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关于新军事革命的几点规律性认识

美国认为，正在到来的新军事革命是在以前的军事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军事革命是过去的军事革命的延续。注重研究和吸取历史上几次军事革命的经验教训，将为新军事革命的实施提供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借鉴。他们在分析历次军事革命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若干带规律性的认识。

军事理论和组织体制的发展往往滞后于军事技术的发展。

··军事技术、军事理论和组织体制是军事革命的三个基本内容，只有

三者都发生根本变化时军事革命才能发生。然而三者的发展并不同步，一般情况下，军事理论和组织体制的发展滞后于军事技术的发展，阻碍军队战斗力有重大提高的主要原因一般不是忽略了技术上的变化，而是未能创立新的作战理论和建立新的编制体制。没有相应的理论和组织上的变化，新技术无论具有怎样的突破性威力也不会对战场有重大的影响。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中的惰性妨碍了人们对军事变革所带来影响的充分认识，从而推迟了创新性理论的出现、新的编制体制的提出以及新军事理论和武器装备的有效结合。从军事技术、军事理论和组织体制三方面来讲，军事技术革命的重点侧重于军事技术即“硬件”的革新与发展，而军事革命的重点更多地侧重于军事理论和组织体制“软件”的变革上。有时对军队战略战术和编制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而对武器装备只作适度改进就能促使战争面貌发生革命性变化，拿破仑战争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与此相反，固守旧的组织体制和军事理论的一方即便获得了新的技术装备，也不会有革命性运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将坦克作为活动的火力点。军队只有在与过时的组织体制和作战思想彻底决裂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新技术装备的革命性潜力。

对新的技术改进和战术措施的革命性潜力缺乏准确的预见。总的情况是过低或过高估计新生事物的潜力，而要形成正确的判断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屡见不鲜；克里木战争和美国内战中，战争双方低估了火器改进带来的杀伤潜力，忽视了掘壕设防和布设障碍物等战术措施的改进对进攻的影响。面对改进了的线膛枪、火炮和散兵壕，仍继续沿用老式滑膛枪时代的纵队进攻战术，结果损失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枪已成为普遍使用的武器，但欧洲各国的作战理论并没有指出机枪对作战的影响，
更没有看到机枪对在开阔地集结的大部队所造成的重大威胁。实际上从机枪的发明到欧美国家认识到这种武器对战争的影响，前后经历了约 30 年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康布雷战役更能说明问题。1917 年 11 月，英国为了打破西线的僵持状态，在康布雷使用了大量的飞机和坦克，井用无线电通信协调诸军兵种的行动。英军以大约 500 辆坦克作为先头突击部队实施进攻，几

个小时内就在 12 公里宽的正面上突破德军防线达 10 公里之深。这一结果大大出乎英军意料之外，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制定出利用这一成果的计划。再加上新的技术装备还不成熟，如许多坦克发生故障，飞机载弹量有限，无线电作用距离短、外型笨重和可靠性差等，英军把在康布雷战役中出现的绝好战机丧失了，未能把战术突破发展为战役突破。过高估价新武器和新战法的例子也很多，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双方都过高估计了火炮对突破堑壕式防御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又过高估计了战略轰炸的作用；战后曾经一度有人认为，鱼雷快艇的出现将使大型舰只无法生存，聚能破甲弹的使用将使坦克从战场上消失，攻击潜艇的大量使用，将使水面舰只失去作用，地空导弹的出现将使飞机无用武之地，等等。这些观点都因过高估计某种武器的作用而走向极端。

在一场军事革命中始终保持优势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在军事革命的初始阶段，还可能把优势地位维持较长一段时间，其后在一场军事革命中保持优势地位的时间出现了越来越短的趋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军事革命中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独享“垄断权”。而在军事革命的初期处于优势地位，后来却落后了的军队却比比皆是。19
世纪后期，法国在潜艇的研制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运

用潜艇的却是德国海军。本世纪初，美国处于航空技术的最前沿，但到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飞机比许多欧洲国家要落后许多。苏联在设计 T—34 坦克的过程中，吸收了美国 20 年代坦克设计的若干优点，使 T—34 坦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力最大的坦克之一，而美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装备的却是性能较差的谢尔曼坦克。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军事革命中的优势地位虽然短暂，但在战争初期却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拿破仑战争中新型的法军和二战中德军的闪击战向世人证明了军事革命中优势地位的巨大威力。

军事革命是通过军事改革的形式逐步实现的。军事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就从一种军事制度转变为另一种军事制度，而是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

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使作战的特点发生即便不是根本性的至少也是引人注目的变化，军事革命从宏观上看是一场革命，从微观上看则是一系列改革；从一个历史时期看是革命，从各个历史阶段看则是改革；从战略上看是一场革命，从战役战术上看则是一连串改革。正如水只有在温度降到摄氏 0 度时才可能转变成冰一样，只有当技术进步和作战领域的创新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某个关节点时，以前的观念才会过时，并要求对一些普遍接受的基本理论和战斗力标准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军队要么很快去适应它，要么就得听凭命运把自己放到严重不利的竞争地位上。从一种军事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军事制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限，一般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如海战革命中，从木制帆桨战船过渡到集钢壳、蒸气发动机和巨炮为一身的军舰，大约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从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到弹道导弹投掷系统装备部队并出现相应的作战理论和编制体制，大约花了 15 年的时间。军事制度转换的快慢不仅取决于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军事理论和组织体制变化的速度，还取决于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他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军事革命的发生、发展直至完成与战争的关系不大。与人们的直觉或许相反，军事上的革命性变革不是在战时发生的。尽管变革的事实可能在实战中表现得最明显最充分，但历史上最深刻的军事革命都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在和平时期，由于需要更有效地使用紧缩的资源和适应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或由于认识到当时的新发明和新技术可能对军事产生的影响，各国军队都致力于革新。长期的和平能为试验提供时间和资源。同样重要的是，和平时期如果作出错误的抉择，其风险也最小。虽然军事革命的成果最终要经历战争的检验，但并非军事领域所有大的变革都需经过一场战争来加以确认。从木帆船到铁甲舰并没有经过战争考验，各国就普遍接受了这一转变；

50 年代美苏大量装备核武器后，并未发生过核战争，但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竞争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样，战争也不能保证各国军队都能认识到或利用一次军事革命的成果，或者理解军事革命的所有方面。这方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潜艇就显示出了战略上的巨大作用，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海军大国仍未对潜艇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在波兰的行动向全世界发出闪击战具有怎样强大的威力的信息，法国却仍固执己见，抵制创新，结果铸成大错。
作为军事革命基础的技术常常是由非军事部门首先开发，却最先用于军事领域的。14

世纪初，人们用为教堂铸钟的方法浇铸火炮，从而推动了炮兵建设上的革命。美国军事理论家布罗迪曾指出：“当时铸工的任务是为教

堂铸钟，用钟来传递永久和平的信息，但他们无意中却为发现人类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作出了贡献”。其他明显的例子还有，铁路和电报的发展为陆战革命的实现作出了贡献；民用汽车和飞机工业的兴起，导致了两次大战间军事革命的发生。过去两个世纪中，几乎所有军事技术上的革命从真正意义上来说都是产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副产品，产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在现代西方历史中始终处在中心位置上。在信息社会里，这一趋势将体现得更为明显。信息技术使具有军事应用潜力的民用技术和产品增多了，技术和产品的多样性将导致武器的多样性。正如一位美国的防务分析家所说：“未来的军队将在民用技术的海洋里游泳”。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上将指出：“每种技术加速发展的中心一般都在商业部门，而不是在国防部门。我们能否加速部署由多系统组成的大系统（我们未来军事优势的基础），取决于我们利用现有国防实验室和研究基础设施之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