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路

秦文君

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发誓要做个作家。当时我认为，只要发表一篇文章就是作家了，所以不是个奢望。

我最早对文学的兴趣来自父母的影响，他们都是文学爱好者，是畅销书忠实的读者。母来得到一本新出版的小说，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做起家务来就心急火燎，急着把一家人安排停当，好独自沉浸到书中去，我半夜醒来，总发现母亲屋里的灯亮着，还传来轻轻的翻书声。

我父母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并且他俩的文笔亦不错，但不知何故， 他们从来不尝试创作，甘愿永远做痴情的读者。我受父母的潜移默化，也读了大量名著，上小学时，就开始找书看，看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居然也能断断续续地看懂书的主流和人物的故事。

书读多了，作文自然就能写出花样，四年级上，老师布置一篇作文， 题目为《雪》，我写得很别致，很受老师赞赏，后来还送到少年宫去参赛。虽然这次作文比赛没传来佳音，但对我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那时，教师让我们每人写“我的理想”，不知怎么我选择了“作家”。我的父母和老师都不相信这话有一天会变成现实，但是，他们却高兴。父母很盼望家里能出一个文科方面的人，至少能和他们那样爱读书。

理想确定后，我就开始了初次的文学尝试。我根据一个好人好事表扬稿改写成了一个故事，大意是：甲拾到一只钱包，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失主乙；但在寻人过程中，甲的钢笔掉了，恰恰被乙捡到，乙也四处奔波找失主，结局是皆大欢喜。应该说，这是一篇很落套的文章，编造痕迹比比皆是。我把这篇作文投到一家故事丛刊，接着、我把月月省下的早点钱去买这本丛刊，找自己的大作。又过了一段日子，作文退回来了，我倒不太伤心， 因为编辑部的退稿信上有很多鼓励的话，措词很客气，让人读了受宠若惊。我父母得知此事，也很欣慰，觉得我很有勇气，而且，是真的用心在实施“作家”计划了。进了中学，我倍受语文老师赏识，作文时常被当成范文朗读， 那大都是议论文。老师评点说，文章严谨、机智、犀利；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都为之陶醉，觉得自己已与作家的称号越来越近，我把这些作文装订成册， 珍藏了许多年。

中学毕业时，正逢“上山下乡”，我被分配到黑龙江林区，一个遥遥数千里外的冰雪世界里去务农。当时我 17 岁，从未坐过轮船、火车，甚至连上海许多著名的大马路都十分陌生。临离开上海时，我手捧那本作文集， 心想，有它壮胆，我信心百倍：有写作天才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我面临的是一个纷繁的世界。很快，我就意识到我过于自信了。严酷的气候、力不从心的重体力活以及纷纷变得消沉的同伴，这一切都使我措手不及。一天劳累下来，再翻翻作文册就觉得那些作文那般不合时宜， 充满沉重腔，于是就想写些新的能激励自己的东西。自小就许下的诺言使我害怕碌碌无为，害怕环境把自己消磨得一无所有。

每晚，在破旧的帐篷内写下自己的感受。那时，我们 30 个“知青” 合住一个帐篷，一到晚上，大家打扑克，说笑话，要不就是哭哭啼啼地想家， 我就在一片闹哄哄中写着，没有桌椅，就用一块搓衣板垫在膝盖上写。当时写的都是口号式的东西，诸如，永远不向生活低头，勇敢地飞翔之类。每每写到此，我就寻到一种庄严的心境，觉得还有盼头。

那时的我瘦兮兮的，个子又小，同伴戏称我“红小兵”，总之，在他们眼中，我是毫不起眼的。一次，我却一下子在连队里出了名，原因是我的笔记本被人翻看了，大家都晓得我想练写作。一度，我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有人追着我问：你知道作家是容易当的吗？还常有人拿着纸说：喂，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然后就笑话我的字写得那么难看，还做作家梦。有一阵，我拒绝让人看我的字，连工资单上的签字也请人代替。可也有几个好心肠的同伴为我愤愤不平，说是学写作和学打毛衣一样，都是学本事，为什么不可以。使我永远难忘的是一个叫玲玲的女孩，她也酷爱看书，她相信我的梦想，并且带着崇敬让我写一本厚书，把她的遭遇写进去。

这是我最初的写作使命感：为了不让玲玲失望，为了让嘲笑我的人大吃一惊。现在想来，还是一种孩子式的赌气。

我那时并不知道该如何起步，只晓得最有分量的是长篇小说，所以就决定先写一部长篇再说，等长篇写罢再写一个中篇，一个短篇，各种形式都完成一篇，即使死了，也死而无憾。我那时就想得那么绝对。

我的长篇小说写了一个连队，主角是个叫志坚的女连长，围绕着她展开了故事，文中有坏人，也有些受摆布的糊涂虫，可志坚却是个永远正确的英雄。文中的所有人物和故事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喜欢让他们吵就写上一段争论词，有时也让坏人出洋相、倒霉，爱憎十分明确，好人总占上风。前一阵，我还翻看过这部手稿，尽管稿纸己发黄，可北方土炕上特有的烟熏气却年深月久地保留着，令我忆起当年的辛劳。

那篇稿子第一次写了 100 多页练习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其实还没有写到结局。为什么突然刹车了？主要是无法写下去，我的词汇很少， 常常重复不说，有时找不到恰当的后来描写，就只能做个记号，空留在那里。

那 100 多页的小说大约有 30 多万字，我写了整整 3 年， 这是我最初缴的“学费”。

正在这时，连队订阅了一份《大兴安岭报》，第四版是副刊，刊登一些微型小说、抒情散文之类的小文章，内容都很有生活气息。我看了很有启发，也蠢蠢欲动，那天，我们连队有一对夫妇吵架，大家都去围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家人吵得那么恶狠狠的。当晚，我就写了一篇短文，四五百字，投给《大兴安岭报》。经过三年的练笔，我写得十分顺手。一周后，我收到编辑的亲笔信，稿于虽然没用，但他肯定我描写生动，有写作基础，但希望我读些哲学书，加强对生活的理解。同时具体地指出我把这对夫妇写得像你死我活的仇敌，实际上这之间有复杂的感情，有爱和恨的交织。

收到信的那天，我激动异常，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寻到了什么。我终于意识到写作和生活、人生的密不可分。

我开始了长期打算，从读《社会发展简史》起步，读了一系列书， 同时放弃写一些编造的故事，而是写对人物对环境的观察札记。几年下来， 记了整整 4 本。点点滴滴，也汇集了 20 万字。这些，后来成为我写作的一笔财富。

直到 1981 年，我才发表了第一篇处女作《甜甜的枣儿》， 才一千字。而它的基础是 10 年的努力，50 万字左右的练笔。

我没有找到捷径。但我总想，假如没有这条弯弯曲曲的崎岖路，我不能在后来的十年中一鼓作气地写出二百多万字的作品，并且先后获全国及省市级以上儿童文学奖 20 多项。我在那段困苦的岁月中，考验了自己对文学

的爱和真诚。

（选自 1994 年第 3 期“名家热线电话”）