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 年)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作家原名为约翰·巴蒂斯特·波克兰,出生于巴黎一个富商的家里。他父亲是王室的室内陈设商,获得“王室侍从”的称号,有贵族头衔。王室陈设商有 8 个, 为王室提供陈设物品。他的父亲从小就让莫里哀熟悉经商,准备让他将来继承父业。因此他父亲根本不让他接受高级的教育。莫里哀到 14 岁时才开始学会读写。由于祖父的坚持,莫里哀才得到学习的机会,进入了教会中学, 在学校里莫里哀学习成绩突出。这所学校里的教师中有著名的哲学家伽桑狄,伽桑狄的自由思想对莫里哀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莫里哀还曾把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译成法文。从童年时起,莫里哀跟随祖父一起看戏剧演出,

他非常喜爱戏剧,对父亲的商业活动毫无兴趣。他父亲为他买下一个法律硕士头衔,还为他取得了律师职务。然而莫里哀并不想经商。1643 年,他与几个朋友一起组织了“光耀剧团”。这时莫里哀的热情集中于作一个悲剧演员, 莫里哀这个艺名就是这个时候起的。这个剧团因为他们经验不足,经营惨淡,负债累累。后来由于一个蜡烛商的控告终于解散,莫里哀自己则被关进了监狱。他父亲替他偿还了债,莫里哀出了监狱。但莫里哀仍然没有放弃从事戏剧事业的决心,出狱后又加入了另一个巡回剧团,做了喜剧演员。他在巡回过程之中,漫游了法国,深入了解了社会,这对他后来的喜剧创作打下了基础。作家的创作就是在这时开始的。莫里哀并没有想过要独立进行创作剧本,只是因为剧团缺少剧本,才把意大利的闹剧改编了一下。但是他的创作越来越远离意大利的闹剧,终于走向了完全的独立创作。1658 年,巡回剧团回到巴黎,这时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演员和剧作家了。他们的剧团在巴黎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从此剧团留在巴黎。在巴黎的 14 年,是莫里哀创作

最丰盛的时期。他创作 30 多个剧本,得到国王的赏识和保护。作家在 52 岁时,参加《心病者》的演出,当时他感到很不舒服,演出结果后几个小时便与世长辞了。由于作家的自由思想,教会不许把作家葬在教堂坟地上。后来国王出面,才在夜间与没有受洗的死孩子葬在一起。

莫里哀的戏剧美学思想,是理解他喜剧创作的重要部分。首先他认为戏剧应当是一面镜子,这种思想反映出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他批评古典主义悲剧脱离现实,完全陷于想象的世界之中,舞台形象公式化。从现实主义思想出发,又认为表演的最高技巧是自然朴素。其次他反对古典主义的戏剧体裁等级论,他认为喜剧并不比悲剧低劣,认为写悲剧“描画英雄,可以随心所欲。他们是虚构出来的形象,不问逼真不逼真;想象往往追求奇异抛开真实不管,你要由着想象海阔天空,自在飞翔,也就成了。可是描画人的时候,就必须照自然描画。大家要求形象逼真;要是认不出本世纪的人来, 你就白干了”。莫里哀并不认为喜剧比悲剧低的原因在于喜剧比当时的悲剧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其三莫里哀认为戏剧评价标准是使观众获得快感, 那些不能令人得到快感的作品无论怎样符合批评的法则,都不能说是好作品。“如果照法则写出来的戏人不喜欢,而人喜欢的戏不是照法则写出来, 结论必然就是:法则本身很有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到亚理斯多德那里寻找法则,最好的法则就是让观众喜欢。他并不反对古典主义原则,认为那些原则是常识和真实。莫里哀的戏剧美学思想具有反对迷古、尊重现实的倾向。他的喜剧作品就是如此,既有古典主义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古典主义的法则。

莫里哀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喜剧,这些作品主要分成两类。一是讽刺封建贵族与反动教会的作品。他的嘲弄贵族的作品描写了贵族在经济上的衰败, 也写了贵族生活的空虚无聊,糜烂放荡。他还对封建宗教的欺骗性加以揭露,告诉人们宗教的危害。《伪君子》是这一类作品中最具批判性的作品。

《可笑的女才子》(1659 年)写两个青年竭力模仿巴黎贵族,向两个女子求爱的笑话,讽刺了贵族沙龙附庸风雅的恶习。如作品里把椅子叫做“谈话的舒适”,把闻一闻说成“嗅觉的反应”。这部作品摧毁了巴罗克式的贵族沙龙矫柔造作的文风。《唐·璜》(1665 年)是根据西班牙的传说写的作品, 揭露贵族的罪恶。主人公唐·璜行为放荡,做恶多端。在他眼里,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是美人,恨不得占有每一个女子,连救过他性命的农民的未婚妻都不放过。生活花天酒地,入不敷出。作品重点表现的是他不信神,最后大地裂开,他被陷了进去。这部作品是离古典主义最远的,唐·璜性格具有多面性,不再是古典主义单一性格的人物。他勇敢善良,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援救不认识的受难者。作者又借他的嘴批判了社会的司法制度等。因此,如果在这部作品仅仅看出反封建贵族的内容是不够的。《恨世者》(1666 年)阿尔赛斯特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贵族。他对贵族的表面文雅、彬彬有礼,而实际上勾心斗角、自私自利、阿谀谄媚,加以嘲讽,最后他决定放弃贵族生活, 选择了隐居生活。

另一类是以讽刺资产阶级为主的作品。这类作品有一些是讽刺资产阶级巴结贵族向上爬的虚荣心,还有一些作品则写资产阶级视钱如命的本质。《丈夫学堂》(1661 年)与《太太学堂》(1662 年)是莫里哀从情节喜剧转向风俗喜剧的作品。后者讽刺了资产阶级金钱万能的思想。《吝啬鬼》(1668 年)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阿尔巴贡贪财如命,克扣子女的花费, 吞没他们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财产。为了省钱,要女儿嫁给年过半百的老人, 要儿子娶一个富有的寡妇。可是他自己却要续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儿子为了与情人结婚,就偷走他埋在后花园的一罐金币,这使他痛不欲生。从这个人物身上反映了资产阶级贪婪成性的本质,也表现了肉欲与金钱欲之间的冲突。《乔治·唐丹》(1668 年)也是讽刺资产阶级虚荣的作品,主人公为了取得贵族头衔,与一个破落贵族的女儿结婚,结果妻子与人私通,岳父母瞧不起他,使他备受侮辱。《贵人迷》(1670 年)是与《乔治·唐丹》内容相似的作品。在莫里哀晚年创作中《司卡班的诡计》(1671 年)是最为出色的作品。司卡班是一个仆人,却比他的主人聪明果敢,乐观快活。他帮助小主人结成良缘,还把满脑子封建思想的老主人骗进袋子里痛打一顿。作品表现出对封建等级观念、司法制度的批判精神。

莫里哀最主要的作品是《伪君子》(1664~1669 年),由于这部作品的强烈批判性,屡屡遭到禁演的恶运。莫里哀为了能够上演,进行了 5 年之久

的不懈努力。首次演出是在 1664 年,于凡尔赛宫上演,演出的是初稿,只有三幕。初次上演后随即被巴黎大主教和皇太后禁止演出。在同一年,莫里哀上呈陈情表给国王,要求上演这部喜剧,但是没有得到批准。这期间,莫里哀修改了作品,并在显贵的府邸演出。1667 年,国王批准修改后的作品上演,但只演了一场。巴黎议会主席趁国王不在巴黎,第二天又禁止演出。巴黎大主教则宣布教民不得阅读或听人朗读这部作品。1669 年,国王再次批准

上演这部喜剧,这次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轰动了整个巴黎。

那么为什么多次被禁演呢?天主教教会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到沉重的打击,但在这一时期又猖狂起来。教会利用宗教裁判所,残酷地迫害和镇压具有自由思想意识的人,把他们送进疯人院、监狱,甚至用火刑活活地烧死。这一时期无神论思想颇为活跃,在与之斗争时候天主教教会采取了更灵活的方法。在那些宗教狂热分子的倡议下,组织建立几十个名目的教派修会,并接受神父的暗中操纵和监视。在巴黎则有“圣体会”,这是由一伙假信徒组成。这个修会把自己的成员派到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家里,首先骗取别人的信任,然后进行侦察、监视的活动,并要他们自动坦白,随后就把材料交到宗教裁判所,以残害自由思想人士。这个修会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伙卑鄙的宗教特务。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王曾经下令禁止非法集结宗教团体或帮会。这个“圣体会”的支持者便是巴黎议会主席,还有淫荡无耻的皇太后。

《伪君子》正是把“圣体会”作为批判讽刺的对象,激怒了“圣体会”的支持者。因而《伪君子》难免要遭到禁演的命运。

作品的大致内容是宗教骗子答尔丢夫以其招摇耳目的虔诚手段,骗取了奥尔恭的信任,来到了奥尔恭家里,成了奥尔恭的精神导师。奥尔恭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了进一步表示对答尔丢夫的崇敬,奥尔恭毁掉女儿玛丽亚娜的婚约,要女儿嫁给答尔丢夫。就在这时,答尔丢夫趁奥尔恭不在,就向奥尔恭的续妻调情,试图勾引欧米尔。可是不巧被奥尔恭的儿子达米斯看见。达米斯揭发了答尔丢夫的丑行。狡猾的答尔丢失故做蒙受不白之辱的模样。奥尔恭偏偏相信他,竟剥夺了儿子的财产继承权,并把儿子赶出家门。奥尔恭把财产全部赠给答尔丢夫,并要女儿尽快与答尔丢夫成婚。为了使奥尔恭清醒过来,家人叫他钻在桌子下面,亲眼看答尔丢夫如何勾引欧米尔。当答尔丢夫真正面目被戮穿时,马上凶相毕露,要奥尔恭滚出自己的家,还要告发奥尔恭的政治秘密。但是国王明察秋毫,宽恕了奥尔恭,把答尔丢夫送进了监狱。

答尔丢夫是这出喜剧的主人公。他原是一个破落的贵族,连一双鞋子都没有。为了寻找出路来到了巴黎。他利用人们对宗教的狂热心理,装出极为虔诚的样子,蒙骗教民。他口口声声宣扬苦行主义思想,一上场就带着教鞭和贴身鬃毛衣,装扮成一个苦修士,好像根本没有享受生活快乐的样子。他对生命极为怜惜,连弄死一个跳蚤都要忏悔半天。对财产更是没有欲望,奥尔恭给他一些施舍都拒绝,即使接受施舍,也当即分给穷人。可是他出现在舞台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勾引欧米尔,开始还打着上帝的旗号,来掩饰自己的肉欲。

“我一看见您这绝色美人,就禁不住要赞美手创天地的万物之主,⋯⋯我的心不觉发生了一种炽热的情爱。最初我很怕这种秘密的爱恋是魔鬼的巧计,我因此把您当作了我永生幸福的一种障碍,⋯⋯不过到后来,可爱的美人呀!我才明白这种爱情原可以不

算做罪恶的,我很可以使它和圣洁配合在一起的。”第二次勾引

欧米尔时,就不同于这一次,完全抛开了上帝,也丢开了道德,完全赤裸裸地现出淫荡的肉欲。没等谈完话,就急急火火地要得到实惠。他说:“如果您只抬出上帝来反对我的愿望,那么索性拔去这样一个障碍吧,这在我是算不了一回事的。”并且告诉欧米尔坏事只有被嚷嚷时,才是罪恶。如果一声不响地犯过失,就不是过失。到自己的真相无法再掩盖时,就摇身一变, 露出霸占别人家产,还要把人置于死地的真正阴谋。在答尔丢夫身上,体现出宗教的伪善性;如果揭下伪善的画皮,就会发现其凶残、贪婪、兽性的本质。自从答尔丢夫出现于世界文坛之后,他的名字成了伪善的同义词。

奥尔恭是思想保守的巴黎富商,对宗教有疯狂的热情。他可笑愚蠢,与愚蠢相伴而行的是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极力维护封建家长制的道德规范。通过他被答尔丢夫欺骗,几乎家破人亡,揭示宗教对人的危害。但作者对他还有一定同情,对他的讽刺也是善意的。

桃丽娜是具有反抗性格的女仆形象,她头脑清醒,心地善良,聪明机智, 又大胆勇敢。全家她第一个看破答尔丢夫的真实嘴脸,到处揭发答尔丢失的虚伪性。为与答尔丢夫斗争,联合奥尔恭家里的成员。第一幕第一场她就说: “他的行为、他的性情只是一味地假仁假义。”在与答尔丢夫斗争中,她不害怕冒犯奥尔恭的家长尊严,其实连奥尔恭的女儿玛丽亚娜都非常害怕这个暴躁专制的父亲。为了争取玛丽亚娜的幸福婚姻,她不怕挨耳光,坚持说这是错误的婚姻。奥尔恭叫她闭嘴,可是她偏偏每句话都要插进去。她还认为,爱情这种事不能由别人做主,也不应当“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她所厌恶的男子”。桃丽娜虽然是一个仆人,但是在与答尔丢夫斗争之中她最有办法,也最果决。她具有反宗教、反封建的光辉思想。

在艺术上,莫里哀基本遵从了古典主义方法,情节发展限制在 24 小时之内,动作全部发生在奥尔恭家里,事件写了答尔丢夫以欺骗行为谋取奥尔恭家的家产的过程。人物性格也具有古典主义文学人物性格单一的特点。虽然单一的性格不够丰富多彩,但是性格由于单一性显得非常突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只要看过《伪君子》,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人物。这正是单一性格的艺术作用。

在结构上采用非常独特的形式。前两幕答尔丢夫没有出场,直到第三幕第二场才登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前两幕中没有写答尔丢夫,而是采用侧面表现的方法。作品一开始就写柏奈尔夫人喋喋不休地在骂家里人。在她的眼里只有答尔丢夫是一位道德君子。可是家里的一些年轻人则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从他们的言谈之中侧面描写了答尔丢夫在奥尔恭家里的影响。接着又写了奥尔恭要把女儿嫁给答尔丢夫,从这些对话与动作之中,写了答尔丢夫的虚伪。直到答尔丢夫上场时,观众对他已经不陌生了。这种手法可谓一石二鸟,既描写了奥尔恭家里人的性格思想,交待了家里的人物关系, 同时又写了答尔丢夫。这一手法使作品结构紧凑严谨,具有古典主义的特

点。

除了一般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之外,《伪君子》还具有作为喜剧的美学价值。喜剧是笑的艺术,《伪君子》的笑即滑稽又严肃,不同一般的闹剧,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么作品又是怎样达到喜剧的艺术效果呢?阿·尼柯尔曾说:“贬低、不一致、机械作用和解脱之感,都是笑的源泉,⋯⋯不过在这些源泉当中,最巨大的源泉无疑是不一致。”《伪君子》的喜剧性就是依赖于不一致性,在不一致中引发出喜剧的笑。为了强化不一致性,作者结合使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夸张答尔丢夫的虔诚之举,从而突出他真实的另一面。答尔丢夫的言语与动作,心灵与行为,前面与后面,都彼此矛盾。他一看见桃丽娜,就给桃丽娜手帕,要她遮盖双乳,极其夸张地表示自己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可是接着他干的却是勾引欧米尔。喜剧在以人物性格作为笑料时,常常是以人物性格缺陷作为喜剧基础。“智力上的缺陷是喜剧家最便于运用的一种主题。缺陷可以是邪恶的,也可以不是邪恶的,但必须是愚蠢的。”莫里哀在塑造奥尔恭这个喜剧人物时,就是运用智力缺陷取得喜剧滑稽可笑的效果。奥尔恭的愚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生理缺陷的愚蠢。他的愚蠢主要是他自己的宗教狂热与答尔丢夫的欺骗所致。他对宗教的热情越高,就越容易失去理智,变得呆头呆脑。越是愚蠢,就越是容易被欺骗。因此奥尔恭的愚蠢,不仅仅是性格类型,而且是具有思想基础的愚蠢,因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危害。正因为如此,《伪君子》不同于一般喜剧,成为布瓦洛所说的冠绝古今的高级喜剧。

莫里哀按照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创作《伪君子》的同时,还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原则。随着情节的发展,对奥尔恭不仅仅是笑,还有同情怜悯。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奥尔恭被答尔丢夫夺去了财产,而且生命也危在旦夕。正是奥尔恭面临灾难的威胁,使作品之中出现怜悯的体验。因此这里的情境决不再是轻松愉快的了。喜剧人物应当没有受到迫在眉睫的灾难威胁,就走向圆满的结局。可是《伪君子》中却让奥尔恭处于危险境地,改变了喜剧的原则, 也就是说莫里哀把悲剧因素加进了喜剧之中。这显然有悖于古典主义动作的整一原则,也违反了悲剧与喜剧不能融合的原则。莫里哀的处理产生了新的戏剧效果。这种严肃的怜悯体验,有助于对宗教欺骗性的认识,也加深喜剧的思想深度。

作品的结局转变突然,常常被学者们指责。答尔丢夫在法律上已经取得了胜利,财产将属于他。但是由于国王的出面,奥尔恭保全了性命,也守住了财产。这一结局似乎没有多少现实的可能性。莫里哀这样处理结局,主要还是为了颂扬王权;古典主义文学拥护国王是一大特点。然而莫里哀如此处理还有其他原因,国王对《伪君子》的上演给与支持,从作家的思想到当时形势都需要这样处理。但是这种结局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国王的需要,从情节发展本身来看也是合情合理:一、答尔丢夫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国王对他早已有耳闻,因此对他的出现,国王是有所思想准备的。二、从答尔丢失

性格本身来看,那种过火的虔诚之举并不是难以识破,加上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只要具有正常智慧,不会看不出他的骗局。只有像奥尔恭那样的宗教狂热者,才会被蒙骗。事实上,在作品之中,只有奥尔恭和柏奈尔夫人被他欺骗。这种写法既提示了宗教狂热的危害,也真实地反映了宗教的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