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
从以上对于资本利润所做的说明中可以看出,除非有某种长期有在的原因使工资提高,否则资本积累就不会持久地降低利润。即使维持劳动的基金比以前增加一倍、两倍或三倍,要找到这些基金所需雇用的人手,是不会长久感到困难的;但由于不断增加一个国家的食物的困难越来越大,所以价值相同的基金也许不能维持等量的劳动。要是工人的必需品能够以同样的便利程度不断增加,那就无论资本积累得多么多,利润率或工资率都不会有任何持久的变动。然而,亚当·斯密总是把利润的下降归因于资本积累以及由此引起的竞争,从未提及为追加资本所需雇用的更多的劳动者提供食物的日益增加的困难。他说:“资本增加会使工资提高,并有降低利润的趋势。当许多富商的资本都转入同一行业时,他们相互间的竞争自然会降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当同一社会各种不同行业的资本都有相同的增加时,这种竞争也必然会在各行业中引起相同的结果。“①亚当·斯密在这里谈到工资提高,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提高,是由于人口增加以前基金的增加所引起的。他好象并没有认识到资本增加时,运用资本实现的工作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但是萨伊先生曾经非常令人满意地说明: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少资本都不会不能得到使用。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 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我们不能认为他会总不了解为了达到自己所具有的目的——占有他种商品——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为有利。因此,他不可能总是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本
因此,在一个国家中,除非必需品涨价使工资非常高昂,因之使资本利润十分少,以致使积累的动机停止,其所积累的资本无论多少,都不会得不到有利的运用。①当利润很高的时候,人们就会有积累的动机。一个人只要有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他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只要他有任何新的价值可以提
① 在本书前面*我已经指出了真正所谓的地租和租地人由于地主支出资本使之获得利益而在地租名义下付给地主的报酬之间的区别。但我也许还没有充分说明由这种资本的不同使用方法所产生出的差别。因为这类资本的一部分一经用来改良土地之后,就会与土地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会增进土地生产力,由于使用这种资本而付给地主的报酬完全属于地租性质,而且受一切地租规律的支配。无论这种改良是由地主还是由租地人出资造成的,当初之所从会进行这种改良,总是因为由此得到的报酬完全可能与运用任何另一份等量资本所获得的利润至少相等:但改良一经造成之后,所获报酬就全然属于地租性质,并且会发生地租所发生的一切变动。然而有些这种支出只能在有限期间内使土地受益,不能持久地增加土地的生产力。这就是用在建筑物及其他非耐久性改良设施中的费用;它们必须不断更新,所以不能使地主的实际地租得到任何持久的增加。
本 书第 55 页。
① “商业使我们能够从商品产地取得商品运往另一个消费地点。所从便使我们能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萨伊:《政治经济学》。第 2 卷,第 458 页。——这是的确的,但是这个追加价值是怎样加上去的呢?是在生产成本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垫付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增加的原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已经费去更多的劳动。这决不能算作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商业的全部好处在于使我们能够取得更有教用而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供出来交换这些商品,那就会是一种有效需求。每年有十万镑收入的人如果另外得到一万镑,他决不会把它锁在箱子里;他不是增加开支一万镑,就是自己把它用在生产上,要不然就把它借给别人用到生产上。无论在哪种情形下,需求部会增加,只是目的不同而已。如果是增加开支,他的有效需求就会是建筑物、家具之类享受方面的需求。如果把这一万镑用在生产上,他的有效需求就会是可以雇用新劳动者从事工作的衣物、食品和原料等方面的需求,但这仍旧是需求。、
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①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约媒介。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用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谷物的需求受食用者人数的限制,鞋和衣服的需求受穿着者人数的限制。但是,虽然一个社会或其一部分可能具有它能够或愿意消费的那样多的谷物和鞋帽,可是却不能说每一种自然或人工生产的商品都是这样。只要有财力取得,有些人就会消费更多的葡萄酒。另一些人有了足够的葡萄酒以后又会想增添家具或改进其质量。还有一些人便想装饰自己的庭园或扩建自己的住宅。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做这一切事情或其中一部分的愿望;所欠的只是资财;但是除了增加生产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提供这种资财。如果我拥有可供我自由支配的食物和必需品,我就不会长此缺少使我能具有某些最有用或最个人想望的物品的工人。
这种新增加的产品以及其所造成的需求究竟会不会降低利润,完全取决于工资会不会增加;而工资会不会增加则除了有限的时期以外又要取决于生产劳动者所需食物和必需品的便利条件。我之所以说除了有限的时间以外, 是因为劳动者的供给最后总是与其生活资料成比例,这一点是再肯定也没有的。
食物价格低廉时,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使资本的积累伴随有利润下降的现象,那就是维持劳动的基金增加的速度远大于人口增加的速度。这时工资将会较高而利润较低。但这种情况只会是暂时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不使用奢侈品而专心致志于积累,那时所生产的必需品就会有一部分无法立时找到消费者。那些为数有限的商品无疑会发生普遍过剩现象,从而使其增加量既无需求、而投下更多的资本又不能得到利润。人们要是停止消费,便也会停止生产。承认这点并无损于一般原理。例如,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中,就很难想象人们会把全国的资本和劳动都只用来生产必需品。
、 二版无此脚注。这里引证的是萨伊:《政治经济学》,1819 年第四版;但这一段话已见于萨伊著作的 1814
年第二版,第 2 卷,第 437—438 页。
① 《英国百科全书补遗》最后一卷*里,《谷物法与贸易》条日下有下述杰出的建议和评论:“如果我们在未来的任何时期中想要缩回我们脚步,以便有时间能从耕种贫瘠土地的用途中撤出资本,并把它投入要有利的行业中去,我们可以采用一种递减的关税税则,外国谷物免征价格应当从现在的每夸特八十先令这一限额逐年减少四先令或五先令,一直到每夸特五十先令时为止。那时商港就可以安全地开放,限制制度就可从永远废除。当这种快意的情形出现时,就没有必要再以人力强制自然了。国家的资本和企业就可以转到我国自然环境。国民性格或政治制度使我们最能发展长处的工业部门中去。波兰的谷物和卡罗林纳的原棉,将会和伯明翰的制造品以及格拉斯哥的棉布相交换,保障国家永久繁荣的真正商业精神与愚昧而偏狭的独占政策是全然不能相容的。世界各国正象一个王国的各行省一样,不受束缚的自由贸易即能产生普遍利益,也能产生各地区的局部利益。”整个这一条都很值得注意,富于启发性,写得很精 彩,说明作者完全精通了这一问题。
商人用他们的资本从事国外贸易或运输业时,都是出于自愿选择,而非迫不得已。这是因为在这种行业中他们所获的利润会比从事国内贸易大一些。
亚当·斯密曾正确地指出:“每一个人对于食物的欲望都要受有限的贪量的限制;但对于享用品、建筑物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等物品的欲望却似乎是没有限制或确定界限的。”第因此,能在任何一个时候运用于农业而获利的资本量,自然界必定已经为之定下了限度。但用来获取生活“享用品与装饰品”的资本量自然却没有加以限制。人们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取得这些满足。人们之所以不愿在本国投资制造所需商品或其代用品而愿从事对外贸易或运输业,只是因为这样更容易达到目的。但如果由于特殊情形使我们不能投资于国外贸易或运输业,那么利益虽然少一些,我们也会把资本投在国内。对于享用品、建筑物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望既是无限制的,所以除开使我们维持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者的能力受限制的因素以外,用来获取这些物品的资本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但亚当·斯密却说运输业是不能任意选择的,而是出于必要,好象运用在这方面的资本如果不这样运用就会呆滞,好象国内贸易中的资本如不限制在有限数额之内便会泛滥成灾。他说:“当任何一国的资本增加到无法全部用来供应该国的消费并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时,剩余部分就自然会流入运输业,被用来为其他国家完成同样的职能。”一
“英国每年以一部分工业剩余产品购买的烟草大约有九万六千桶。但英国本国的需求也许不过一万四千桶。其余八万二千桶如果不能运往国外以交换国内更加需要的其他物品,烟草进口便会①立即停止。随之,现在受雇制造每年换购这八万二千桶烟草的货物的全部英国居民的生产性劳动也将停顿。”②但是,英国这部分生产性劳动难道不能用来生产其他货物以换购国内更加需要的物品吗?即使不能这样,难道我们不能用它(虽然利益较少)来生产国内有需要的货物或者至少是其代用品吗?如果我们需要天鹅绒,我们为什么不能试制天鹅绒呢?即令不试制不成,难道就不能织造更多的毛呢或其他有用的物品吗?
我俩之所以制造商品并用来在外国换购其他物品,是因为这样做比在国内制造能获得更多的数量。如果没有这种贸易,我们马上就会再行自己制造。但亚当·斯密下述看法和他关于这一同题的普遍原理是相冲突的。他说:“如果一个外国能够供给我们一种比我们自己制造更为便宜的商品,那就最好是用一部分我们在生产上有些便利条件的某些劳动产品去购买它。国家的总劳
第 3 卷。第 363 页。
一 版无此脚注。这一脚注以及另一脚注(见本书第 271 页)是根据麦卡洛克的意见而在第二版中加入的; 麦卡洛克是《百科全书》这一条目的作者。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7 卷,第 354 页,麦卡洛克的信。
① 第一、二版这句话作:“因为如果他在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比他制造用以购买谷物的商品, 能够得到更多的谷物,那么谷物的价格就不能在四镑以下。”
② 这里指的是雅各布。雅各布在驳斥李喜图《论利润》一文(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32 页)时说“投在贫瘠土地上的资本不可能撤出”,并且说:‘每一个离开英国交易所十英里的人都知道, 深耕,除草、施肥、撒灰、排水 都成为这种资本”(1815 年《致塞谬尔·惠特布雷德函》,第 34 页)。
动总是与雇用它的资本成比例,它并不会因此减少,①只不过是可以寻找最有利的用途而已。”、
他又说:“所以,人们所能支配的食物如果多于自己的消费量,就总是愿意将剩余部分或其价格(实际上是一回事)交换他种满足欲望的物品。超过满足这种有限欲望的部分就被用来满足那些不能得到满足而看来又全无止境的欲望。为了取得食物,贫民们努力工作以满足富人这些嗜好;为了取得时更有把握,他们就会彼此竞争、力求做到物美价廉。工人的人效是随着食物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可以说是随着土地日益改良、耕种日益扩大而增加的。由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可以作极细的分工,他们所能加工的原料增加的比例就远大于他们人数增加的比例。这样对于各种各样的原料——只要人类的发明能够把它们用在建筑物、衣服、车马、家具之上,无论是为了装饰或为了实用——便都产生了需求;地面下所藏的化石与矿产以及贵金属和宝石等等都是如此。”③
根据以上所说的各点可以作出推论说:需求是无限的——资本的运用只要还能产生一些利润,便也是没有限制的;资本无论怎样多,除开工资上涨以外,就没有其他充分原因足以使利润降低。此外还可进一步补充一句:使工资提高的充分和持久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困难越来越大。版
亚当·斯密曾正确地指出:资本利润率是极难确定的。“利润变动极大, 甚至要说明某一行业的平均利润率都十分困难,对各行业总的情况来说就更加如此。要准确地判断以往或遥远时代的平均利润率,那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由于十分明显的是,使用货币越能赚钱,则使用货币时所付利息也越大,所以他说:“市场利息率使我们可以对利润率有所了解;利息发展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利润发展过程的借鉴。”①如果我们能准确地知道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市场利息率,那我们无疑就有了一个相当正确的可以估计利润发展情况的标准。
但在所有的国家中,由于错误的政策观念,政府总是插手干涉,对取息超过法定利率的人课以巨额而无法负担的罚款,使公平而自由的市场利息率
① 任何资本固定在土地上以后,当租约满期时,都必然归于地主而不是属于租地人。地主在重新出租他的土地时,由于这种资本所获得的任何报酬都将以地租形式出现。但是,如果用一定量资本从外国所能购得的谷物比在国内耕种这种土地时生产的多,那就不会有人支付任何地租。如果社会情况需要有谷物输入, 用一定量资本能从外国购得一千夸特,而用同量资本在这一土地能生产一千一百夸特,那么这一百夸特就必然会成为地租;但从外国能够购得的如果是一千二百夸特,那么这块土地就会没人耕种,因为这时它将连普通利润率也不能提供。但无论已经用在土地上面的资本有多大,这都没有什么害处。这种投资的目的是增加产品。我们应当记住,这正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只要能取得更大的年产量,即使有一半资本价值减少甚或全然被消灭,对社会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因为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遭受损失而叹息的人是在主张为手段而牺牲目的。*
、 二版无此脚注。参阅李嘉图对于 1820 年 5 月 30 日布鲁姆讲演的答复。见《李嘉图著作的通信集》,第 5
卷:第 85—86 页。
③ 托伦斯少校的《论国外谷物贸易》一文,可说是指责限制谷物输入政策不明智的最情辟的著作之一。他的论据在我看来还没有人反驳过,而且也是无法反驳的。*
版 无此脚性。关于它的来源,参阅本书第 80 页,脚注(6)。
① 第一版无“的价值”字样。
不能存在。在所有的国家中,人们对这种法律很可能是阳奉阴违的;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史乘所载资料很少,史乘所说明的都是法定的利息率,而不是市场利息率。在目前这次战争中,财政部与海军部债券的贴现率往往很高, 以致使购买者可以从他们的资金中得到七厘、八厘乃至更大的利息率。政府举债的利息也提高到六厘以上;个人借债往往在间接的办法下被迫支付一分以上的利息。但在同一时期中,法定利息率却一律是五厘。当我们看到法定利息率与市场利息率竞能柏差如此之大时,就知道有关法定利息率的资料是不可靠的。亚当·斯密告诉我们说:②自从亨利八世三十七年至詹姆士一世二十一年,一分的利率一直是法定的利息率。复辟后不久,减至六厘;到安娜女王十二年又减为五厘。他认为法定利息率总是走在市场利息率的后面,而不是走在市场利息率的前面。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政府借款的利息率是三厘,首都以及王国其他许多地方信用良好的人借债的利息率是三厘、四厘和四厘五。
利息率虽然最后和长期地说来由利润率规定,但也会由于其他原因而发生暂时的变动。货币的数量和价值每有变动,商品价格自然会有变动。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商品的价格在生产的困难或便利并没有增大的时候也会由于供求比例的变动而变动。当商品的市场价格因供给量增多、需求减少或货币价值提高而跌落时,制造业者由于不愿在下跌的价格下出售,必然会积压很多的制成品。一向依靠售货支付的日常付款,现在就得设法借款支付,并且往往不得不出较高的利息率。但这种情形只是暂时的。因为要么就是制造业者的预计有根据,其商品的市场价格将会上涨,要么就是他发现需求已长期减少,也就不再反抗事物的自然趋势——价格跌落,货币和利息恢复真实价值。如果由于发现新矿,由于银行滥用职权或任何其他原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时,其最后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按货币的增加量成比例地提高。但其间总会有一个时期利息率要受些影响。
公债价格不是判断利息率的稳定标准。在战争时期,政府不断举债,证券市场中公债充斥,债券价格还没有来得及在公平的价格水平上稳定下来便又发行新债了;政治上的预测也会对它的价格有所影响。反之,在和平时期, 由于偿债基金的作用,由于某一些人不愿把资金从他们一向习惯的、他们认为稳妥的、而又能极其正常地按期得到债息的用途转移到任何其他用途上去,公债价格就会提高,因而使这种债券的利息率跌落到一般市场利息率以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对各种债券所付的利息率相差极大。本金一百镑的五厘公债可按九十五镑出售,而一百镑的库券有时却卖一百镑又五先令, 对于这种库券来说,每年所付的利息不过四镑十一光令三便士。前一种债券在上述价格下付给购买者的利息是五厘二五以上,而后一种则只略多于四厘二五。银行家需要一定数量的库券作为既稳妥又可以随时变卖的投资。库券的数额如果超过这种需求很多,它就可能和五厘公值一样贬值。年息三厘的公质的售价总会相应地高于年息五厘的公债。因为两者的债款本金都只能按票面额偿还,也就是一百镑还一百镑。市场利息率可能降为四厘,这时如果五厘公债持有者不愿接受四厘或五厘以下的某种利率,政府就会按票面额偿还。而象这样偿付三厘公债持有人时,在市场利息率降到年利三厘以下之前政府是得不到好处的。支付国债利息时,每年有四回要在几天之内从流通中
② 参阅《论利润》一文中有关论点;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4 卷,第 33、41 页。
抽去大宗货币。但这种货币需求只是暂时的,很少影响价格;这种货币需求的影响一般都被支付出巨额的利息所抵销了。①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究究》,第 1 篇,第 5 章;坎南版,第 1 卷,第 3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