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 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官僚世家，祖辈有不少达官显贵。但是到了他父亲时，家道已经衰落。他父亲只中过拔贡，晚年出任江苏赣榆县教喻。吴敬梓 18 岁时考中秀才。23 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父亲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但他性喜助人，因此很快就把田宅卖光。他屡次应试，均未中举。族人亲友益加鄙视他。33 岁时，不得已迁居他喜欢的南京。36 岁时为人推举参加“博学鸿词”的省试，但让他到北京参加廷试时，托病拒绝了。后来他的生活更加贫困，主要靠卖文和朋友的接济度日。54 岁病逝于扬州。

他的思想曾摇摆于热衷仕宦和甘于贫困之间。早年还是对科学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屡不得志之后，思想发生变化。他在困顿生活中，深刻体验到社会的世态炎凉，对下层人民的生活也有所了解，因此他逐渐鄙弃科举，对社会现实越来越不满意，只到最后完全放弃了科举出仕的想法，转而批判科举

的种种弊端。

他的作品现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收入 40 岁之前的诗赋。《儒林

外史》是他的晚年作品，大约成书于 1750 年前后，是他的代表作。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艺术的杰作。鲁迅说：“乃秉持公心，指挞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①吴敬梓秉持公心讽刺批判的是当时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科举出仕和富贵功名。除此还涉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实为现实主义的一面镜子。

毫不留情地批判科举制度，讽刺科举的种种丑恶现象，是《儒林外史》的主要内容之一。科举自从隋唐建立以来，其主要目的是选拔治世之人，士子也把科举作为报效国家的一种途径。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科举还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毕竟比封建贵族世袭制度进了一步。但是到了清代，正如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败一样，科举也成为一个封建社会颓败的例证。具体表现在士子们把科举作为个人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的捷径，因此科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人生道路，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等是士子向上爬的阶梯，举人可为免田赋和差役，进士更可为官。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不堪入目的现象：一、对热衷科举的儒生的心灵与肉体的残害，往往无论是否中举，都会多了一出悲剧而已。没有中举的自然是痛不欲生，也为他人鄙视，因此沉郁悲哀终生。有的考了一辈子，头发花白，还只是一个童生，其中悲苦难以言尽。如果中举，则会走另外一个极端，马上身价百倍，不可一世。于是乎在统治者中又多了一个鱼肉百姓的压迫者，使社会更加黑暗。因此中举与否都将是社会一大悲剧。二、从科举而言，八股文内容空洞，形式刻板。考题必取《四书》的文句，作者只能根据朱熹的注释阐述，不可独自发挥。这样的八股文只能残害人性，扼杀人的创意，也使那些举子们除了八股文，什么都不懂，只是一群寄生虫。三、科举既然至关个人前途命运，那就必然缺少不了贿赂、代考等污秽现象，这也反映出科学完全无可救药的制度。小说的第二回、第三回塑造了周进、范进两个腐儒的形象。周进应考一直到 60 多岁，但还只是一个童生，备受秀才、举人的欺侮，后来连教书都做不成了，给人去记帐，但他仍然热衷科举。去观光贡院时，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等到醒来，嚎陶大哭，直到吐出鲜血。这一幕极其悲惨的场面，深刻地揭示了科举对人的残害。但是一旦考取，摇身一变，身价百倍，周围邻里，无不巴结奉承，非亲的认亲，非故的套故，连他昔日写的对联都要仔细裱过。社会的事态炎凉，人情冷暖，皆以科举成败为轴心变化。只要科举成功，就变龙作凤。无怪乎科举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范进是一个和周进类似的儒生，胡子花白，仍未考中，后来参加乡试，向丈人胡屠户借路费，被骂得狗血喷头。发榜那天，家里没有米做饭，只得把母鸡卖掉，可是这一次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中榜。起初他不相信，当看清屋里的帖子时，往后一倒，咬紧牙关，不省人事，直到胡屠户打了一耳光之后，才醒过来：“散着头发，满脸污泥，

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①现实中的突变，内心状态的极度不平衡，使人从清醒到昏迷，从昏迷到清醒，无非是表现范进的狂喜，但狂喜中透出的是令人窒息的悲痛。然而范进从此平步青云，原来一贫如洗，可是中举不到两三个月，便田宅奴仆，应有尽有。几十年的寒苦、羞辱、忿闷，倾刻间化为乌有，接踵而来的是享不完的富贵荣华。这简直是魔术，怎能叫人不狂不癫，不喜不悲。正如马二先生所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②马二先生的话可谓至理名言，毫无遗漏地表明了儒生对科举的意识基础。置于这一基础上，必然会出现匡超人之类的人物。匡超人原本是一个忠厚朴实的青年。因听了马二先生的教导，也投入科举，后来得到李本瑛知县的赏识，举为秀才。他与各方名士鬼混，吹牛撒谎，沽名钓誉。他与衙吏假造公文，包揽词讼，狼狈为奸，干尽坏事。当李给中把外甥女许给他时，他便休妻再娶；他在京城新婚燕尔，珠围翠绕时，他的原妻却在家乡吐血而死。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无赖形象。南昌太守王惠、高要县知县汤奉，则是借科举升官发财的典型。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俗谚，一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①严贡生虽然不为官，但也是无恶不作的士豪劣绅。他强占别人的猪，霸占弟弟的大部分财产，硬行敲诈船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科举出身的劣绅，与贪官污吏勾结，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有 339 个，其中士人有 100 人，占更多比重的人物不是士人，但是作者对士人入木三分地刻画，展现出完整的儒林百丑图。

与儒林群丑相反的是一些正面人物形象。他们都鄙视功名，反对科举，厌恶儒林群丑的浊秽。作者在这一类人物身上寄托了理想。杜少卿是一个具有叛逆个性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身上有一定的作者本人的影子。杜少卿出身名门，却瞧不起功名富贵。他骂一心科举出仕的人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他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②他自己则“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③。他对朱熹所注《诗经》甚表怀疑，把这天经地义的注释解释为“自立一说”，降为普通注解而已。他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是大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在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环境中，他居然一手执酒杯，一手携妻子，游逛清凉山，令路人不敢直视。可见他对封建礼教的蔑视。王冕也是一个正面形象，他也对科举十分憎恶，他说： “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①这是全书的宗旨，也是正面人物的基本性格。迟衡山、虞育德等人物也是作者赞许的。

《儒林外史》人物数量最多的还是市井细民，约有 180 人，这是小说的另一类人物形象。小香蜡店的牛老爹、米店的卜老爹、修理乐器的倪老爹、演员鲍文卿等，对他们的朴实忠厚，作者给予赞扬。鲍文卿虽然是戏子，但是为了正义，行有操守，甚至受到太守的称赞，以为进士翰林都不如他。沈

琼枝是敢于同大盐商对抗的女性。在当时提起盐商，多少人都为其富贵奢华销魂夺魂，但是沈琼枝视钱财如土芥，她宁愿卖诗文、做女工，自食其力地生活。

《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优秀长篇讽刺小说，在讽刺艺术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既然是一部讽刺小说，讽刺是全书艺术生命的关键。首先，讽刺多变，风格多彩。虽然讽刺是一种手法，但是在作者手里已经变成完整的讽刺艺术。根据人物不同，情节发展不同，运用各种风格的讽刺进行适当的表现。总体而言，一是否定的冷嘲，这是对反面人物使用的讽刺，当描写王惠、汤知县、张静斋等污官劣绅时，以一种冷醒的笔法进行讽刺，从而把他们肮脏的心灵剥露得体无完肤；二是肯定的诙谐，当写王冕、虞育得、庄绍光等正面人物时的一种讽刺，比如庄绍光被皇帝问及百姓温饱与士大夫礼乐，何者为先时，以蝎子、卜噬写尽幽默的嘲讽，示意这种人物不可能成为治国之才，流露出可敬可叹可笑的心情；三是含泪的讥讽，对周进、范进、马二等人描摹时在极尽讽刺之妙之外，又蕴藏着无限的哀叹，悲绝的泪水，同情而无奈的心态就流自于含泪的讥讽笔端之中。但是情节发展了，人物身份、地位发生变化时，就会用不同的讽刺，如范进中举之后，不再是善意的讥讽，而是否定的冷嘲。无论哪种讽刺，其讽刺底蕴却是相同的秉持公心，以公心决定用哪种讽刺的方法，公心也是全书讽刺的批判精神的源泉。

其次，讽刺手法老到圆熟，精湛妙绝。一是夸张的讽刺随拾即是，如严监生临死伸出两个手指头，别人都不解其意，当赵氏把灯盏里的两根灯草挑出一根时，他才肯蹬腿咽气。严监生的吝啬，在这一夸张的细节中表现得十分透彻。二是情节的讽刺是另外一种讽刺手段，应当说全书的基本构思就是建立在讽刺性的情节安排上，在情节的自然发展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讽刺意味。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的态度完全矛盾，根本不能统一。这不仅构成了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而且这一自相矛盾的情节，讽刺了人情变化的根由。三是语言的讽刺，语言准确洗练，对话突出性格，但是，讽刺和幽默是贯穿始终的特色。

其三，在结构上采用了非常独特的形式，以鲁迅的话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刮目矣。”①全书没有主人公，但以主题为核心结构，由楔子、主体、尾声组成。楔子是第一回，尾声是五十五、五十六回。主体又分为四个阶段：儒生、名士、豪贤、恶俗，每一阶段推出某类的人物，形成一定的节奏感，因而虽然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但是并没有纷乱杂沓的感觉。另外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并没有留下转换突兀的痕迹。每段故事有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其他人物作为陪衬。到下一段故事时，原来的主要人物退居次要地位，另一些人物又成为主要人物。这样依次推出一系列人物，前后勾连，逐次传递，

非常自然地连成一个整体。

《儒林外史》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小说是受其影响出现的。由此形成批判封建社会的潮流，这一潮流延续到了“五四”时期。鲁迅曾表示要写一部《儒林外史》，描绘出绍兴的黑暗社会，只是自言不能象吴敬梓那样深刻。可见《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讽刺小说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