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悠久的古代寓言

印度的文化宝库里，有丰富的古代寓言。这些寓言，短小精悍，构思巧妙，语言深刻，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机地结合一起，以鲜明的形象和简洁的哲理启迪人们的智慧，揭露丑恶的现实，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均起了重要作用。印度寓言有明显的民族特色，不愧为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宝库，在本国，乃至世界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在今天，寓言仍然熠熠闪光，有着现实意义，起着重要作用。

印度古代寓言出现很早，在公元前 15 世纪前后写成的《梨俱吠陀》中已

有记载。印度寓言比希腊的要早，恐怕这是事实，因为公元前 6 世纪《伊索寓言》里已有不少印度寓言，可见印度寓言早就对希腊发生了影响。中国这方面也受到印度的影响，那是后来的事情。

印度寓言，起初来自民间，是人民口头创作。“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学派都想利用老百姓所喜欢的这些故事，来宣传自己的宗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同一个寓言故事，可见于佛教的经典，也可见于耆那教的经典，还可以见于其它书籍。佛教徒把它说成是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耆那教徒把它说成是大雄前生的故事，其他人又各自根据自己的信仰把它应用到其他人身上。”①因此，原来的寓言就有所分化。

印度寓言的高度发展，即它的黄金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当时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繁荣的同时，由于小王国林立，相互攻伐，使商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印度人民从很早的时代起，就有一个强烈的统一愿望，希望过和平安定日子，人们思想非常活跃，从而引起了科学、文学和哲学等学术的空前繁荣，也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教派的弟子们，为了宣传宗教和提供例证，以及统治者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他们全都看中了民间流行的生动活泼、语言精辟、深入人心的民间寓言，或收集整理，编成专集，或改造修改，杂入经典。例如《五卷书》、《益世嘉言集》、

《百喻经》等等，就属这类。

印度寓言故事倍受欢迎，世代流传，影响很大，这与寓言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它的特点之一是富有反抗精神。而由于社会残酷，压迫沉重，斗争复杂，人民百姓的斗争和反抗方式也要讲究。出于斗争的需要，要曲折隐晦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需要托物寄言。加之印度的自然特点，多有珍禽异兽，于是大量动物形象进入了寓言故事，这是印度寓言的又一特点。它告诉人们：凶恶残暴的动物本性难改，是善良被害动物的敌人；只要他们存在，山林的世界就不会有和平安定的生活。这类寓言故事想象丰富，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我们自然应当把它们当作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艺术品来欣赏，而不会把它们等同于动物学的文章来看待。故事的结局，总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是印度寓言的又一特点。例如印度寓言《聪明的兔子》，讲的是聪明弱小的小兔，为众兽报仇，巧计使凶恶的狮子掉进井里淹死。这些故事，总是弱者用团结和智慧的力量打败愚蠢的强者。写的虽是动物，表现的则是现实社

①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415 页。

会中的斗争。尽管这些在现实生活中虽属少见，有时也难于实现，但是却表现了人民的理想与愿望，它是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意志体现。这些寓言故事，既是动物的事，又是关于人的事，但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事。这是人与动物的统一，现实与幻想的统一，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它鼓励受欺侮的弱者起来反抗，启迪人们，在吃人的社会里，被压迫者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不少寓言故事是通过不同动物的典型形象来表现。这是印度寓言的又一特点。大多数情况下，凶恶残暴的典型是通过老虎、豺狼来表现；善良被害的典型形象是通过山羊和兔子等表现；狡猾者的典型是通过狐狸、猴子等表现。这些典型形象与动物本来习性特点有关。但是，也不完全固定。如猴子有时做好事，有时做坏事。狐狸也是同样。老虎的形象也是如此，有时是凶暴者，有时又是被害者。它们的形象之所以不同，原因很多，主要同它们所处的地位、关系、行为的不同有关，因而人们对它们的态度也就不同了。因此，一个动物的习性特点，往往是多方面的。只是根据故事的主题需要，突出它的不同习性罢了。不能只看它的一个特点，一个性格，而是要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以及故事的主题思想不同，来区别对待，看它处于什么地位，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和起些什么作用，给以具体分析。

寓言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印度寓言的又一特点。翻开印度的寓言，仿佛看到天鹅抬着乌龟在天空飞翔，接着又听到乌龟因自满开口讲话，掉在地上而被甩成粉身碎骨的声音；又仿佛看到一只狼掉进染缸后的可怜样子，而后又招摇撞骗的可憎举动；一只狐狸耀武扬威地走在老虎面前，也不由得使人深思，现实生活中有谁是这种形象，等等。印度寓言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乃至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栩栩如生，生机勃勃。

印度的寓言故事主题很多，内容广泛，除了政治性和宗教性的以外，还有许多教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活、劳动、学习、斗争等方面的寓言，或者告诫人们如何掌握事物的规律，避免犯错误等等。有的教人要未雨绸缪，勿临渴掘井，如《聪明的天鹅》；有的教人办事要调查研究，避免主观主义，如《鹦鹉黑姆林格》；有的教人要纳人善言，不要忘乎所以，如《爱唱歌的驴》；有的教人要有自知之明，如《狼崽儿》等等。有些寓言短小精悍，含义深邃，形象生动，耐人寻味。甚至读后使人捧腹大笑，而在笑的背后，却包含一些尖锐的讽刺和深刻的教训，给人们以启发。

印度寓言结构新颖，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故事的编排常常是全书有一个基干故事，然后故事中又派生出新的故事，如此环环相套，从而编织成一个庞大的故事集。故事集的规模之大，令人惊叹不已。而读起来又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使读者恨不得一口气想把全书读完。这种风格，不乏其例。

上述寓言故事的特点，为印度所特有。同时，对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影响甚大。

印度古代寓言故事传入中国后，很大一部分保存在佛教书籍中，有些故事大概是印度佛教徒从民间流传的材料里取来，也有些可能是信仰佛教的人创作的。这许多寓言故事传到中国被译成汉文后，便成了我国文学宝库的一部分。信仰佛教的人重视这里面的宗教教训，而一般人和文学家却对那些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描写感兴趣。尽管故事情节有时很奇怪，寓言里还夹杂着宗教教训。但是很多作品都是富有生活气息，为历代人所喜爱，被人们作为

文学作品来欣赏。这类作品集很多，例如《杂譬喻经》、《杂宝藏经》、《六度集经》、《大庄严论经》、《百喻经》等等，这类作品译成汉语后，使人耳目一新。我国古代旧有的文学流传在新来的外国文学刺激下，生长出了新的花枝，得到了新的发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 中国文学的发展，早在远古时代就受到印度寓言的影响，那时候的所谓文学只是口头文学，还没有写成书，内容主要是寓言和神话。到后来影响就更大了，在先秦的书籍里有不少从印度传来的寓言。如《战国策·楚策》中的狐假虎威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例。秦汉时，社会上盛行神仙，从东汉起，不少佛经被译成汉文，晋以后越译越多，佛经中有许多寓言故事，到了六朝时代，由于原来就流行神仙传说，加上从印度传来的说佛谈鬼的风气，于是出现了鬼神志怪之类的书籍，最突出的是“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等内容。后来内容范围逐渐扩大，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成为唐朝的传奇小说。唐代的另一种新文化是“变文”，它是诗歌和散文相结合的形式，是一种通俗而生动的文体。它最初专门讲佛经里的故事，以后才增加了新的内容。因此变文的产生与印度影响有关，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到后来变文又直接影响了宋代的话本，就是所说的故事书。宋朝“说书”行业很发达，与上述影响有直接关系。

我国元代戏曲与印度文学的影响也有密切关系，正如季羡林教授所指出的，有很多杂剧取材于唐代的传奇，像马致远的“黄梁梦”取材于《枕中记》，郑德辉的“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取材于《柳毅传》，这都是最著名的例子①。因此我们可以说，印度的文学也影响了我国的元代戏剧。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他一再指出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他指出“汉武帝内传”窃取了佛教的东西；还指出，吴均《续齐谐记》里的阳羡鹅笼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国书生，但是在晋人荀氏的《灵鬼志》里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这里不是一个中国书生，而是一个来自外国的道人。他用这一例子来说明印度故事中国化的过程②。

中国现代许多文学家也受到印度寓言的影响。例如“小说家沈从文有时候也取材于印度的寓言文学。他利用这些材料主要是通过汉译的佛经”。他的一部叫做《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里，几乎都取材于汉译佛典。供他取材的书有：《杂譬喻经》、《智度论》、《长阿含经》、《大庄严论》等。

印度寓言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通过佛教、佛经的传入而发生的，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音乐、音韵、美术、医学、哲学等等。今天我们为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正在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要研究中国文化，也要研究印度文化和印度佛教。季羡林先生说过：“弄不清印度文化和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这话千真万确。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不仅我国文学发展受到印度的影响，如前所说，就连我国的绘画、语言、音韵、建筑、音乐、舞蹈、医药、天文等等也都无不深受印度的影响，弄不清印度的这些影响，就无法弄清我们自己的家底，“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

① 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中印智慧汇流”一文。

② 见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32 页。

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①可见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同中国的重大关系。

① 季羡林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264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