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军事革命的形成因素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及北约的一些军事理论家们发表过不少文章，有些文章的论述相当系统。他们的观点本书在前一部分的有关章节中已有介绍。相比之下，至今尚未见到俄罗斯人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文章。不过，在他们关于新军事革命或未来战争的文章和著作中，不少人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况且，在 80 年代或更早一些时候，前苏联军事理论家们曾经发表了大量研究军事革命的文章和专著，对有关军事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关于新军事革命形成因素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对武器的因素或军事理论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与今天俄罗斯军事专家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总的来看，俄军认为，军事领域的革命的形成是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的进步、军事理论的推动、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等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在到来的这场新军事革命更是这样。

武器装备技术的根本进步

俄军研究新军事革命的代表人物、著名军事理论家沃罗比约夫等人指出，导致军事领域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武器装备技术的进步。例如，本世纪 30 年代，坦克、摩托化运输工具、移动无线电设备和军用飞机大量装备部队引发了一场军事革命；60 年代，核技术的发展和导弹技术在战场上的使用，又导致了一场军事革命；目前，精确制导武器、情报支援系统正在有机结合，

构成新一代作战系统，这无疑将导致战争面貌和作战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引起军事领域从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到作战理论、军事学术等各个层面的又一次革命。俄军界普遍认为，目前军事已进入一个重大变化时期。这首先是由军队装备了精确制导武器所引起的。他们认为，精确制导武器既可对目标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从而使战争进程大大加快，保持庞大军队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又可避免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它是军事技术思想的最高体现，是这次新军事革命的核心动力。俄军事专家上述关于武器装备技术进步对军事革命的决定性影响的看法同前苏联军事理论家们的观点完全相同。如前苏联著名军事理论家巴宾说，武装部队的发展提供了许多例证，说明作战方式的变革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如工业的发展为大国的武装部队提供了种种新军事技术，而这些新技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作战方式上的变革。奥加尔科夫元帅也有不少这一方面的精彩论述。他说，13 世纪火药和火器的发明，19 世纪线膛武器的发明与应用，都引起了作战方式、军队组只体制的巨大变化，导致了军事领域的深刻革命。在当代，核武器的制成，电子设备的飞速发展，新物理原理武器的研制，以及常规武器质量的普遍改进，又导致军事上发生了真正革命性的变革。它影响到军事的各个方面，首先影响到作战样式和方法的发展与完善，因而也影响到各军兵种的组织体制，影响到武器系统和指挥机构的完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加尔科夫在探讨武器装备技术的根本性进步对军事革命的决定性影响时，提出了衡量武器技术发生根本性进步的两个标志：一是对原有武器的全盘否定，即完全脱离原有的基础，在崭新的基础上形成新质武器。例如，滑膛武器在欧洲出现于 14 世纪，

并且一直存在了几百年。到 19 世纪，人们制成了线膛武器。因为线膛武器有更高的战斗性能，所以几乎把滑膛武器排挤掉了，也就是说一种武器否定了另一种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战后，火箭炮、反坦克导弹、各型火箭等无身管武器又开始代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排挤线膛武器。又如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之上的速射自动武器、飞机和坦克的迅速发展，使得骑兵的作用迅速下降，最终导致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寿终正寝。二是新武器的大量装备。新式武器装备的制成，必将导致军事行动实施方法的相应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绝不是新式武器一出现立即就会发生，而是只有当新式兵器大量应用，以至于必不可兔地促使事物成为新的质量状态的时候才能发生。如在 50 年代中期，当核武器的数量有限，而它的基本运载工具还是飞机的时候，人们仅仅把它看作是增强火力的手段，尽量让它去适应原来的作战方法，主要是战略性轰炸的作战方法；所以，在完成作战任务时，直接在战场作战的军队仍然起主要作用。后来，不同威力的核武器迅速增加，并且广泛装备各军兵种，同时又制成了导弹（包括洲际导弹），作为核武器的运载工具。于是人们根本改变了对核武器作用的看法，改变了对各个军种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行动实施方法的原有观点。

军事理论的牵引和驱导

俄军理论界虽然肯定武器装备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军事革命归根到底的制约因素，但同时指出，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军事革命是十分复杂的，规定军事革命方向的还有诸多其他的因素。其中，军事理论的发展就对军事革命的发展方向起着巨大的牵引和驱导作用。如核战争理论最终得出结论：核武器的战场是整个地球，包括海洋、大气层和外层空间。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由于这种战争可造成灾难性后果，它几乎不可能发生。核理论的上述发展无

疑对新一代武器发展设想或未来战争的筹划起着巨大的、潜在的导向作用。诸如常规精确制导武器、新物理原理武器、第三代核武器等代表这次新军事革命本质的新一代武器的出现，都显示了理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这些武器的研制设计几乎都潜含着一个基本思路，那就是使战争最终走出核困境，把战争对人类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使战争朝着“文明战”“智能战”方向发展。

俄罗斯军事理论家们的上述观点，同样反映出前苏联军界极为重视理论的作用这一传统。

1978 年出版的苏军军官丛书《科学技术进步与军事上的革命》一书中就十分明确地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书中指出：“在研究新式武器对作战方法的影响时，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面，即作战方法的发展对武器装备、对其战术技术诸元的改进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就好象是对武器装备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订单一样”。苏军理论界强调理论在军事技术进步上的作用，不仅仅只是认为理论对新技术新武器的产生有牵引、驱导作用，而且认为理论对已经产生出来的新技术、新武器得以真正发挥出效能，从而最终实现作战方式乃至整个军事上的变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一般来说，作战方法几乎总是落后于新武器的作战能力。所以，正确理论的驱导，可以使人们迅速准确估计新技术在军事上的作用。他们举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例子：当时，坦克、飞机作为新式兵器已经出现在战场上。富勒提出了“坦克制胜论”，杜黑提出了“空军制胜论”。但由于他们并没有深刻认识新武器的真正本质，没有看清那些正在发展中的、完全不同于上次战争的未来战争的新性质，仍被束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维模式中，因而提出的理论是片面的、公式化的，当然不可能指导新武器去实施新型战争。而苏联理论界则深入分析了新式兵器和军事发展的趋势，因而提出了“在新式兵器的影响下，新的世界大战不可能是速决战，而是一场持久战，要求动员国家的各种人力和物力”的预言，并创造出大纵深战役理论，即以装备了新技术兵器的大量军队实施积极进攻的新战法。由上可见，无论是今天的俄罗斯军界，还是前苏联的军事理论家们都认为，技术变革虽然是引起作战方式乃至整个军事上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理论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能使人们及早判明新技术的军事用途，并使作战方法尽快适应新武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俄罗斯在今天的世界新军事革命中虽然承认他们的某些军事技术领域的落后，但对他们在发展新作战理论和变革组织体制方面可能具有的优势保持信心。他们认为新军事革命的最终优势将会在大胆创新军事思想的人一边。

国际形势的新发展

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部分的军事革命构成要素中所讲的，俄罗斯（前苏联）人认为，军事上的革命不仅仅只是武器装备技术的根本性进步和军事理论发展的结果，也不单单是军事领域各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它们都要不同程度地同时受到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形势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因此，任何军事革命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在发生的这场军事革命，首先就与世界政治军事形势的剧变紧密相关。俄军事理论家们指出，冷战的结束，世界两大敌对阵营的不复存在，使世界从严重对峙的两极格局走向竞争与合作的多元化构架。特别是核武器足以将地球摧毁数次的巨大毁灭性正在使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尽管国际上矛盾重重，但是人类生存这一全人类的利益将迫使各国理智地限制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世

界大战的危险性日益减小，全球性大战的直接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随着以意识形态划界的两极体制的消亡，世界各国纷纷转力“以本国利益至上”来处理国家问关系，从而使国家间的敌友关系处于一种模糊不定的动态之中。地区矛盾也逐渐突出出来，一些新的地区主导国竟相构筑自己的“引力”，争取自己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新位置。其他一些经济、民族、宗教、资源矛盾也日益突出出来。所有这些，导致了新的世界政治军事形势。地区性冲突印局部战争的增多趋势就是新特点之一。当前这场新军事革命所显示出来的限制战争范围、控制战争毁伤、减轻危险的生态后果的发展方向，都与世界政治军事形势的上述变化密切相关。前苏军副总参谋长加列耶夫大将则更直接地将正在到来的军事领域的巨变称为“反核战争的军事革命。”

他们同时认为，制约新军事革命朝上述方向发展的还有世界科技经济进步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总趋势。全球的信息革命和经济区域化、国际化趋势，使世界日益联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整体，全球迅速增长的科技、经济进步，也使各国的注意力从军事转向经济，所有这些也都将影响军事革命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