳固

在许多国家中，政府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正在削弱。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控制措施难以奏效。各国政府都缺乏为其民众提供经济稳定与安全保障的能力。指令性经济的崩溃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社会分配问题和结构性失业问题都可能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在新兴民主国家中，不完善的政府基础结构使民众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一些集团转而寻找其他出路，这样通常会导致冲突。

1. 技术的高速发展

技术的高速发展正在淘汰现行的经营方式，信息技术可以使工商业部门减少中间管理和工作人员。技术进步除了引起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失业外，还使一些公司和国家可以越过某些技术跳跃式发展。技术领域的革命性进步会导致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的重新调整。

1. 环境危机

引起严重环境危机的种种问题也会增加未来的不稳定性。自然灾害和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可以破坏一个地区的经济，使当地民众逃离本国，沦为难民。人为的危机也会导致紧张局势。跨国性环境污染会在各地区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紧张局势。此外，保护或安全控制核化设施，也可能引发基于环境和政治考虑旨在保护核化武器和工厂的军事行动。

1. 信息技术

通信和信息手段的广泛运用，将引起文化和政治意识的空前提高。共享信息的控制通信媒介的能力，将对老牌机构的权威性和诸如“主权”等概念的含义提出挑战。然而，信息扩散也有其两面性，通过操纵宣传媒体来控制公众舆论既可为政府所用，也可为非国家集团所用。在获取包括外来文化在内的信息时，如果没有鉴别机制对其加以说明，很可能成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美国的四点结论

美国人认为，面对冷战后动荡不安的国际安全环境，美国必须坚持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在今后 10 年内，没有一个强国，包括日本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在内，有足够的实力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能力领导世界建立一个新的安全秩序。

第二，国际关系中领导力量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国际格局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大国分布的机械结果，它是由大国和战胜国的首脑们确定的，也是由这

些首脑们破坏的。那种以为存在霸权国家就能维持国际秩序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三，美国所规划的世界新秩序的预期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可能导致战争的新问题的预见能力，在战争爆发前就要预见到战争苗头并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制止，通过控制战争爆发来消除全部战争根源显然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有些地区是美国鞭长莫及的，有些对美国并无大的利害关系不值得卷入其中。然而，保持对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战争的预见力是极其重要的。

第四，军事力量是维护世界新秩序所必需的。军事力量的任务和用途经常变化，已不是冷战时期所熟悉的内容，然而不论是对世界秩序、国际安全还是经济繁荣，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都没有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