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科学面前，高声喊了一声立正！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即其内部有机关联和生活过程的理解之基础或出发点，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李嘉图即由此出发，要使这种科学放弃它以前的老套，并要在这上面，清算一下别一些由它展开并且说明的范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是在什么程度以内，与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相照应或矛盾，⋯⋯这是李嘉图对于这种科学所有的伟大的历史意义；⋯⋯”①

亚当·斯密，看到了在生产中，劳动者的工资同他的生产物价值不相等，看到了当作资本，一个商品的价值增殖，不是比例于它里面的劳动，而是比例于它支配的别人的劳动。因此，他就主张。在资本主义开始以后，商品的价值就不再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来决定，而是由它所能购得的或支配的活劳动来决定。

李嘉图正确地指责了亚当·斯密的这种混乱，说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和这一商品所能支配的活劳动量或劳动报酬是不相等的。商品中包含有多少劳动，和这种劳动有多少归劳动者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后者的变动并不影响前者；并且，既然承认商品中所含的劳动，在工资成立以前，已经是价值的尺度，就没有理由再说，在工资成立之后，它就不再是价值的尺度了。

但李嘉图是没有真正认清亚当·斯密的错误所在的，因此，他的这种指责，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将问题予以解决。

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混同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他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他就提出了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双重观点。其实其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循环论证。李嘉图虽然企图纠正亚当·斯密的缺陷，但由于他也不知道劳动与劳动

力的区别，他也认为工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的价值是由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这样的规律来决定呢？因为供求规律会使劳动的平均价格，还原为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在价值决定论上就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是他没有能够了解斯密的错误所在，并且把劳动的价值依存于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量。这样就又回到了斯密的循环论证上去了。因为，既然劳动的价值可以由它所交换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别的商品价值，同样也可只由它所交换的其它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另一方面，他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逃遁到供求决定价值的观点上去了，这就为以后的庸俗化开了方便之门。其实雇佣工人的劳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劳动行为是在出卖之后才发生的。同时，如果劳动有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从而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资本家能够得到剩余价值，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只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一种转化形态或现象形态，而劳动力的价值同共他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由生产它自身所必要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因此，在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内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仍然是适用的。

在价值的形成上，李嘉图还正确地指出了，“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内的劳动，投在工具，建筑物内的劳动，亦有此种作用。”按

① 参阅《剩余价值学说史》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5—6 页。

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之中，不仅有创造新价值的活劳动，而且有包含于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生产资料的价值是会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但在李嘉图的公式中，未曾包括原材料中的劳动却是一个缺陷。

在价值决定的问题上，李嘉图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价值量上去了，而没有能够再深入一步，去研究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没有能够了解与掌握劳动二重性这一个理解商品经济，以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枢纽点。因此，也就不能够说明价值的实体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当然更不可能了解，在同一次的生产过程中，两种不同劳动在价值形成上的不同作用：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转移着包含于生产资料中的价值，抽象的社会的劳动创造着价值。对于价值量的分析，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中，李嘉图算是最好的。但

因他不了解劳动量的区别，是以质的同一性，那以抽象劳动为前提的，因此，他的分析仍然是不充分的。他指出农业中的商品价值量是由最不利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消耗量来决定是有道理的，但是认为包括工业品在内的一切商品价值量都由最不利的条件下的劳动消耗量所决定就不正确了。对价值量的科学而详细的说明，仍然要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告诉我们，商品价值量表现一种必然的，内在于该商品形成过程中的，对于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一个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一个商品的价值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量成正比例，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例。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劳动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对于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完全未被季嘉图所注意。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是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成功地发现那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态。甚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好代表，也把价值形态当作毫无关系，和商品本身的性质没有什么联系的东西来看。他们会如此看，不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已经完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不仅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形态，并且也是它的最一般的形态。它把这个生产方式当作一种特别的社会生产而加上印记，同时还使它取得历史的特征。如果人们错误地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人们就必然会把价值形态的独特性忽视掉，因此也把商品形态的独特性，把更进一步发展的货币形态，资本形态等等的独特性都忽视掉。”**由于他只注意到价值量的分析，而忽略了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研究，也就自然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在他的这本书中，一开始就把价值叫做交换价值。他所说的价值，有时是指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有时是指表现在别一个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价值。前者他又叫绝对价值、真实价值或价值一般，后者又叫比较价值或相对价值。但他对二者的区别是不清楚，不一贯的。他没有说明决定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不同因素，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常常忘记了价值或绝对价值，而固执于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在他看来，只有相对价值才是值得重视的。他既已忽略了价值形式的研究，就自然不可能认识到货币的来

① 参阅《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 卷，第 1 章注 32。

源与本质，不可能了解货币的各种主要职能，特别是不了解货币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而为他以后的研究带来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