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 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青、云亭山

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第 64 代孙。他早年受过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爱好诗文，精通音律。康熙十四年（1685 年），康熙皇帝南巡回京时到曲阜祭奠孔子，孔尚任被召到御前讲《论语》而受到褒奖，于是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以后又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等职。他在幼年时从族兄孔方训那里听说了李香君血溅诗扇的故事，就产生过以此为题材写戏的想法。后来他奉命到江南治水时，与明朝遗老吟诗唱和，游历江南名城，搜集南明王朝的史料，为他写作南明王朝兴衰的戏做好准备。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他的《桃花扇》历经数十年惨淡经营，数易其稿，终于成形，上演后影响甚大。南朝遗老看后重新勾起亡国之痛，也引起朝内一些人的不满。结果没有半年，因一件文字祸，被罢官回家。除《桃花扇》外，他还与顾彩合写了传奇《小忽雷》，写弹小忽雷的唐女郑中丞的故事，描写了文士与官宦之间的斗争。艺术水平不及《桃花扇》。他留有《湖海集》、《岸堂集》、《长留集》等诗文集。

《桃花扇》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难得的悲剧作品，它打破情节团圆的模式，写出的情节冲突与内在冲突一致的悲剧作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不同于中国悲剧的传统模式，是一部类似西方悲剧的作品。胡适曾说：“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①《桃花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例外现象，从美学价值上讲，具有特殊地位。

《桃花扇》同《长生殿》一样，是一部政治与爱情的悲剧。如果说《长生殿》是借政治悲剧来写爱情悲剧，那么《桃花扇》则是以爱情悲剧写政治悲剧，抒发亡国之悲，失国之恨。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忧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叁佰年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①作为政治悲剧，主要分析明朝灭亡的根源，总结教训，以惩今后的统治者。政治悲剧的冲突是以明朝的存亡为核心，剧中的主要人物的活动无不与这个核心冲突有关，明朝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明朝的灭亡对剧中的主要人物而言，都将成为亡国奴，亡国奴的地位将改变人物已有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无非是三种类型。这三类人物有恶有善，或褒或贬，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观念，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明朝灭亡的原因。他们都希望明朝江山长存，但是这种愿望与现实冲突，他们面对现实束手无策，最终在现实的悲剧中走向失败。

第一类人物是明朝的中流砥柱，他们为了明朝的存在和兴盛，尽忠极义。只要国政安泰，不计个人安危。为此他们嫉恶如仇，与阉党权奸不遗余

力地斗争。与清兵勇敢拼杀，誓死而战。但是他们没有能把阉党除净，也没能保住明朝，南朝弘光小朝廷更是短命。随着南明王朝的崩溃，史可法、左良玉等人带着一片孤忠死去，成为悲剧人物。且看《哭主》一出，崇祯皇帝缢死于后花园消息传来，左良玉等将领痛哭流涕，悲痛欲绝。

“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这恨怎平，有后天作证：从今后戮力奔命，报国仇早复神京，报国仇早复神京。”①

这一段唱腔沉郁慷慨，崇高悲壮，英雄气概，直抵云霄。左良玉自知文臣无谋，武将不猛，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在这一现实面前，他还是发誓要恢复明朝，收复北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如同天地分离，不可复合。但越是如此，就越把这一不可解决的冲突构造为悲壮崇高的体验形式，使之具有强烈的悲剧美感。史可法孤军奋战，以纵横老泪，感兵将，泣天地，拼死抵杀，仍然不可挽回城陷人亡的结局。《沉江》一出，悲剧冲突表现为悲凉的孤独。欲保江山无门，欲救朝廷乏力，冲突得不到解决，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彻底地孤独，表现出悲剧体验的美感。

“撇下俺断蓬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②

在史可法的无兵救授、孤独奋战中，还表现出史可法的无能。他虽为武将，但不威猛，竟以纷纷浊泪去感动兵将，驱使奋杀。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与无数敌兵的进逼，再次构成不可解决的冲突，也表现为孤独。从一个方面揭示明朝灭亡的必然原因。

正面人物有侯朝宗、陈定生等东林、复社文人。他们对明朝赤诚明鉴，然而他们在剧中的行为无非是痛骂阉党，娱于声色，除此并没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壮举。当然这与他们朝政不可闻相关，但当有了一定重任时，也是气有余，智不足。由于高杰有勇无谋，侯朝宗受命同去防河。高杰不听规劝，侯朝宗竟然不再设法阻止，拂袖而去，全然不顾史可法的重托，导致高杰被杀，防河失败。以侯朝宗为代表的清朝文人的误国之责，是构成悲剧冲突的一个方面。

第二类人物是那些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虽然不是正面形象，但也有一定的悲剧性。他们和正面人物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同样希望明王朝长存。他们的目的虽然和正面人物相同，但出发点却全然不同。他们并不是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以自己升官发财为重，因此奸邪卑鄙，无恶不作，滥杀东林，捕捉复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排挤史可法等人，没有考虑到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恶果。更为严重的是派刘、黄三镇的兵将去堵截左良玉，使河淮一带千里空虚，清兵一到，长驱直入，因而断送了南朝。他们权势斗争的结果，并不是使自己得到更大的权力，相反不仅失去权力，连性命都丢落于荒野。目的与行为之间的悖反，使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另外他们

一旦大权在握，就急于酒色之乐。弘光皇帝日日忧愁，竟然不是为了京城已失，朝廷文臣无谋，武将不威，而是为了缺少可娱女色。弘光皇帝自然也不想丢掉皇位，但是一如那些奸臣，目的与行为的悖反构成不可解决的冲突，使他陷于毁灭之中。在这类人物身上，不会显现出怜悯等体验形式。在他们身上，冲突在体验中更多地构造为焦虑，焦虑他们的行为可能形成的可怕结局。这种焦虑在南朝的灭亡和众多人物的死亡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朝廷内部权势派系的斗争，内耗了本来已经十分衰败的明朝力量，加速了南明的灭亡。江北四镇为了争夺扬州，发生自相厮杀的内讧。左良玉之死就是内讧的悲剧。内讧中，如果奸臣死亡，可能会少一点悲痛，但是内讧中死去的都是欲救国家的正面人物，这也添加了几分作品的悲剧意味。这是孔尚任“末世一救”的创作目的。

第三类人物是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他们也同前两类人物一样，希望保住明朝江山。他们比第一类当朝或在野人物显得更具胆识，更为果敢，更会明辨是非曲直，善恶良佞。柳敬亭投书一段，写得非常精彩，他比左良玉要显得机智有胆。这里，一个是元帅，一个是艺人，对比异常鲜明。然而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下层人物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他们不能主宰朝政变化。这也是构成悲剧冲突的一方面，有见识的无权，有权的则无能力。明朝的灭亡，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或是隐入山林，或是遁入空门，这是不可解决的冲突的继续存在的形式，因此他们也是悲剧人物。

孔尚任在艺术结果上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明朝灭亡是通过李、侯爱情的悲剧表现出来的。侯、李的爱情悲剧对整个作品的悲剧有几层意义：（一）侯、李的爱情真挚而深情。他们因权奸的迫害而分离，李香君为了守节坚不下楼，拒绝再嫁。为了抗婚，撞破了头，由此可见她的爱情追求和渴望。他们二人最后虽然得以相见，但终不成眷属。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是明朝的灭亡，在国家灭亡的情况下，个人的爱情已经失去意义。张道士说： “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①一言既出，震聋发聩，侯李二人翻然顿悟，割断花月情根，各入空门。国家的灭亡不仅毁灭了国家的意义，而且毁灭了爱情的意义，甚至是人的生存意义，一切都在毁灭中归于虚无。也就是说，悲剧的毁灭摧毁的不仅仅是邪恶，还有那人类“追求的一切至善至美的东西”①。从悲剧结局的毁灭体验中提出人类找不到答案的一个问题：最终都是虚无，那么人的存在意义在哪里？这一形而上学的问题把人们引入形而上的悲剧思索和快感。（二）李香君是一个秦淮名妓，她与侯朝宗的爱情表现了她的善良与正义，她之所以愿意嫁给侯朝宗是因为他的文名和正气，其实她比侯朝宗更具强烈的善恶爱憎。《却奁》一出怒斥侯朝宗善恶不明，欲救阉党阮大铖。《骂筵》一出，她痛骂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②一方面通过李香君的形象表现出当时下层人民的鲜

明态度，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南朝灭亡的原因。侯朝宗代表的复社文人，在国危家难的关头，追花逐月，沉迷于男女情爱之中；阉党之流，以娱妓为乐，不思救国，必然成为亡国奸臣。侯朝宗与阉党在和女性的关系上有类同之处，虽然前者追求爱情，后者玩弄女性，但是他们都是在国家危难之际，纵行于与救国无关的男女关系，这也是导致南朝灭亡的原因。不过孔尚任并没有女色误国的思想，实际上李香君在救国意识方面远远高于侯朝宗，当然更不能与阉党相提并论。这恰恰是李香君形象的光辉之处，也是南明朝政的可悲之处。

《桃花扇》的悲剧体验现象并不是在一两个主人公身上显现出来，而是从主要人物身上分别表现出来。某一出某一人物显现于某种悲剧体验形式中，但是这些体验汇成完整的体验流，使《桃花扇》显现于一个流动的完整的体验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