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美国的军事革命
第三章 美国对新军事革命的认识 一、美国的新军事革命热及其形成原因
海湾战争之后,在美国军事界乃至整个防务圈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新军事革命的热烈讨论,军事革命的理论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 6 位高级研究员、数位客座研究员,以及 75 位访问学
者,在 1993 年用了 6 个月时间撰写出版了一本《军事技术革命》的专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威廉·E·奥多姆同年也撰写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的军事革命》的专著。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纷纷撰文发表见解,提出了诸如“21 世纪战争”、“21 世纪战场”、“21 世纪陆军”、 “21 世纪空军”、“2000 年的海军”、“数字化部队”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构想。美国的一些学术部门也先后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军事革命的研讨会,如 1994 年 4 月,美陆军军事
学院召开了以“军事革命一界定 21 世纪陆军”为主题的第五届战略讨论会;
1995 年 4 月,美国防部国防预算规划中心召开的题为“军事革命:机遇与风险”的研讨会;5 月,美国国防大学又主持召开了“信息战”学术研讨会, 会议专门请了《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夫妇作主报告。
在这场新军事革命热潮中,美国不仅限于理论上的探讨,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
1992 年 5 月,美军建立了 6 个战斗实验室,对未来作战可能发生变化的诸方面进行试验与探索,检验正在不断出现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技术。这6 个战斗实验室是:弗吉尼亚州门罗堡的早期进入战斗实验室;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乘车作战实验室;佐治亚州本宁堡的徒步作战实验室;俄克拉荷马州西尔堡的全纵深作战实验室;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作战指挥实验室和弗吉尼亚州李堡的战斗勤务支援实验室。
1994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批准成立了以负责采办和技术的国防部副部长多伊奇(现名卡明斯基)领导的军事革命高级指导委员会,领导和监督全军的军事革命研究工作。该委员会成员由国防部办公厅、参联会和各军种代表组成。下设五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它们是:由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共同主持的第一特别工作组,负责合成兵种机动;由海军和空军共同主持的第二特别工作组,负责纵深打击;由国防部办公厅主持的第三特别工作组,负责低强度冲突;由国防部办公厅主持的第四特别工作组,负责长期创新制度化; 由海军和陆战队共同主持的第五工作组,负责海军前沿作战及对危机的防范与反应。这五个工作小组将进行为期 2 至 3 年的研究。第一阶段收集数据,
界定 2005 至 2015 年的防务环境,确认最有希望的技术或作战构想;第二阶段根据第一阶段所确认的能力和构想对作战的潜在影响作出评估;第三阶段写出研究报告。
1994 年 1 月,美军成立了“数字化工作组”、“数字化办公室”,着手建立“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实施代号为“路易斯安娜”的模拟演习,进行联合精确打击试验、作战指挥试验、早期进入战区的部队的编组和武器配备试验,数字通信和夜战装备试验等。并且计划 1996 年建立一个数字化旅,1997 年建立一个数字化师,1998 年建立第二个师,1999 年建立一
个完全的数字化军,2010 年陆军全部实现数字化。
1994 年 2 月,美陆军在奥兰多举行了一次有 600 多名现役将军及专家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专题讨论如何打赢信息战的问题。其中包括筹划建立战场“信息高速公路”,即在战区内组成由通信情报网络、计算机、战场数据库以及各种用户终端等组成的综合信息网络,这个网络能提供声、图、文信息和共同数据库,并能及时反映部队在战场上运动变化的图像。
1994 年 3 月,美陆军为协调其对现代化信息系统技术的利用而组建了一支数字化特遣部队,目的是为战场数字化提出要求,制定试验计划,确定其基本结构,并为 1994 年夏成立的陆军独立的数字化办公室奠定基础。该特遣队由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条令专家、战斗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和器材司令部的采办专业人员组成,部队指挥官由约瑟夫·沃德准将担任。美陆军的信息系统技术工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战场方面,尤其是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这一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其他一些领域,如逻辑管理、模拟与训练等也将产生影响。
1994 年 4 月,美陆军在国家训练中心举行的“沙漠铁锤”对抗演习中,
对数字化部队初步进行了战场实验,参加演习的美步兵第 24 师第 3 旅和 1
个航空兵旅的作战车辆和直升机上共装备了 2000 余部增强型定位报告系统终端。部队单兵也装备了便携式数字通信机。这种系统是一种数字化网络, 它与现行装备的 AN—MPQ—64 地面传感雷达以及各种作战车辆和飞机联网, 可以使指挥官通过一个终端随时掌握敌我双方的准确位置,对部队实施全面的指挥与控制。同时,它还向部队人员和各种作战平台传输敌方目标的实时数据以便对其实施准确、迅速的打击。
1994 年 5 月,美国防大学校长称,今天的军队领导人必须熟悉新技术装备,了解新技术装备在信息世界中的作用和局限性,学会创造性地运用新技术。为此,美国防大学将正式成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信息战与战略学校,并由信息管理学院建立信息战学科,为高级军官和地方领导人开设以信息战为主的课程。这种课程类似于高级军种学院目前开设的课程,但其授课的方式将很独特。在新开的课程中,不仅从“信息”的角度教授传统课,而且还设置非传统科目,使未来的军人具备先进技术应用方面的基础知识。据报道, 1994 年 8 月 15 日,第一期 16 名学员正式开课,另外,西点军校也开设了信息战争和信息管理课程。
1995 年四五月份,美国国防部上述军事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五个小组先后向国防部副部长卡明斯基和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海军上将汇报了一年来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将在制定 1998 财年的国防预算时开始发挥作用。目前,美国防部成立的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指导委员会正在领导一项称为“信息大系统”的研究,试图通过此项研究,确定未来信息战模式,用以指导未来战场上大量使用的通信、情报、监视和探测系统的研制和部署。该委员会建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由军事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的技术专家组成,另一个小组则由信息技术用户的军事专家组成。两个小组将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发展对战场的影响、未来信息战的作战模式和可能引起的组织机构上的变化。通过综合两个小组的研究成果形成对未来信息战场的整体描述。
总之,美国在军事领域的革命虽然才开始不久,但是势头很猛,很快就在全军范围,乃至整个国防圈内形成了一场军事革命热,并且显现出以下几
个特点:一是军内外重视。美国国防部、各军种、军事院校等都开展了军事革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并成立了相应的研究与试验中心。此外,军外组织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航空航天协会、国防科学委员会、电子工业协会等也积极参加军事革命的研究工作。二是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试验相结合。近年来,美国不仅发表了有关军事革命的大量研究论文和专著,召开了一系列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研讨会和学术讲座,而且充分利用现代科研手段,采用建模和模拟技术,在新观念的指导下试验部队的编组和战法。三是强调从实际出发。美国坚持从分析判断美国当前所处的战略环境入手,结合美军建设的实际和对未来的预测,提出实施军事革命的一系列理论构想、改革军队的组织体制的方案、新战法以及武器装备发展的规划等。在美国之所以形成这场军事革命热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原因。
第一,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人认为,信息时代正在改变着军事, 并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方式。信息时代将引发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正如 15
世纪的火炮和过去 150 年工业时代的机械引起革命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的技术发展经历了军事工程革命、军事传感革命和军事通信革命三个阶段。军事工程革命始于二战期间,止于 80 年代,它带来了各种武器、武
器平台和军事硬件的变革;军事传感革命始于 70 年代初,导致了由计算机控制的传感器材和武器控制系统的出现,提高了单个平台进行数据处理和对武器实施遥控的能力,并扩大了其功能。军事通信革命始于 70 年代末,提高了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能力和军队的训练水平。目前,军事工程革命已经结束,军事技术革命正处于军事传感革命和通信革命阶段,即军事信息革命阶段。军事技术发展到今天,主战武器的射程、速度和杀伤力等技术指标已接近或达到物理极限。例如,在武器的射程方面,随着洲际导弹、航空母舰、潜艇、远程轰炸机的问世,武器能够打击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的目标;在速度方面,激光武器以可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光速)拦截来袭的导弹。在杀伤力方面,自工业革命以来,常规武器的杀伤力提高了几个数量级,核武器的杀伤力可毁灭地球多次。总之,军事发展中三条不同的线条在历史的同一时期(最近半个世纪)都达到了极限。工业时代的战争己发展到极端矛盾的地步,旨在提高武器射程、速度、杀伤力的军事竞赛已达到了极限。要继续提高武器的性能,就必须另辟溪径,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总体力量综合, 使各种武器平台的作战效能成倍地提高。军事技术上的革命性变化,使现代战争较之以往的战争呈现出许多明显不同的特点,引起了战争领域的深刻革命。
第二,实现美国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美国失去了最主要的对手——苏联,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将具有向美国挑战的能力。繁荣美国经济,拥有一支能够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应付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不测事件的军事力量,以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冷战后的国家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首先要解决的矛盾就是:繁荣经济,扭转国内经济持续下降的状况,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压缩财政开支,缩减军费;而拥有全球性军事力量通常又必须有庞大的军事预算作支撑。美国认为,实施军事革命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军事革命的成果可以使美军在缩减军费,裁减员额、减少海
外基地的情况下,作战能力仍获得成倍的提高,使美国的军事政策从军费预算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站在军事革命前沿和制高点的国家,如同核时代一些核大国拥有核战争威慑手段一样,将掌握新的战争方式,拥有新的战争威慑手段。发生危机时,军事优势可为国家指挥当局提供各种选择的方案,可将大批美军士兵投送到危机地区,保证对危机及时反应和快速干预。发生战争时,军事优势可保证关键性战局的胜利,促使事态朝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第三,美军任务调整的客观要求。美国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的威胁已不再单一和明确。冷战时期的那种全球性威胁日趋减小,但在世界任何地区爆发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却比冷战时期大,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将更加多样、更为复杂和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美国的武装力量不仅仍要保持有能力应付全球性威胁可能以某种形式再度出现,而且要具备在世界任何地区应付大规模地区性战争,包括使用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战争的能力,还要有能力进行诸如维持和平、强制实现和平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一系列准战争军事行动。这就要求美军具有比冷战时期更高的适应能力和快速敏捷的反应能力。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军事革命是获得上述能力的最好途径。
第四,海湾战争的启示,美军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海湾战争,作战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两场战争在作战方式上的主要差别正是由军事革命促成的,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成功实践,引人注目地显示了军事革命的巨大威力,也使美军对军事革命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成功,除了政治原因外,纯军事方面的原因就是美军在“沙漠盾牌”行动和“沙漠风暴”行动中运用了高技术武器,从而使战争具有了信息时代的某些特征,而伊军却仍然停留在二战的模式中。伊拉克为工业时代的战争作好了准备,但面对的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实施的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相结合的战争,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海湾战争的经验证明,发展先进的崭新的武器装备,同时对军事理论和部队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将能显著提高美军的作战效能,在未来的战争和非战争行动中以小的代价迅速达成预定目标。
第五,国际国内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 国际国内反战力量不断增长,世界上裁军呼声越来越高,民众对战争的承受力下降,特别是对人员伤亡和附带损伤极为敏感。军事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高精度和最有效的杀伤,这将大大减少伤亡和政治影响,控制军事力量的使用力政治目的服务,使决策者得以灵活地综合使用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达成战略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