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詹姆士·穆勒的贡献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自传》中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要不是我父亲敦促和大力鼓励，就不可能出版，也不可能写出。因为李嘉图是最谦逊的人，他虽然坚信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但认为自己无力作出正确的表达和解说，因而不敢想象出版的事”。①李嘉图的讣闻也以类似的语调说他“先是非常不愿意写，后来是非常不愿意出版这部著作，只是由于某些最亲信的友人不断敦促，尤其是由于穆勒先生的影响，他才终于被说服这样做了”。②这讣文也许是李嘉图的兄弟写的。这些说法如果被认为指的是詹姆士·穆勒推动和鼓励李嘉图的影响，便完全得到了李嘉图与穆勒之间的通讯的证实。③然而这些说法也有引起误解之处。因为它们引起了登巴教授首先提出的看法，认为“李嘉图的著作不是写给一般公众看的，而只是为了叙述自己的意见，其出版是友人事后想起来的”。④这种看法由于被马歇尔接受，⑤因而得到了普遍流传。现在李嘉图与穆勒的通讯证实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从一开始起，李嘉图就想到出版的问题，只是他对于自己完成这一日的的能力心中时常怀疑不定而已(这在以上引证的几段文字中已有所说明)。1816 年 11 月他在进行著述时写给穆勒的一封信里所说的一句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我切盼能写出一些值得出版的东西，但我诚恳他说，这一点恐非我力所能及。”①

同时，穆勒对于《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写作方面的贡献，显然也不象他的诺言与鼓励使人料想的那样大。在理论方顶，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无足轻重的。他已经有一个时期不接触政治经济学了。②他写给李嘉图的信中也没有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穆勒这一个时期的函件中充满着关于“以最

④ 同上书，同卷，第 148 页。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传》，1873 年版，第 27 页。

② 见《1824 年传记与讣闻年报》，第 374 页。麦卡洛克在其《李嘉图先生的生平与著作》一书各版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可能是以上述年报为根据的（后来把所有提到穆勒的地方都删去了）。

③ 李嘉图文 1816 年 12 月 2 日的一封信中，总述了穆勒在这方面给予他的帮助；他说，“如果我的事业能够成功的话，我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你而得来的。因为如果没有你的鼓励，我想我不会进行下去，而且在对我说来是最重要的问题上——在编排各章节次第以及删除繁词冗语方面——我都要仰仗你的帮助。”（《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7 卷，第 101 页）。

④ 登巴：《季嘉图对于实际材料的运用》，见《经济学季刊》，1887 年 7 月，第 1 卷，第 475 页。

⑤ 劝使他出版这一著作是经过一番困难的。他在写作时如果心中还有一些读者的话，那这些读者也主要是和他有关系的政治家和企业界人物；所以许多为他的论证的逻辑完整性所必需、而又会被这些人认为是无须解释的东西，都被他故意略去了。”——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关于李嘉图价值理论》的附录，第 8 版，第 813 页，并参阅第 761 页脚注。

①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7 卷，第 88 页。

②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6 卷，第 320—321 页。

易懂的方式写下你的思想的技巧”的意见。③但是，他虽一再保证他将照料次序和编排的问题(“如果你把这方面的检查工作付托给我的话”④)，但论题的主要顺序看来可能还是和李嘉图原先写的一样。不过在细节上穆勒可能做了许多工作。书中不时出现显然具有穆勒特殊风格的语句，可以证明是他的手笔(例如“这一真理是无可置疑的”⑤，“灾害的性质指出了补救的方法”⑥， “除开怀有成见的人以外，⋯⋯都能理解其正确原理”⑦)。在前言⑧和有关济贫法的“有害趋势”那一长段⑨中精炼的文句里也可以看出他的笔调。

引自萨伊著作的各段准确然而又是意译的译文可能也是出自穆勒手笔，他曾建议不要直接引用法文。III.内容编排与章节的划分

因此，穆勒的诺言——当李嘉图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之后，他本人将照料怎样作适当编排的问题——可能终于没有实现。无论如何，写成的结果并不能表现出穆勒喜爱系统性的习惯；整个著作在内容编排方面的明显缺点常常被批评李嘉图的人指出来。②

这种编排是李嘉图进行工作的方式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正如他的函件所说，他是根据他自己的思想顺序来写的，除开隐含在《地租、利润与工资》这种标题之中的计划以外并没有任何更精密的计划。穆勒的确曾经叫他“不要浪费时间，往下写⋯⋯不要管次序，不要管重复，不要管文体——总而言之，什么也不要管，只要用某种方式把所有的思想都写在纸上就行了”。② “有了全部东西之后，我们再来碰碰头，看看怎样用最好的方式把它加以整理和安排。”④李嘉图所写成并分别寄给穆勒的三部分和发表后的著作中各章

③ 同上书，同卷，第 321 页。

④ 同上。

⑤ 见本书第 89 页。正如贝恩所指出的，否定语的旧用法是穆勒的特点。（见《詹姆士·穆勒传》第 426 页。）出现这种语法的另一段（本书第 40 页“如果工资没有照数 ”）也显示另一些迹象，说明至少曾由穆勒修改过。

⑥ 见本书第 89 页。

⑦ 见本书第 301 页。

⑧ 前言开头三段带有穆勒的“笔调与风格”，这一点已由西蒙·帕顿指出过。见《李嘉图的解释》一文，载《经济学季刊》，1893 年 4 月号：第 7 卷，第 338 页。

⑨ 见本书第 88—91 页。

①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7 卷，第 108 页。

② 从德·昆西起到马克思止，许多评论家都曾提出按逻辑顺序把各章加以重新编排的方法。（参阅《三个圣殿骑士的对话》，见《德·昆西全集》，马森版，第 9 卷，第 53 页，以及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

第 2 卷，第 1 篇，第 5—6 页。关于若干其他尝试，参阅霍兰德：《大卫·李嘉图的百年评价》，巴尔的摩

1910 年版，第 82 页。

第 2 卷，第 1 篇，第 5—6 页。关于若干其他尝试，参阅霍兰德：《大卫·李嘉图的百年评价》，巴尔的摩

1910 年版，第 82 页。

④ 1816 年 12 月 16 日穆勒致李嘉图函，同上书，同卷，第 108—109 页。有趣的是，直到此书写作的后期

（1816 年 12 月），穆勒才问李嘉图是不是“打算把对整个这门科学的看法都包括在此书之内”，“抑或是满足于你自己对这门科学增加改进的部分”（同卷，第 107 页）。关于这一点，李嘉图的答复是，只发

自然分成的三类相符合，即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各章，关于赋税的各章和后面进行争论的各章。如果这种分法原先分别以标题标示明白，那么这种编排法也许不会遭到这么多批评。穆勒在早期就预计会作出这种划分，这一点在他那部《英属印度史》(1817 年)的一个脚注中可以看出，在那里他把李嘉图讨论赋税的各章称为《赋税原理论》。①李嘉图在同一时期(1816 年 12 月)写给穆勒的信中，把本书中将包括他对亚当·斯密的大部分批评的那一部分称为“附录”。②

然而在前两部分中，各章的次序都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讨论这些问题的次序十分符合，各章标题的对比说明了这一点(参阅下表)。

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地租问题所占的位置。用李嘉图的话来说，这是由于要简化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分配问题必须“撇开地租问题”。③结果是他和亚当·斯密不一样，在讨论价值之后还没有谈到工资与利润以前他马上就讨论地租。

这种对比也同样适用于赋税部分(参阅下表)。

在讨论赋税的备章之后，接着便是第 17 章——《论工商业途径的突然变

化》(在第三版中为第 19 章)。这一章的位置决定于它是从《济贫税》一章章未所讨论的资本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的问题直接产生出来的。第三类，也就是最后一类，包含评论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