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出口补贴和进口禁令

谷物输出的补贴会降低谷物对国外消费者的价格，但不会长期影响其国内市场价格。

假定为了提供资本的一般普通利润，英国谷物在英国每夸特要卖四镑， 那它就不能输出到售价每夸特三镑十五先令的国家去。但如果出口谷物每夸特补贴十先令，它就能在国外市场上以三镑十先令的价格出售。因之，种植者无论是以三镑十先令的价格在国外市场上出售，还是以四镑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出售都能得到相等的利润。

因此，一种补贴如果使英国谷物在外国的价格低于该国的生产成本，它自然就会增加英国谷物的需求并减少其本国谷物的需求。英国谷物需求的这种增加在一定期间内必会提高国内市场价格，并且在这一时期内也会使其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格不致跌到这种补贴所将造成的程度。不过这种影响英国谷物市场价格的原因决不会影响其自然价格或实际生产成本。种植谷物既不需要更多的劳动，也不需要更多的资本。因之，农场主的资本利润以前如果只等于其他行业的资本利润，现在在谷物价格上涨之后就一定会高得多。由于提高了农场主资本的利润，这种补贴便可以对农业起促进作用，使资本从制造业中撤出，改投在土地上，一直到国外市场上扩大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为止。这时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便会回跌到自然和必然的价格上，利润将恢复一般惯有的水平。谷物供给的增加对外国市场发生作用时，也会使输入国的谷物价格跌落，并从而把输出商的利润率限制到使他刚刚能够进行这种贸易的最低限度。

因此，谷物出口补贴的最后影响不是提高或降低国内市场价格，而是降低谷物对国外消费者的价格。如果国外市场的谷物价格以往并不比国内市场低，那么降低的程度就会等于全部补贴。如果国内市场价格本来比国外市场高，那么降低的程度就会较小。

一个作者在《爱丁堡评论》①第五卷上讨论了谷物出口补贴的问题。清楚地指出了补贴对国内外需求的影响。他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补贴必然会促进输出国的农业；但他似乎也犯了那种使斯密博士·和(我相信)大多数这方面的作家误入歧途的共通错误。他认为谷物价格既然最后会决定工资，所以就会决定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他说补贴“由于提高农业利润，所以便会发生促进农业的作用；同时由于会提高谷物对国内消费者的价格，所以便会暂时降低国内消费者购买这种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因而使他们的实际财富减少。但后一种影响显然只是暂时的。因为劳动消费者的工资原先是由竞争决定的，现在这同一原理又将通过把劳动的货币价格并因之把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提高到与谷物的货币价格相平的程度，而使工资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所以输出补贴最后会提高谷物在国内市场上的货币价格；但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国外市场需求的增大，以及因此而来的国内的实际价格的提高，然后才实

① 亚当·斯密说：“商品和劳动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差别不是单纯的思维问题，有时在实践上也有很大用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劳动和商品的实际价格不能根据它们用货物（即亚当·斯密的实际尺度） 表示的价格来确定，就如同不能根据它们用金银（即亚当·斯密的名义尺度）表示的价格来确定一样。劳动者只有在工资能购买大量劳动的产品时，其劳动才算得到真正高昂的价格。

•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5 章；坎南版：第 l

  卷，第 35 页。

现的。货币价格的这种上涨一经影响到其他各种商品，自然就会固定下来。”

②

不过，如果我已经证明使商品价格上涨的不是劳动的货币工资的上涨， 而这种货币工资的上涨总会影响利润，那么我们就可以作出推论说，商品的价格不会因为补贴而上涨。

但是由于国外需求增加而产生的谷物价格暂时上涨，对于劳动的货币价格①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谷物腾贵是由于对于以往专属国内市场的供给量发生了竞争而引起的。提高利润会使人们对农业增投资本，于是就可以取得更多的供给量。但在取得更多的供给量以前，要使消费与供给相适应，高昂的价格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高昂的价格会为工资上涨所抵销。谷物腾贵是谷物稀少的结果，也是减少国内购买者的需求的手段。如果工资上涨，竞争就会加剧，谷物价格也就必须进一步上涨。关于补贴影响的这种说明中，并未假定出现什么可以提高最后决定谷物市场价格的谷物自然价格的因素。因为我们并没有假定需要在土地上增加一定量的劳动才能保证一定的产量。但能提高谷物自然价格的却唯有这种追加劳动量。如果毛呢的自然价格为每码二十先令，国外需求激增之后可能把它的价格提高到二十五先令或更高，但毛呢织造业者这时所取得的利润一定会把资本吸引到这方面来，需求虽然二倍、三倍以至四倍于前，供给终归是可以取得的，毛呢仍会降低到二十先令的自然价格上去。因此，在谷物的供给方面，我们每年无论输出二十万夸特、三十万夸特，抑或是八十万夸特，它最后总是会按自然价格生产。除非是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有变化，否则这种自然价格决不会发生变动。

在亚当·斯密那一部实至名归的著作中，结论最可能遭到反对的部分也许就是关于补贴的那一章。①首先，他说谷物这种商品的产量不可能由于出口补贴而增加；他始终以为这种补贴只会对实际已经生产的数量发生作用，而不会刺激进一步的生产。他说：“在丰收年成里，由于有特大的输出，所以便会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保持高于自然应跌落到的价格。在歉收的年成里，补贴虽往往停止，但它在丰年所造成的大量输出仍多少会使一年的丰收不能补助另一年的歉收。因此，不论是在丰收年里还是在歉收年里，补贴必然会使谷物在国内市场上的货币价格多少要比没有补贴时高一些。”① ①

② 萨伊先生在他的著作第 1 卷第 108 页上推论说：现在白银的价值和在路易十四时代相同，“因为等量白银可购买等量谷物。”

① 关于不变的价值尺度的这些看法，在第三版中应当有所修改以符合第 1 章中所做的改动；参阅本书第 12

页，脚注(3)及第 1 章第 4 节。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5 章；坎南版，第 1 卷，第 32 页。

① 劳德戴尔：《公共财富的性质和来源以及增加公共财富的方法和原因的研究》，1804 年爱丁堡出版，第

44 页。

① 第一、二版无本文中的以下的五段（截至第 242 页），而作：“在我看来，萨伊在其杰作的第一章所做的关于财富与价值的定义似乎特别不适宜。以下是他的推理的大意。他说，财富只是由本身具有价值的东西构成的，财富所由构成的各种价值的总量大，财富量就大。总量小就小。具有相等价值的两种物品就是等量的财富。如果一般都承认两者可以互相自由交换，其价值就相等，如果人类赋与某物以价值，那是由于它具有可以应用的用途。某些东西所具有的这种满足人类各种需要的机能，我称之为效用。创造具有任何一种价值的物品就是创造财富，因为物品的效用是其价值的最根本的基础，而构成财富的却正是物品的价值。但我们不能创造物品，我们只能把物质改造为另一种形式——我们可以赋与它以效用。因此，生产

亚当·斯密似乎完全认识到他的说法是否正确，完全要取决于“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使这种商品对于农场主更为有利时，是否必然会促进其生产。”

他说：“我的答复是，如果补贴的结果是提高谷物的实际价格，或使衣场主能以等量谷物按照当地其他劳动者一般的生活状况(无论是优裕、中常、还是寒苦)维持更多的劳动者，情形就会是这样。”①

如果劳动者只消费谷物，如果他所得到的份额已经是维持生活所必要的最低额，我们就有理由假定付给劳动者的数量在任何情形下都无法再减。但在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时，劳动的货币工资有时会完全不增加，而且从来也不会按比例增加。因为谷物虽然是劳动者消费品中的主要部分，但却只是一部分。假定他的工资一半用在谷物上，一半用在价格没有增加的肥皂、蜡烛、燃料、茶、糖、衣服等商品上，那么十分明显，庄谷物每蒲式耳八先令的时候，他得到二蒲式耳谷物或十六先令，和在谷物每蒲式耳十六先令的时候， 他得到一蒲式耳又二分之一谷物或二十四先令，是完全一样的。谷物价格虽然上涨了百分之百，但工资却只土涨百分之五十。这时候，如果其他行业的利润依旧不变，人们就会有足够的动机把资本转投在土地上。但这种工资上涨也会使制造业者撤出制造业中的资本，将其转投于土地。因为农场主将商品价格提高百分之百而所付工资却只提高百分之五十时，制造业者所付的工资也不得不提高百分之五十，但却不能从制造品价格上涨中为这一份增加的生产成本取得任何补偿。于是资本就会离开制造业而流入农业，直到供给增加，使谷物价格减至每蒲式耳八先令，工资降至每星期十六先令时为止。到那时，制造业者就会和农场主获得同等的利润，资本也会不再向任何方面流动。事实上，这就是谷物种植总会得到扩展和市场上新增的需求总会得到供给的方式。维持劳动的基金增加后，工资就会增加。劳动者的舒适生活导使他们结婚，于是人口随之增加，谷物的需求将使谷物价格和其他物品相对而言有所提高。这时把更多的资本投在农业上都可以有利可图，资本会继续流入农业，直至供给与需求相等为止。那时，价格便会回跌，农业和制造业的利润又会处于同一水平。

但是，在谷物价格提高后，工资究竟是不变，微增，还是大涨，对于这

便是效用的创造而不是物质的创造，它是由来自所生产物品的效用的价值来衡量的。任何物品的效用，根据一般评价，是由它所能交换的其他商品量来表示的。这种估价起源于社会所形成的一般估计，构成亚当·斯密所谓的交换价值，杜阁所谓的可估定价值以及我们可以更简单地称之为价值的东西。“以上就是萨伊先生的意见。但他在叙述价值与财富时把亚当·斯密所谓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应当永远分开的东西混在一起了。如果由于使用一种改良的机器我可以用等量的劳动制出两双袜子而不止一双，我并没有损及一双袜子的效用，虽然把它的价值减少了。因此，如果我所具有的衣服、鞋、袜以及一切其他物品的数量还和以前完全一样，那么我所具有的有用物品的数量就会完全相同。因之，如果效用是财富的尺度的话，

我就会和原先一样富有。但我所具有的价值量却要减少，因为我的袜子的价值只剩下原先的一半了。所以， 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如果我们问萨伊先生财富是怎样构成的，他告诉我们说是由于占有具有价值的物品。如果我们接着问他所谓的价值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物品的价值与其效用成正比。如果我们再请他解释一下用什么方法来评价物品的效用，他回答说用它们的价值。这样说来，价值的尺度是效用，而效用的尺度又是价值。”这里引证的是萨伊， 《政治经济学》1814 年第二版。本书正文内所引的是 1819 年第四版。

① 应作第 457 页。

一同题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制造业者和农场主都同样要支付工资；因此，在这一方面，他们必然同样受到谷物价格上涨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利润所受的影响却是不一致的，因为农场主将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而制造业者售卖商品的价格却是依旧未变。然而总是因为利润不均等，资本才从这一行业转向另一行业。因此，谷物产量会增加、工业制造品的产量会减少。但制造品的价格却不会因产量减少而腾贵，因为其供给可以由输出谷物取得。一种补贴，如果说它会提高谷物价格的话，它要不是相对于其他商品的

价格而言提高谷物的价格，便是根本不提高。如果确实会提高的话，我们就无法否认农场主的利润会增加，并会产生促使资本移转的诱因，直到谷物价格因供给充裕而再度回落时为止。如果它不是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提高谷物价格，那么除了要纳税这种害处以外，国内消费者还会遭受什么损害呢？如果制造业者购买谷物时须支付较高的价格，那么他出售自己的制造品所取得的较高价格便可以使他得到补偿，而他最后也就是用他的制造品来购买谷物的。

亚当·斯密的错误和《爱丁堡评论》那位作者的错误正好出自同一来源。他们都以为“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一切其他国产商品的价格”。②亚当·斯密说：“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劳动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必须永远使劳动者能购买足够的谷物来维持自己和家庭或是富裕、或是中常、或是贫乏的生活，这三种生活是由进步、停滞或衰退的社会环境使他的雇主不得不给他维持的。①由于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共他一切土地原料产品的货币价格，所以它就几乎决定全部工业原料的货币价格；同时由于它决定劳动的货币价格， 所以它便决定各种制造技艺和勤劳的货币价格；由于它决定这两者，所以便决定全部工业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以及一切土地和劳动产品的货币价格都必然与谷物的货币价格成比例地涨落。”③

对于亚当·斯密的这种见解，我以前曾加以反驳。④当他认为商品价格上涨是谷物价格上涨的必然结果时，他的见解好象是说这种新增的负担没有其他基金可以支付。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利润，利润降低就构成了这种基金而无需商品价格上涨。如果斯密博士这一看法有充分根据，那么资本无论怎样积累，利润都决不会真正跌落了。如果工资提高时农场主就可以提高他的谷物价格，毛织业者、制帽业者、制鞋业者以及其他各种制造业者也都能按其增加的比例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那么一切商品按货币计算的价格虽然都提高了，但彼此的相对价值却仍然相同。各行业的人所能支配的他人的货物量依然相同。构成财富的既是货物而不是货币，所以对于他们而言，货物量才是唯一具有意义的事情。农产品价格和制造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只能使那些其财产由金银构成、或其年收入是由这种金属(不论是以生金银形式还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人受损失，而不会使其他人受损失。假定全然不用货币，一切贸易都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在这种情形下，谷物相对于其他物品的交换价值而言能不能上涨呢？如果能，那么谷物价值决定一切其他商品价值的说法就

② 第 479 页，脚注。

① 第 507—508 页。

③ 应作第 1 卷。

④ 这些引文引自萨伊：《政治经济学》，1819 年第四版；除第 6 条和第 12 条以外，均见第 2 卷最后一章

《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

不正确，因为要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它对其他物品的相对价值就不应当变动。如果不能，那我们就必须说，无论谷物是在肥沃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取得的，无论所用的劳动量是多是少，也不论是否使用了机械，它都始终会交换得等量的其他一切商品。

但我不能不指出，亚当·斯密的一般理论虽与上文所引的说法一致，但他在其著作的某一个地方似乎对价值的性质曾作过正确的说明。他说：“在所有的情形下，金银的价值与他种商品价值之间的比例取决于将一定量金银运上市场以及将一定量其他商品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的比例。”③他在这里是不是完全承认。在将某种商品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有所增加，而将他种商品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没有增加时，前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就会提高呢？如果将毛呢和黄金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都未增加，其相对价值就不会变动。但如果将谷物和鞋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增加了，那么这两种商品相对于金币和毛呢而言，价值不会上涨吗？

亚·当·斯密还认为补贴的影响是使货币价值发生局部的贬值。他说： “由于银矿丰产而产生的白银贬值，在大部分商业世界中，有着将同样或几乎同样的影响，它对于某一个国家而言是无关重要的。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货币价格上涨虽不能使接受价款的人实际上更加富裕，但也不会使他们更加贫困。一套银器的价钱的确是便宜了，可是一切其他货物的实际价值却完全和原先一样。”这种说法是极为正确的。

“但由于某国的特殊情形或政治制度而只在该国发生的白银贬值却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它决不能使任何人实际上更加富裕，却会使每一个人都实际上更加贫穷。在这种情形下，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上涨只是该国的特殊情形。这种上涨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妨碍在国内经营的各种工业的发展，使外国能够以低于本国工人所花得起的银价提供几乎全部的商品，因而不仅在外国市场上，甚至在国内市场上都能以低价销售它们的商品。”《

在别的地方一我曾力图证明，对于衣产品和工业制造品都发生影响的货币局部贬值是不能持久的。在这种意义上说货币局部贬值就等于说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上涨。但当黄金和白银可以任意拿到物价最低的市场上去购买货物时，就将被输出以交换外国的廉价商品。其数量的减少将提高其国内价值； 商品的价格将恢复往常的水平，适宜于外国市场的商品又会和以前一样被输出。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理由来反对补贴。

如果补贴使谷物价格相对于其他一切东西而言上涨的话，农场主便会得到好处，耕地面积也会扩大。但如果补贴不提高谷物与其他东西的相对价值， 那么唯一的害处便是要缴纳补贴所需的款项。这种害处我既不愿掩饰，也不愿低估。

斯密博士说，“对于谷物输入课以重税而对于其输出则进行补贴时，地

③ 《意识形态概论》，第 4 卷，第 99 页。*—— 德·特累西先生在这本书中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做了很有用而又精辟的论述，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指出，他又用他的权威来支持萨伊先生对于“价值”、“财富”和“效用”所下的定义。

《 意识形态概论，第 4 和第 5 部分。论意志及其影响》，“ 德斯杜特·德·特累西著”，巴黎库西尔 1815

年版，第 99—100 页。

一 、二版无此脚注。

主乡绅似乎是仿效了制造业者的行为。”两者都是设法以同一方法提高其商品价值。“他们也许没有注意到自然界在谷物和几乎所有他种商品之间所造成的显著而根本的区别。当你用上述两种方法的任何一种使制造业者的商品售价较高时，你不仅是提高这些商品的名义价格，而且也提高了它们的实际价格；同时也不仅是增加了制造业者的名义利润，而且也增加了他们的实际利润、实际财富和实际收入——你实际上鼓励了这些制造业。但用同样的方法你只能提高谷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而不能提高其实际价值，不能增加农场主或乡绅的实际财富，也不能鼓励谷物的种植。事物的本性已经赋与谷物一种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是不能由单纯改变它的货币来加以改变的。全世界谷物的实际价值等于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①

我已力图证明，④在供给量未得到必要的增加以前，谷物的市场价格在补贴所造成的扩大需求之下可能超过其自然价格；在供给量得到必要的增加以后，它就会回跌到自然价格上去。但谷物的自然价格不象其他商品的自然价格那样固定。因为只要谷物的需求有所增加，质量较差的土地就必须投入耕种，在这种土地上生产一定量谷物所必需的劳动量就会增加，谷物的自然价格就会提高。所以持续贴补谷物出口就会使谷物价格不断上涨。正象我在其他地方讲过的，② 这种趋势必然会提高地租。所以乡绅对于谷物的出口补贴和进口禁令不但有暂时的利害关系，而且有永久的利害关系；但制造业者对于各种商品的高额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却没有永久的利害关系，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利害关系完全是暂时的。

正如斯密博士所主张的一样，工业制造品的输出补贴无疑会暂时一提高其市场价格，但却不能提高其自然价格。二百人的劳动所生产的这类商品量必等于以前一百人所能生产的二倍。所以在投下必要的资本量以提供必要的制造品量以后，制造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回跌到自然价格上去，高昂市场价格所产生的一切利益就会终止。①因此，制造业者只能在商品市场价格提高之后和未取得增加的供给量之前那一段期间内享受高额利润。因为价格一经降低， 他们的利润就会降落到一般水平。

因此，我不同意亚当·斯密的说法，认为多绅对于禁止谷物输入的利害关系不象制造业者对于禁止输入制造品的利害关系那样大。我认为乡绅的利

① 《意识形态概论，第 1 部分。真正的意识形态》，“参议员德斯杜特-拉累西著”，巴黎库西尔 1804 年

第二版，第 187 页。

④ “第一个知道怎样用火来熔化金属的人，并不是这种方法加入到已被熔化金属的价值的创造者。这一价值是加入到利用这种知识的人的劳动和资本中的火的物理作用所产生的成果。 “从这种错误看法出发，斯密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一切产品的价直都代表人类现在或过去的劳动。换句话说，财富不过是积累的劳动。根据这一点，他又作出第二个同样错误的结论说，劳动是财富或产品的价值的唯一尺度。”（见第 4 章第 81 页）。萨伊先生最后这几个推论是萨伊先生自己的推论，而不是斯密博士的推论。如果在价值和财富之间不作任何区分，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在这段话内，萨伊先生就没有作这种区分。*但是，认为财富在于有充裕的生活必需品、享用品和娱乐品的亚当·斯密，虽然会承认机器和自然要素可以大大增进一国的财富，但却不会承认它们能增加财富的价值**。

② 第三版中添入的五段至此为止（参阅本书第 237 页，脚注①）。

、 二版无“在这段话内，萨伊就没作这种区分”一语。

一 、二版作“交换价值”。

① 萨伊：《政治经济学》，1814 年第二版，第 1 卷，第 1i—1ii 页。

益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所得的好处是长期的，而制造业者的利益则只是暂时的。斯密博士指出，自然界在谷物与其他商品之间造成了一种显著而根本的区别。但根据这一点所应作出的正确推论却正和他的推论相反，因为正是由于这种区别，地租才能产生，乡绅才能在谷物自然价格提高时获得利益。斯密博士不应将制造业者的利益和乡绅的利益相比，而应当把它和农场主的利益相比，农场主的利益和他的地主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工业制造品的自然价格提高对于制造业者并没有任何利益，谷物或其他农产品的自然价格提高对于农场主也没有任何利益，只是在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时，这两个阶级才可以获得利益。相反地，谷物的自然价格提高对于地主却有极明显的利益，因为地租提高是农产品生产困难的必然结果，没有这种困难，谷物的自然价格是不能提高的。谷物出口补贴和谷物进口禁令既然可以增加谷物的需求，并驱使我们耕种较贫瘠的土地，就必然会使生产困难增加。

无论是工业制造品还是谷物的高额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②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一部分资本转移到任其自然时不会投入的行业去。这样会使社会总基金的分配十分有害，无异于贿赂制造业者使其开始或继续经营好处较少的行业。这是最坏的一种税课，它并不会把它从本国取去的东西全部给予外国， 这笔损失的差额是由总资本的分配不利所造成的。例如，如果英国的谷物价格是四镑，法国是三镑十五先令，十先令的补贴会使法国的谷物价格减为三镑十先令，而在英国仍维持四镑。在这种情形下，英国对于输出的每夸特谷物须纳税十先令。而法国在输入每一夸特谷物时却只得到五先令的利益。所以就全世界来说，由于这种使生产减少(或许不是谷物而是某些其他必需品或享受品的生产减少)的资本分配方式，每夸特谷物就绝对损失了五先令的价值。

布卡南先生似乎看出了斯密博士关于补贴的论点的错误，对于以上所引的最后一段话作了十分正确的评述：“当斯密博士说自然界已经赋与谷物一种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不能由单纯改变货币价格而加以改变时，他把谷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了。无论年成丰歉，一蒲式耳小麦能供养的人数总是一样的。但一蒲式耳小麦所能交换的奢侈品和享用品在歉收时必然比在丰收时多。所以有剩余食物可以出售的地主在谷物歉收时景况就会更加富裕，他们用这种剩余产品所能换得的其他种种享受品的价值比谷物丰登的时候多。因此，如果说补贴即令强使谷物输出也不会使其价格真正提高， 这种论点是说不过去的。”③布卡南先生关于补贴问题的这一方面的论点在我看来是完全清晰而令人满意的。

但关于劳动价格上涨对制造品的影响，布卡南先生的意见却并不比斯密博士和《爱丁堡评论》上面作者的意见更为正确。他根据自己的特殊见解(我在其他地方①已经提到)，认为劳动价格与谷物价格无关；因此，谷物实际价

② 第一、二版无“一部分”字样。

③ 第一、二版无最后这句话。

① 第一、二版此处还有下面一段话：“在第 2 卷第 1 章中，萨伊先生自己对价值也作了类似的论述。他说： ‘效用是价值的基础；人们希望得到商品只是因为它有某种用处。但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其效用，不取决于人们需要它的程度，而取决于获取它时所必需的劳动量。’‘这样理解的商品效用使它成为人们希求的对象，使人们想要它，因而就有了对它的需求。凡是想要它就可以得到的东西，都可以视为是一种自然财富，其数量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享用时也无须支付任何代价来购买。例如空气、水、阳光等等就是这

值的提高可能、而且实际上并不会影响劳动价格。但如果对劳动育影响，他就会和亚当·斯密以及《爱丁堡评论》上面的作者一样说工业制造品价格也会上涨。我不知道他将怎样将这种谷物价格上涨和货币价值跌落区别开来， 也不知道他将怎样能够得到和斯密博士不同的结论。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卷，①第 276 页一个注解中，布卡南先生说：“但是谷物价格不能决定土地原料产品一切其他部分的货币价格。它既不能决定金属的价格，也不能决定煤炭、木材、石料等等其他有用物资的价格。由于它不能决定劳动的价格，所以便不能决定制造品的价格。因此，补贴由于能提高谷物价格，对于农场主无疑是一种实际的利益。所以这种政策是否明智是不能根据这一点加以评论的。它由于提高谷物价格而对农业产生的鼓励作用是必须承认的，问题是：农业应不应该受到这种鼓励。”因此，在市卡南先生看来，谷物出口补贴由于不会提高劳动价格，所以对于农场主便是一种实际的利益，但如果它提高劳动价格的话，它就会相应地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 因而也就不会特别对农业起鼓励作用了。

但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商品的出口补贴都有略微降低货币价值的趋势。在一个国家中，一切便利输出的因素都有蓄积货币的趋势。反之，一切妨碍

样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用这种方式取得他所需要和希求的一切东西，那么他就会极端富有、无所不备了。不幸的是实际情形并不如此。用起来方便和合意的东西，以及似为人类所专属的社会状态中所必不可缺的东西，大部分都不能无偿地取得。它们唯有靠支出一定的劳动，运用一定的资本，在许多情形下还要靠使用土地才能出现在世界上。这些都是无偿享受的障碍，这种障碍就形成了实际的生产费用，因为我们对于这些生产因素的助力，必须支付代价。’‘唯有当这种效用象这样转渡到物品上时（也就是通过劳动、土地与资本转渡到物品上时），这种物品才能成为产品，并具有价值。需求的基础是其效用。但取得时所必需的代价和费用，换句话说也就是它的价格，却限制了这种需求的限度。’（《政治经济学》，1814 年第二版，第 2 卷，第 3、4 页。第一段是大致的摘要而不是引文。）由于把‘价值’和‘财富’两词混为一谈而产生的混乱在以下几段中看得最为清楚（见萨伊：《政治经济学问答》第 99 页）。他的学生说，‘此外您还说，一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其所具有的价值总量构成的。在我看来，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一种产品比如袜子的价值跌落，由于减少了社会的价值总量，就会减少其财富总量。’关于这一点，他作了如下的答复：‘社会的财富总量不会因此而减少。生产的是两双袜子而不是一双；两双三法郎的袜子的价值等于一双六法郎的袜子。社会的收入也仍旧是一样，因为制造业者从两双三法郎的袜子中所获得的利益和从一双六法郎的袜子中所获得的一样多。’到此为止，萨伊先生的看法虽然不正确，但至少是前后一致的。如果价值是财富的尺度，那么社会的景状便还和以前一样，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和从前一样。现在让我们看看他的推论：‘但当收入不变而产品价格跌落时，社会实际上更加富裕了。如果所有的商品同时这样跌落（这并非绝不可能的），那么社会由于能按原价的一半取得一切消费品而收入又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实际上就会比以前加倍富足，所能购得的商品也会增加一倍。’ “在第一段中他告诉我们，如果每一种东西部由于产量更多跌落到原有价值的一半，社会的财富是仍旧不变的，因为跌价一半的商品数量增加了一倍；换句话说，就是仍然具有相同的价值。但在后面一段中他却告诉我们说，商品量加倍之后，虽然每一种商品价值会减少一半，因而使所有商品的价值加起来仍然完全和原先相等，但社会却比原先加倍富足。在前一种情形下，财富是按价值量估定的，在后一种情形下则是按有益于人类享受的商品的多寡估定的。萨伊先生还进一步说：‘一个人如果能无偿地取得他所欲求的一切东西，他就是一个不具有任何有价物而无限富足的人。’可是在另一处他又说，‘财富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产品的价值，因为产品如果没有价值就不是财富。’（第 2 卷，第 2 页）” 关于第三版中此章的改动，参图 1820 年 12 月 4 日致麦卡洛克

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8 卷，第 315 页。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9 章；坎南版，第 1 卷，第 89 页。

输出的因素都有减少货币的趋势。赋税由于提高课税品价格，它的一般影响就是减少输出，从而阻碍货币的流入。根据同一原理，补贴会鼓励货币流入。这一点在我对赋税作一般讨论时已经更全面地说明过了。①

重商制度的有害结果已经由斯密博士揭露无遗。这种制度的整个目的就在于取缔外国竞争，以便在国内市场上提高商品价格。但是它对农业阶级的害处并不大于对社会上其他部分的害处。迫使资本流入本来不会流入的途径，就将减少商品的总产量。价格虽然长久地提高了，但却不是由于稀少， 而是由于生产上的困难。这样一来，出售商品的人虽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商品，但在投下必需的资本量来生产这些商品之后，售卖所获利润并不高。^·

制造业者本身作为消费者，对于这种商品也必须增付价款。所以如果说“两者(公司法和高额外货进口税)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在任何地方最后都要由该国的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负担”，②那是不正确的。

现在乡绅们引证亚当·斯密的权威，要求对外国谷物输入征收类似的高额关税，所以以上的评述就更加有必要提出了。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各种制造品的生产成本因而是价格为一种立法上的错误所提高了，人们便要求国家甘心忍受新的苛捐杂税。因为我们购买亚麻布、细洋布和棉布时全都支付更多的价款，人们便认为购买谷物时也应当增付价款。因为在世界劳动的一般分配上，我们已经使我们这一部分·劳动在制造品方面不能获得最大的产量，我们就应当降低投在农产品供给方面的一般劳动的生产力，进一步惩罚自己。更明智得多的办法是承认这种错误政策使我们采用的错误做法，马上回过头来，逐步实施普遍自由贸易的各种正确原则。②

萨伊先生说：“谈到人们不恰当地称为贸易差额的问题时，我曾有机会指出：如果商人认为把贵金属输往外国比把任何其他商品输性外国更为合

① 亚当·斯密说荷兰是说明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行业资本过多使利润跌落的一个例子。“那里的政府借款的利息是百分之二，信誉良好的私人借款利息是百分之三。”*但应当记住的是，荷兰消费的谷物几乎全部必需从外国输入。同时由于对劳动者的必需品也课重税，所以便使工资进一步提高。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行兰利调率和利息率低微的原因。

•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9 章；坎南版，第 1

  卷，第 93 页。

② 萨伊先生说：“可用资金按其运用范围的比例来说愈多，资本贷款的利息率就愈加跌落。”——第 2 卷第 103 页。这话和萨伊先生自己的原理是不是完全相符合呢？如果国家无论有多少资本都能得到运用，那又怎样能说相对于其运用范围而言数量很多呢？

•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2 篇，第 5 章；坎南版，第 1

  卷，第 352 页。重点是李嘉图加上的。

② 亚当·斯密说：当任何工业部门的产量超过该国的需求所需要的数额时，其余额必然会输出国外，以换取国内有人需要的某种物品。没有这种输出，该国的生产性劳动的一部分就必然会停顿，其年产品的价值就会减少。英国的土地和劳动所生产的谷物、毛呢和金属制品一般比国内市场所需要的多。所以其剩余部分就必须送往国外以换取国内有人需要的物品。唯有通过这种输出的办法，这种剩余才能取得足以补偿生产中所用的劳动和费用的价值。”*上面这段话使人认为亚当·斯密的结论是，我们似乎必须在谷物、毛呢和金属制品方面生产出剩余产品，其生产所用的资本也不能移作他用。但资本的用途总是可以由人选择的， 所以任何商品都不能长期有剩余产量；如果有的话，这种商品就会跌落到自然价格以下，资本就会转移到某种更有利的行业中去。当一种行业所生产的商品不能以其价格补偿生产和运上市场的全部费用（包括普通利润在内）时，资本就有撤离这种行业的趋势。关于这一点，再没有其他作家说得比斯密博士更为使人满意和精辟了。

适，那么让他输出贵金属对于国家也是有利的。因为国家的利益与损失只是通过国民得到的。就对外贸易而言，最适合于个人的也必然最适合于国家。所以，阻碍个人输出贵金属的结果，不过是强使他们用另一种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更为不利的商品来代替。但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只是就对外贸易而言，因为商人和本国人交易以及和殖民地进行独占贸易时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全都是国家的利益。同一个国家中各个人之间的贸易只有一种利益，那就是生产出来的一种效用的价值。”① 《政治经济学》，第 1 卷，第 401 页。我看不出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的利益为什么会有这里所说的差别。一切贸易的目标都是增加生产。如果我原先可以输出以一百天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购买的生金银来购买一桶葡萄酒，现在由于政府禁止输出生金银而不得不以一百零五天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购得的商品来换购，那么我就损失了五天劳动的产品，并且通过我，国家也遭受同样的损失。但是如果这种交易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省份的个人之间，那么，在个人可以随意选择商品作为购买手段的情况下，个人可以得到好处，国家通过个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好处；而在他由于政府的限制不得不以最不利的商品作为购买手段的情况下，双方都要受到同样的损失。如果制造业者以同一责本在煤炭很多的地方比在煤炭缺少的地方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铁，国家就会得到这一差额的利益。但是如果由于没有煤炭丰富的地方他输入铁，并且以等量劳动与资本制造其他商品也能取得这种增加量，那么他便同样使国家得到这一份外加的铁的利益。在本书第七章中，我曾试图说明，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利益都在于增加产品的数量，而不在于增加产品的价值。无论我们是经营最有利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或是由于禁合的束缚而不得不甘心经营最不利的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我们郁不能得到更大的价值。利润率和所生产的价值将是一样的。好处终归只是萨伊先生所认为的只限于国内贸易才有的利益；在两种情况下，除了生产出未的一种效用的价值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利益。

① 第一版无“或劳务”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